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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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跃进”暴露出来的首先是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在“以钢为纲”口号下, 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重工业一马当先, 结果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减产, 工业生产一时上去了又掉下来, 这是严重违反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结果, 是严重违反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规律的结果。所以, 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总结“大跃进”的教训, 需要认真研究社会再生产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归纳起来, 大体上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第一, 必须正确处理速度与比例的关系, 高速度必须建立在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本比例关系互相协调的基础上。如有的经济学家说, 高速度必须以按比例“为必要条件”“为前提”,“唯有按比例, 才能取得全面、持久的高速度。”[23] 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在一定时期中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结合。“从速度和比例的种种不同的可能结合中, 选择最恰当的方案, 使国民经济不但能够在当前的计划时期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 而且能够为后续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创造良好的条件。”“尤其重要的是正确认识、掌握速度和比例间的数量关系：怎样的比例, 必然引起怎样的速度；怎样的速度, 又必然要求怎样的比例。”[24]
第二, 积极平衡不是“跃进的平衡”, 应是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高度统一所产生的平衡。即“在客观可能的限度内, 通过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 来改善客观经济条件, 使它们适应起来。”[25]“从实际出发去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是积极平衡而不是消极平衡。如果离开客观可能性而片面地强调需要, 那就不可能组织新的平衡, 反而会加剧不平衡。”[26]
第三, 计划工作要留有余地, 以防止比例失调。有的文章提出,“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针”,“‘缺口’是留有余地的反面。我们要留有余地, 就不应当留下这种‘缺口’。”“计划订得必须积极”,“但也必须切实可靠, 决不可以无根据地把不可靠的‘潜力’放在计划之内”。“留有余地, 并不是消极的, 而是积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必不可少的。”[27]
第四,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计划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方法。有的文章指出,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一般指物资供求平衡、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外汇收支平衡以及四者之间的综合平衡。综合平衡是计划工作的基本方针或基本方法, 是国民经济的全局的整体的平衡。[28] 现在看来,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方针或方法在计划经济时期实现按比例发展, 是有积极作用的, 尽管综合平衡很难实现, 也常被人为破坏, 但不失为有益的探索。
第五,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应按农轻重的次序进行。有的论著说：“按照农、轻、重的次序进行综合平衡, 就是遵照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这个客观要求, 以农业为出发点, 以农业为中心, 环绕着农业再生产, 兼顾工业再生产, 来安排重工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全部计划, 并求得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29] 有的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生产的目的以及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矛盾的性质, 规定了必须以满足社会需要作为出发点进行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在调节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时,既要看到长远的社会需要, 又要脚踏实地地从当前实际水平出发,来规定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要的合理的数量界限”。[30]
第六, 必须重视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有的经济学家在肯定第一部类在扩大再生产的主导作用、决定作用的同时,认为还必须看到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的制约作用。因为扩大再生产不但需要有更多的机器设备和原料, 同时也相应地需要有更多的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31] 有的文章进一步认为, 把消费资料的作用只归结为制约作用, 不够确切。“因为它令人感到：似乎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 消费资料生产只居于被动地位, 甚至只起牵制作用。事实上, 制约作用不仅存在于消费资料生产方面, 同样地存在于生产资料生产方面；促进作用也不仅在于生产资料生产方面,同样地存在于消费资料生产方面。”[32]
第七, 农轻重关系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能具体体现两大部类的关系。有的专家认为, 两大部类的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农业和轻工业基本上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 重工业则是生产资料生产部门。[33] 也有人认为, 虽然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的分类标准不同, 前者以社会产品最终用途为标准,后者以生产对象和生产方法特点为标准, 但农业、轻工业内部所包含的生产资料生产和重工业内部所包含的消费资料生产, 在理论分析上可以并存不论。在实际研讨中, 多数学者是按这种观点展开分析的, 并常常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来论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大跃进”的错误在于重工业的发展孤立地一马当先, 大大超越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 使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