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理论界对苏联东欧改革的思想借鉴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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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和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 有学者认为由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并不成功, 并且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国情差别比较大, 因而对于中国改革而言作用不大。如胡鞍钢认为,“实际上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对中国领导人的改革思路所能够提供的信息、经验和理论还是相当有限的”, 而且“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和成功很快就超过了这些国家, 相对他们而言还是‘先行一步’”[225]。较为常见的观点则认为苏联东欧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安志文认为,“中央决策层在把握改革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的问题上, 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 而是根据地方和企业的实践探索, 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 逐步明确的”[226]。文世芳总结认为,“国外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尤其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曾经走过弯路, 这对中国改革引以为鉴, 避免重蹈覆辙产生了重要影响”[227]。刘艳、王涛更为具体地分析了苏联东欧考察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作用, 认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理解”；第二,“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第三,“丰富了中国改革理论的思想资源”；第四,“促进了有中国特色改革道路的形成”。[228]
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上, 苏联东欧改革对中国理论界的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在于实证范式、制度范式等方面的思想和方法的引入。如林重庚指出,“东欧经济学家们不像中国经济学家们那样脱离国外的经济理论”, 因此,“他们可以在中国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这就把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229] 章玉贵认为, 制度范式特别是制度比较范式的引入,“解放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思想, 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八股模式的迷信, 而且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分析方法引进中国以后, 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主要分析方法”[230]。在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如何相结合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学界的问题之一”, 赵人伟认为虽然存在“实证非实证”[231]的争议, 但科尔奈思想和方法的引入无疑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是颇具启发的。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 到20世纪90年代, 中国与苏联、东欧改革产生了巨大反差。苏联东欧国家普遍“先是无法突破旧体制的硬壳”,“后是改革失去控制”, 而“通过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滑过渡, 没有产生社会失控和经济下滑,并且保持了持续高增长的, 只有中国”。[232] 在改革实践方面, 中国以“后发者”身份实现了对苏联东欧载国家的“赶超”和“跨越”。然而需要看到, 无论是在改革理论或者一般理论层面中国经济学界的进展显然滞后于中国改革的实践。甚至在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之后,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一般理论的深入和创新发展甚至仍然不能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经济学家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奈当时的国际影响力相匹敌。这是值得中国经济理论界反思的。正如夏斌在非正式文献之中所指出的,“迄今对形成‘中国奇迹’的理论秘诀是什么?认识并不统一”, 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中国改革的总结大多数都是“经验性总结”, 而“纯理论性文章”较少。[233]
从中国经济理论界对苏联东欧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认识借鉴过程的考察, 可以得到某些启示。改革的中国理论落后于中国实践,这首先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倾向有关, 即重视“实干”胜过“书本”, 重视“实用知识”而轻视“形而上学”的一般逻辑和知识体系。其次, 还可能存在作为“落后国家”急于“赶超”的战略导向带来的短期效应与制度性约束。最后, 中国经济理论界与决策层的紧密关联, 一方面使得中国改革能够得到经济理论直接有力的支持, 另一方面可能也造成经济学界的学术独立性不足。这特别地反映在改革初期对于苏联东欧改革的考察阶段, 理论界与决策层具有相当的身份重叠, 许多参与考察的学者本身也是决策层或者具有相当的决策影响力。这固然有助于经济理论的应用和高效地解决改革的实际问题, 但也造成了经济理论界普遍重视现实问题的解决, 而轻视甚至忽视一般理论体系和方法创新。事实上, 早在20世纪50年代, 中国经济学界就有顾准、孙冶方等人就“价值理论”“计划与市场”等方面的一般理论创新尝试。1978年宦乡、孙冶方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在同南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院士等座谈时, 南斯拉夫方面“不识庐山真面目”, 特别提到,“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 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234]。这个“小插曲”也生动地表明中国经济学界并不是一直在理论研究上就处于跟随者地位的。
苏联东欧改革的实践和理论借鉴对于中国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通过苏联东欧的改革实践经验, 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多样性”, 打破了此前的如价值、市场与计划等诸多问题讨论禁区, 从而中国的经济学者能够积极参与思考解决此类实践和理论问题。其二是诸如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奈等东欧经济学者的一般性理论和思想的引入, 使得中国经济学界认识到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前提之下, 仍然可以有较为一般化和较为完整的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和视角。如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软预算约束”等。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中国经济学界在一般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思想解放”, 甚至是“启蒙”。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40年,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而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总结和创新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这无疑有待于更深入的反思和总结。
（执笔人：谢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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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艾思奇：《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的矛盾规律》,《哲学研究》1958年第7期。
[2]王学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关系与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9年第5期。
[3]于伍：《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所有制形式》,《新建设》1962年第6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3页。
[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84—85页。
[6]于光远：《论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结合》,《学习》1954年第12期。
[7]参见《关于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结合问题的来稿综述》,《学习》1955年第10期。
