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受“左”倾路线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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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 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国民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经济增长大起大落, 原来就已存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衡的问题更加严重,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下降。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根据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 曾对1966—1976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过一次分析[35]（见表7—1)。在这十年间, 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两起三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和1968年, 由于到处都在进行“踢开党委闹革命”, 全国的生产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导致1967年社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9%, 1968年再降4.7%；1967年国民收入下降7.2%, 1968年再降6.5%。随着秩序的逐渐恢复, 1969—1973年, 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逐步回升。但1974年“四人帮”又大搞所谓“批林批孔”, 导致这一年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分别下降到1.9%和1.1%。1975年, 邓小平同志复出后, 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 因此这一年社会总产值增长11.5%,国民收入增长8.3%。但此后,“四人帮”又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大批“唯生产力论”, 再加上唐山大地震的影响, 1976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下降到 1.4%, 国民收入则比上年降低2.7%, 其中工业净产值下降5.3%, 钢产量则由上年的2390万吨下降到2046万吨。
表7—1 1966—1976年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数字与上年的比较（以上年为100）
资料来源：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十年动乱”不仅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 而且使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更加严重。农业、轻工业薄弱、重工业片面发展的现象进一步加剧, 其中轻工业净产值所占的比重由1966年的47.2%下降到1976年的40.4%, 重工业净产值所占的比重则由1966年的52.8%上升到1976年的59.6%,明显偏高；在消费资料的生产中, 粮食平均每年只增长3%, 棉布平均每年只增长1.9%, 棉花、油料不仅没有增长, 而且有所下降。由于供给不足, 人民的粮、肉、布的消费水平提高很少, 食用植物油还有所降低。此外, 住宅、教育、文化、卫生、环保设施等方面也存在大量欠账, 不仅给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困难, 也妨碍了人才的培养。由于强调“政治挂帅”, 导致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 政府财政收支状况不佳, 十年中有四年出现赤字,1974—1976年则连续发生赤字。从账面上看, 十年赤字共计36.1亿元, 实际上的赤字要大得多。[36] 正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 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 财政收入四百亿元, 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37]
（执笔人：万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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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加荣：《登上世纪坛的学者孙冶方》,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
[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旗》1966年第8期。
[3]冒天启：《经济学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纪念孙冶方诞辰90周年》,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编《孙冶方经济思想评述》,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4]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红旗》1970年第2期。
[5]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红旗》1970年第2期。
[6]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红旗》1970年第2期。
[7]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红旗》1970年第2期。
[8]孙冶方：《要懂得经济学必须学点哲学》,《孙冶方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163页。
[9]权忠：《坚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论》,《红旗》1971年第7—8期。
[10]郑凯：《驳“生产力就是科学”》,《红旗》1976年第9期。
[11]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剖析》,《红旗》1976年第4期。
[12]参见项启源《“四人帮”是怎样歪曲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篡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 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42页。
[13]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第31页。
[14]《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第118页, 转引自《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编《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1949—198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 第98页。
[15]转引自薛永应《批判四人帮的物质利益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 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61页。
[16]钟实：《批判工交战线的修正主义谬论》,《红旗》1976年第5期。
[17]《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编写组：《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 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第73页。
[18]《旧势力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读书笔记》,《文汇报》1975年3月13日。
[19]吴畅：《学一点政治经济学》,《红旗》1975年第8期。
[20]郑凯：《正确认识我国的商品制度》,《红旗》1975年第7期。
[21]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4期。
[22]转引自张卓元《否认价值规律, 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 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159页。
[23]《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编写组：《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 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第156—157页。
[24]程越：《认真读书 抓紧学习》,《红旗》1975年第3期。
[25]《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编写组：《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 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第211页。
[26]《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编写组：《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 第207页。
[27]宋涛：《为继续提高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而奋斗》,《经济研究》1978年第5期。
[28]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史编辑委员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史（1919—2004)》（上),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9]参见吴晓波《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30]何炼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研究经济学》,《经济研究》1978年第5期。
[31]杨均：《揭批“四人帮”对农业经济科学的破坏》,《经济研究》1978年第5期。
[32]胡寄窗、谈敏主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52页。
[33]胡瑞梁、赵人伟、段若非：《“四人帮”的唯心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经济研究》1978年第4期。
[34]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4期。
[35]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36]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37]华国锋：《团结起来,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第三部分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1977—1991年）经济学致力于研究引入市场机制搞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