红莲相倚浑如醉1
《星月皎皎水边城》红莲相倚浑如醉1,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最初的四个月，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新婚生活一派平和。每天一早，沈从文就在院里的老槐树下摆一张八腿红木小方桌，桌上放一叠白纸，开始写作《边城》。北方明朗的阳光透过槐树的枝叶洒在桌面上，一片细碎，空气清新而沁人心脾。沈从文的心也如一泓秋水，静却不滞，缓缓道出那一段悠远的爱情故事。
那个故事浸透了5月的斜风细雨，也承载了6月夏雨欲来时的闷热与静寂。沈从文将从前自己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在追求爱情时遇到的痛苦，都宣泄在了这部作品中。张兆和噙着眼泪读他写出来的故事，因为在那个故事中也依稀照见了自己的影子。
其实，1931年至1933年正是沈从文在精神上备受打击之时。短短一年半内，他最亲密的两位朋友——胡也频与徐志摩相继遇难。挚友离世，使沈从文的感情世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心弦仿佛被飓风扯断了。幸运的是，这时张兆和走到了他的身边。因此，1933年年底，沈从文能以巅峰状态开始《边城》的写作，完全得益于美满的婚姻和妻子的悉心照料。
面对两人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张兆和尽力去适应。她为人亲切而有责任感，谦和而克己，一面希望在家庭中成一个模范主妇，一面也想在社会中成一个模范新女性。当然，她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她在亲戚朋友中获得普遍的赞颂和同情，家里的一切也打点得井井有条。因此，沈从文对这段婚姻满意极了，不无得意地写道：
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在给大哥的信中，他也极力向亲戚们夸赞新妇：
过些日子尚可要兆和写些字来，彼写字比弟有希望，端庄秀雅，恰如其人。妈尚未见过此媳妇，若一见之，当尤欣喜也。（1933年10月2日于北平致沈云麓）
兆和人极识大体，故家中空气极好，妈若见及弟等情形，必常作大笑不止，因弟自近年来处处皆显得如十三四岁时活跳，家中连唱带做，无事不快乐异常，诚意料不到之情形也。（1933年10月4日于北平致沈云麓）
19岁时就有了一个计划，历经十多年，沈从文终于觅得佳人，与他一起实现那个计划。张兆和虽出身不凡，却不是十指葱葱不沾阳春水的娇小姐，与沈从文结婚后，她一力承担起家务，无微不至地照顾全家人的生活。智慧上的天才在生活上大抵都是笨拙的，沈从文也不例外。他经常是脸也不洗，澡也不洗，衣服上全是油污墨迹，一心沉浸在自己虚构的小说世界中，琢磨着如何创作。婚前的一个晚上，大家刚刚把几件必需物品搬入新居，张充和发现有一个小偷正在院子里解网篮，便大声呼喊：“沈二哥，有贼！”沈从文听了，也冲出来大叫：“大司务，有贼！”全家人应声吆喝成一片，慌了神的小偷不得不爬上树溜走了。一阵虚张声势过后，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里紧紧攥着的一件武器竟是牙刷！
对沈从文来说，张兆和不仅是生活上的忠实伴侣，更是事业上的得力助手。1931年至1937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时期，沈从文出版了二十多本小说、散文、文论集。特别是1934年后，他毫无疑问地位居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列。在第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学成就的书中，埃德加·斯诺称沈从文与巴金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过巨大贡献。那二十多本文集，有沈从文的才华，更有张兆和的功劳。沈从文的手稿字小又潦草，读起来十分费力，张兆和总是工工整整地将他选定的篇目抄录出来，抄在沈从文喜欢的绿格纸上。
在结婚的那一个月里，沈从文接过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之职，以一人之力，主持《大公报·文艺》，使之成为当时北平的文坛重镇。于是，除了帮助沈从文誊写小说外，张兆和又多了一份工作，那就是帮他看稿、改稿，然后把稿件寄往天津报社发稿。《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拥有实力雄厚的作家阵容，朱自清、冰心、周作人、巴金、朱光潜、严文井等成名多时或刚崭露头角的作家都经常在上面发表作品。因此，沈家成了当时北平作家往来聚会的重要场所。巴金、朱光潜、靳以、李健吾、卞之琳、萧乾等人，都是沈家小院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