[8]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9]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10]参见《1977—1978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四次会议纪要汇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 第36页。在本书中,“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权利”通用。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1页。
[12]仲津：《也来谈谈按劳分配和工农收入对比》,《学习》1957年第9期。
[13]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14]漆琪生：《批判张春桥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狂妄曲解及其罪恶目的》,《经济研究》1978年第10期。
[15]参见《怎样认识“按劳取酬”分配原则》,《文汇报》1958年11月18日。
[16]沈志远：《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62年8月30日。
[17]《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14页。
[18]参见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4期。
[19]参见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1975年第3期。
[20]《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南开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第311页。
[2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小组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303页。
[22]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4期。
[2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修订本), 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200—201页。
[24]《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小组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117页。
[25]《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红旗》1976年第6期。
[26]佐牧、谷书堂、汤在新等：《不许“四人帮”用“法权中心论”来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经济研究》1978年第3期。
[27]佐牧、谷书堂、汤在新等：《不许“四人帮”用“法权中心论”来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经济研究》1978年第3期。
[2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修订本), 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204—205页。
[29]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1975年第3期。
[30]汪海波、周叔莲、吴敬琏：《按劳分配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经济研究》1978年第1期。
[3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小组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30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2页。
[33]漆琪生：《批判张春桥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狂妄曲解及其罪恶目的》,《经济研究》1978年第10期。
[3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修订本), 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204页。
[35]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问题》,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37、60页。
[36]黄振奇：《按劳分配不只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分配原则》,《经济研究》1978年第12期。
[37]张问敏：《关于按劳分配理论的思考》,《经济研究》1987年第2期。
[38]《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7页。
[39]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等编《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第770—772页。
[40]参见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编《计划经济研究》第1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1979年第33期。
[41]参见孙尚清等《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李成瑞等《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经济研究》1979年第7期。
[42]参见谢佑权、胡培兆《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有计划地利用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专辑》,《经济研究》1979年第6期。
[43]参见仲津《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价值和价格问题论文选集》,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44]参见何建章《我国全民所有制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刘国光等《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
[4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等编：《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第103—104页。
[46]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 价值规律第一条》,《光明日报》1978年10月28日。
[47]孙冶方：《论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
[48]讨论会秘书处：《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讨论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等编《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第776页。
[49]蒋一苇：《企业本位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50]参见于祖尧《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顾纪瑞《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等编《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51]参见何建章、邝日安、张卓元《社会主义经济中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张维达《生产价格与经济体制改革》；刘思华《生产价格问题的讨论及其在我国经济理论发展历史上的教训》；肖灼基《论平均利润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等编《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形成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52]参见胡昌暖《谈谈剪刀差和价格总水平问题》；路南《关于工农业产品比价和剪刀差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等编《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形成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53]参见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54]参见刘必坚《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3期；印存栋《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
[55]参见林子力《论联产承包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3—4页。
[56]参见郭明《一年来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讨论综述》,《经济研究》1982年第3期。
[57]参见马德安《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形式要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经济研究》1981年第1期。
[58]参见林子力《联产承包制讲话》, 经济科学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1983年版；赵天福《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几个理论问题》,《农业经济》1983年增刊第1期；袁亚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9]《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人民日报》1982年4月6日。
[60]《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27页。
[61]《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83年1月2日。
