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1987年国家体改委组织八个单位制定中期改革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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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至1988年6月, 国家体改委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吴敬琏课题组、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国家计委课题组和上海课题组, 就我国中期（1988—1995年) 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提出报告。这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旧体制机制向新体制机制转变的关键时期, 由国家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个别直辖市上百名专家学者, 就此后5—8年的经济改革应如何展开提供具体的思路、设想和规划纲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表明, 这些规划纲要提出的许多观点、思路和设想, 既有现实针对性, 又具有超前性、创新性, 对推动经济改革起了良好的作用。因此, 这是一次集中各方智慧为改革献计献策的成功探索。上述8个课题组的报告, 连同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汇总八家方案的报告, 汇编成《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 由沈阳出版社于1988年7月出版,印数达5万册。该书因对中国经济改革有重要理论创新和实用价值, 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第一节 鼓励探索集中智慧的成功尝试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经济学界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思想路线指引下, 不断冲破各种思想禁锢, 异常活跃, 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这次制定中国中期改革规划纲要, 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八家课题组分别提出中期改革规划纲要, 最显著的特点是勇于探索, 敢于创新, 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改革思路和方案。大家在中国经济体制要坚持市场化或市场取向改革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 但如何具体推进市场取向改革, 中期改革的主线是什么, 如何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短期快速转轨还是需用较长时间逐步转轨等方面, 各家提出了各自的主张, 并且互相争辩, 各不相让, 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可喜景象。
当时争论最大的, 是关于中期改革的主线是什么, 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主张：
第一种以北京大学课题组和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为代表, 主张企业改革中心论或所有制改革中心论, 主张中期改革以企业改革为主线, 积极推行股份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种以吴敬琏课题组为代表, 主张以价格改革为主线, 着力实现经济运行机制转轨, 以便为企业改革和其他改革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第三种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为代表, 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双线推进, 即两条主线论,认为这两方面改革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不可偏废, 而应协调配套进行。
围绕着关于改革主线的三种不同主张, 各课题组都对自己的观点做了大量的系统的论证。应当说, 这些论证都是言之成理的, 从而各自成一家之言。
不仅如此, 1987年冬, 在京郊怀柔某宾馆, 各家在交流各自主张和观点时, 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展开了不同观点的友好争论。那么多经济学家, 坐在一起, 就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进行互不相让的争论, 令与会的人今天回忆起来, 还觉得很有意思。本章执笔人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负责人之一, 也曾积极参与讨论和争辩。
关于主线争论, 还可以追溯到头一两年。在此之前, 即1986年年底和1987年年初, 论坛上关于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是不是有主次和高低层次之分, 已经有过不同意见争论。厉以宁教授1986年11月3日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先改价格还是先改所有制选择哪个思路》一文, 主张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后进行价格改革, 认为与所有制改革相比较价格改革有十大弊端。有的经济学家与厉教授观点不同, 曾写文章《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176] 与之争辩。改革主线之争已过去20多年, 现在回头看, 当时争论的意义已远远超出谁对谁错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激发了经济学家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 贡献自己的智慧。
当时讨论的另一热点问题是关于经济改革的环境问题, 即改革要不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环境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国经济学界关于能不能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有过比较激烈的争论。有的经济学家主张或倾向于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 以便尽快把“蛋糕”做大, 宣扬通货膨胀无害有益论, 同时认为中国改革只能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推进；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支撑经济高速增长, 认为通货膨胀不仅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和长远的发展, 而且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主张后一种观点, 为此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 主张前三年（1988—1990年) 以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为主, 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 后五年（1991—1995年) 改革可以迈出较大的步伐。这个问题的争论, 总的说是到1988年价格闯关被迫中止以后才逐步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
确立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需要多长时间? 各家方案也有分歧。最乐观的意见是四年, 即首先通过一年的“稳中起步”做准备, 后三年进入决战阶段, 主要通过理顺经济参数和建立符合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组织制度和组织体系两方面改革, 实现基本转轨。多数方案则争取在八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内, 确立起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现在看来, 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可能对改革转轨的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 设想实现体制机制基本转轨的时间偏短。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对改革的热情和对转轨的急切期待是应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