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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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人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平静地生活着：沈从文与张兆和情定青岛海滨，丁玲热情地从事着左翼文学事业。但是1933年5月14日，丁玲失踪事件打破了这种平静，并成为她与沈从文友谊破裂的导火索。
从报纸上和朋友的来信中，沈从文得知了这一消息。眼看着胡也频的悲剧又要重演，这引起了他的极大愤慨，因此5月25日他写下了第一篇有关丁玲的文章——《丁玲女士被捕》。时常被人们视为温和而且对左翼文艺不满的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却判若两人，他大声地为丁玲疾呼：
政府对于这类事情，按之往例，便是始终一个不承认。对于捕去的，常常不经由正当法律手续，多用秘密手段解决。如往年胡也频君，因左翼作家运动失踪后，至今犹无人知道他所犯何罪，且不明白他的死去，究竟如传闻所说，用麻袋沉到黄浦江心呢，还是活埋地下。
……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的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国库上部分金钱，培养这种闲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
作家向来就不是缺乏勇气的群体，他们敢于用文字给自己的真情实感留下证据，自是比那些只耍嘴皮功夫最怕白纸黑字的政客有勇气、有骨气。6月4日，他又撰写了《丁玲女士失踪》，继续就此事发出抗议。8月1日起，小说《三个女性》开始连载。这是以张兆和、丁玲和九妹为人物原型创作的小说，情节是借三位女性的闲谈来写另一位正在远方受难的女性。那位女性名叫“孟柯”，取自丁玲的成名作，因此这篇小说显然是为丁玲创作的。同时，7月24日起，天津的《国闻周报》开始连载《记丁玲女士》。这篇文章约十一万字，从与丁玲初识写起，一直写到她失踪，集中表达了沈从文对丁玲其人其文的理解。
然而，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沈从文与丁玲彻底反目。
五十年后，《诗刊》发表了丁玲的文章《也频与革命》。在文章中，丁玲针对沈从文这篇文章做了严厉的批评。她说自己五十年后才首次看到这篇文章，一读之下愤慨非常：
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的歪曲和嘲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
这篇文章使得本已冷淡许多的友情完全消失，直至两位老人去世也未和解。一向忠厚沉静的沈从文也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少有的激烈。他想不明白，几十年中，对丁玲身心打击最厉害的并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些比他活得好得多的人。自己即使与她有过节，传记中有不实之处，但是与政治折磨和冤屈相比，个人纠葛不至于闹到如此地步。因此，虽然沈从文并未针对丁玲的文章公开回应，但是在熟悉的亲朋面前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怨气。
文章发表后，面对如此轩然大波，时任《诗刊》编辑部主任的邵燕祥觉得很对不起沈从文，觉得没法向沈老交代，甚至因此推迟了给他寄赠那期《诗刊》的时间。后来他托吴泰昌登门向沈从文夫妇解释，并冒着胆子请沈先生也写点什么来辩驳。据吴泰昌在《紧含眼中泪》一文中回忆，当他向沈从文和张兆和转达了这些话以后，沈老沉默不语，严肃中带有几分压抑，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表情。而张兆和在一旁听了赶忙说：“没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写。”这种压抑持续了十几分钟，他也记不得事先想请教的问题了，顾不得礼貌就起身离开了沈家。
沈从文没有答应邵燕祥的约稿，直到1988年去世也没有公开回应过丁玲，尽管丁玲在1985年就已逝世。五十年前，沈从文与张兆和甚至为丁玲失踪之事推迟了婚期；五十年后，夫妇二人又得为此事接受冲击。世事无常，人事更是难测。
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艺术天性，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文学态度与人生态度。沈从文与丁玲，两座独立的山峰，各有各的风景。即使不曾相遇，他们各自的风采便已足够耀眼。但是，一手执友人一手执爱人的胡也频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一场渲染几十年的绯闻，一场纠葛几十年的恩怨，沈从文与丁玲的故事中包含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全部生活。那里面，有微笑，有痛苦；有恬适，有愤慨，有欢乐，也有撕心裂肺的难言之苦。当种种传闻与沧桑都成为历史，后人能够追寻的也许并不是真相，而是那一段生死患难的友谊。真相或许能让我们明晰与清醒，但是友谊才能让我们感动与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