[62]以上部分参见于祖尧《农业实行包干到户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经济研究》1983年第3期；李家蓬《包干到户是生产关系前进性的变革》,《经济研究》1983年第11期；唐明曦《中国农村新型家庭经济的崛起》,《经济研究》1983年第12期。
[63]参见林子力《论联产承包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2页。
[64]参见于祖尧《农业实行包干到户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经济研究》1983年第3期。
[65]参见薛汉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历史上的类似表述》,《理论前沿》1987年第4期。
[66]参见沈宝祥《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7]王学文：《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的几点意见》,《经济研究》1955年第4期。
[68]参见杨献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杨献珍等《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战斗》,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9]参见范文澜《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光明日报》1957年2月28日。
[70]严北溟：《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特点》,《新闻日报》1957年4月27日。
[71]张友仁：《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63年第2期。
[72]平心：《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推动和生产力的相对独立增长——七论生产力性质》,《学术月刊》1960年第7期。
[7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12页。
[7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63页。
[7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12页。
[7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52页。
[7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58页。
[7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79—380页。
[79]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人民网, http://cpc.people.cn/n/2012/1119/c64094-19615998-2.html。
[80]苏绍智、冯兰瑞：《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
[81]朱述先：《也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与苏绍智、冯兰瑞同志商榷》,《经济研究》1979年第8期。
[82]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3]陈宗胜：《论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南开经济研究》1987年第3期。
[84]董辅礽：《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85]《所有制是一种经济手段——专访周叔莲教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5期。
[86]何伟：《社会主义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形式》,《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1日。
[87]刘诗白：《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88]在书中, 基本形式或者非复合性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是指传统的公有制形式, 非基本形式或者复合性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是指公有制企业之间通过横向联合或者集资而形成的股权多元的公有制企业。参见于光远《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89]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
[90]张卓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张卓元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第53页。
[91]参见刘明夫《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经济研究》1979年第4 期；孙尚清、陈吉元、张耳《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市场性相结合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5 期；刘成瑞、胡乃武、余广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经济研究》1979年第7 期；谢佑权、胡培兆《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有计划地利用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专辑》,《经济研究》1979年第6 期。
[92]参见《薛暮桥回忆录》,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357页。
[93]参见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百年潮》1999年第11期。
[94]参见刘国光《坚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人民日报》1982年9月6日。
[95]参见彭森、陈立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120页。
[96]参见吴敬琏、张问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7]参见彭森、陈立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199—201页。
[98]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第297页。
[99]参见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司《中国改革大思路》, 沈阳出版社1988年版。
[100]《中国改革》杂志2008年第12期曾把“莫干山会议”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件大事”之一。
[101]本章撰稿人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 虽然亲历了这一历史事件, 但是由于“莫干山会议”是分组讨论的, 笔者只在其中一组讨论。尽管会议过程中代表之间有诸多沟通和交流, 但对其他组的讨论情况掌握并不全面。这里根据笔者掌握的现有历史资料阐述。
[102]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关于中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红旗》杂志主办《内部文稿》1981年第10期。
[103]此处所谓“多次酝酿、商议”, 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 主要经历这样“三波”过程。第一波, 在京初步酝酿。据张钢和刘佑成资料, 1983年12月, 朱嘉明、黄江南曾与张钢初步议论过召开“青年学者会议”问题；年底刘佑成因公出差北京, 与张钢也谈及此事,“不谋而合”。第二波, 1984年春, 朱嘉明、黄江南到杭州, 交流对改革开放形势的看法, 与刘佑成等初议了召开学术研讨会的问题（参见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学术研究》2012年第11期)。第三波, 天津商议、北京敲定。1984年6月上旬, 朱嘉明、黄江南、张钢三位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交流中提出准备召开青年经济学者会议构想, 获南开大学四位青年学者——杜厦、李罗力、金岩石、常修泽的赞成和支持。返京时, 上述所谓“南开四条汉子”把朱、黄、张三位送到天津东站, 一直送到火车上。于是接上柳红女士的以下记述：“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 朱嘉明拿一张“破纸”用铅笔起草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通知”（参见柳红《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后据笔者了解, 他们下火车后, 直奔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2号院2号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在《经济研究》编辑部讨论商定, 由《经济研究》编辑乔桐封女士把通知厘清成文（“中青年”一词张钢在此提出)。
[104]参见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 中国善网, http://chinashan-wang。
[105]参见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06]参见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07]参见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08]参见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09]参见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10]参见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11]参见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12]参见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13]参见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从现有史料看, 在会议之前张维迎有“实行双轨制价格, 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 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的提法, 但据徐景安文章称, 当时会议讨论的焦点是“以调为主”“以放为主”的问题。
[114]张维迎举例：温度计中的水银柱, 气温高了, 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 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 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水银柱, 而是铁柱子, 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
[115]参见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 中国善网, http://chinashan-wang。
[116]从当时张维迎发表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一文看, 他“并不是一般地否定价格调整, 而只是说, 价格调整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论及“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时, 他写道：“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 实行双轨制价格, 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 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 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参见《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从历史长河看, 在当时提出“以放为主”是“有革命意义的”（徐景安语)。
[117]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4月。
[118]关于会上价格改革问题的争论, 也有的文献是分成两派来综述的。例如, 徐景安在会议几年后概括会议关于价格改革问题的争论时指出：“其争论基本上是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在‘调’派内, 有主张大调到位和小调快走之分；在‘放’派内, 有单放和放调结合的差别。围绕这次价格改革的讨论, 中青年经济学工作者们争议的主要焦点集中在是大调还是小调的讨论上。”参见李连第主编《中国经济学希望之光》（徐景安篇),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第754页。
[119]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4月。
[120]参见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 中国善网, http://chinashan-wang。
[121]参见谷书堂主编, 杨玉川、常修泽副主编, 李罗力、马建堂、柳欣等参加调研和撰写的《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放区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另参见南开大学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组（杜厦、李罗力、常修泽、金岩石、郝一生、马建堂、姚林、张志超等) 集体研究的《对于天津滨海经济开放区建设的一些设想和建议》（蓝皮书), 1984年5月内部印行。
[122]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经济日报》1984年9月28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23]常修泽：《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经济日报》1984年9月28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24]常修泽：《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经济日报》1984年9月28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25]常修泽：《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经济日报》1984年9月28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26]参见李罗力《当前开发区建设中的几个问题》,《经济日报》1984年12月27日。
[127]陆丁、张一宁：《引进外资引力何在》,《经济日报》1984年9月28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28]郭凡生：《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经济日报》1984年9月28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来自西部的代表郭凡生等在会上主张的“跨梯度发展”印象深刻。另参见柳红《西部畅想曲》,《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465—482页。
[129]《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报告》之四《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朱嘉明、杜厦执笔),《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10月。
[130]例如, 郭振英在提交的论文《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中论述了“国营企业的破产问题”, 指出：“由于经营管理不善, 长期亏损的企业达到了相当数额, 当然就破产了。但是, 在实践中, 我们用其他企业的钱来补贴亏损企业, 维持它已经枯死的躯壳。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 是与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国营企业不破产’的理论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抛弃这种理论。”参见郭振英《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经济日报》1984年9月25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131]《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报告》之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 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4月。
[132]参见李连第主编《中国经济学希望之光》（蔡重直篇),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第754页。笔者最初被分在金融组, 1984年9月2日当晚就听到蔡重直讲建立金融市场的意见, 印象深刻。
[133]参见柳红《脚踏实地的农发组》,《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407—426页。
[134]《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报告》, 原载经济日报编辑部《经济文稿》第一期, 1984年10月18日；半年后《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52期（总第1252期) 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报告”为题选载七个报告（1985年4月3日)。
[135]例如, 在笔者所在的天津中青年经济学会中, 成员就有李建国、郑万通、李盛霖、王旭东、罗保铭、邢元敏等。
[136]总编辑：丁望；副总编辑：王小鲁、邢元敏、陈申申、金观涛、郝一生；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丁望、王洛林、王战、王小鲁、左志、卢健、田源、邢元敏、刘安、刘佑成、孙恒志、乔桐封、刘景林、朱民、朱嘉明、巫继学、杨沐、李罗力、杜厦、陈一谘、周天豹、陈申申、金观涛、陈伟恕、周其仁、金岩石、张钢、罗保铭、姚林、张朝中、郝一生、高铁生、郭凡生、黄江南、常修泽、蔡重直。第二年编委会有所调整, 朱嘉明改任总编, 增加罗保铭、黄江南任副总编, 增加孙衔、朱小平、伍晓鹰、华生、何凌、杨小凯、陈琦伟、张向荣、张炜、张思平、徐景安、袁中印、散襄军为编委。
[137]以上摘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 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第3—15页。
[138]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 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第59页。
[139]参见薛暮桥《价值规律和我们的价格政策》,《红旗》1963年第7—8期。
[140]参见仲津（于光远)《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学习》1957年第10期。
[141]参见孙冶方《关于等价交换原则和价格政策》（1961),《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152—156页。
[142]参见孙冶方《论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杨坚白《国民经济平衡和生产价格问题》,《经济研究》1963年第12期；何建章、张玲《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经济研究》1964年第5期。
[143]参见何桂林等《生产价格不能成为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基础》,《经济研究》1964年第4期。
[144]参见戴园晨《评生产价格和资金利润率论》,《经济研究》1964年第9期。
[145]参见刘光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产品社会价格决定问题》,《江汉论坛》1962年第6期。
[146]参见汪涛、粟联《关于社会主义级差地租产生原因的探讨》,《经济研究》1962年第2期。
[147]参见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148]参见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49]参见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产业政策研究组《资源最优配置与决策价格体系》,《成本与价格资料》1987年第20期。
[150]参见何建章等《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以生产价格作为工业品订价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151]参见张卓元主编《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52]参见吴稼祥等《管住货币一次放开价格的思路》,《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8月8日。
[153]参见吴稼祥等《管住货币一次放开价格的思路》,《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8月8日。
[154]参见温桂芳《在治理整顿中适度推进价格改革——中国价格学会座谈会纪要》,《价格理论与实践》1989年第12期。
[155]参见张卓元等《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向何处去》,《中国物价》1990年第11、12期。
[156]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 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第51页。
[157]斯蒂格利茨：《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8年11月13日。
[158]参见成致平《有关物价与通货膨胀的若干认识问题》,《价格改革30年（1977—2006)》, 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年版。
[159]参见《薛暮桥回忆录》,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421页。
[160]参见张卓元《价格改革规律性探索》,《江汉论坛》1987年第8期。
[161]参见李盛霖主编《价格知识问题》, 中国市场出版社2005年版。
[162]参见温桂芳《价格改革30年：回顾与思考》,《财贸经济》2008年第11期。
[163]《广州放开农产品价格——中国价格改革由此开端》,《粤港信息日报》1988年7月5日。
[164]马凯：《中国价格改革20年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价格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1期。
[165]参见《人民日报》2007年8月25日。
[166]成致平：《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始末》,《价格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11期。
[167]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 第63页。
[168]参见许崇正主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价格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69]参见张卓元《深化资源产品价格改革,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张卓元改革论集》,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
[170]参见《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3月19日。
[171]参见《光明日报》2006年9月9日。
[172]参见朱明龙、周志高《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与“三过”问题解决途径》,《价格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7期。
[173]世界银行：《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2004年12月), 第70页。
[174]参见段治平《我国水价改革历程及改革趋向分析》,《中国物价》2003年第4期。
[175]参见董小君《理顺资源价格切不可再失良机》,《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6月3日。
[176]《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成本与价格资料》1987年第1期。
[177]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一分册, 未刊稿, 2014年, 第33页。
[178]姚依林：《同心协力做好经济改革的调查研究》,《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4期。
[179]萧冬连：《探路之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第133页。
[180]陈健、郭冠清：《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模式的比较》,《经济纵横》2018年第11期。
[181]姚依林：《同心协力做好经济改革的调查研究》,《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4期。
[18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第28—32页。
[183]刘艳、王涛：《苏联东欧改革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影响——基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高级领导干部对苏联东欧考察的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 期。
[184]薄一波：《关于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11 期。
[185]雷颐：《“国有”与“全民所有”之辨——改革初期南共思想的影响》,《中国中小企业》2013年第11期。
[186]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第54—55页。
[18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经济考察》,《世界经济》1979年第7期。
[18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经济考察》,《世界经济》1979年第7期。
[18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经济考察》,《世界经济》1979年第7期。
[19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经济考察》,《世界经济》1979年第7期。
[191]刘国光：《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12年的评价》, 原题为《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刘国光文集》第二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550页。
[192]苏绍智、黄海、陈国焱：《匈牙利现行经济体制的介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68期。
[19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代表团：《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资料》,《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954期。
[194]《匈牙利经济学家访华代表团报告选编》《匈牙利经济体制参考资料——匈牙利有关人士的谈话纪要选编》,《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1057、1058期。
[195]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艰难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版。
[196]吴敬琏：《80年代经济改革的回忆与反思》,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第263—295页。
[197]柳随年、刘国光、郑力：《关于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考察报告》,《计划经济研究》1982年第30期。
[198]中国社会科学院赴民主德国经济考察团：《民主德国经济考察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1099期。
[199]王积业、罗元铮、赵人伟等：《访苏归来——对当前苏联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措施的考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2期。
[200]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第23页。
[201]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 贾拥民译, 华夏出版社 2010年版, 第104页。
[202]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 姜辉译, 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第98页。
[203]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 姜辉译, 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第99页。
[204]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中国经济50 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第29页。
[205]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 姜辉译, 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第101页。
[206]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 周亮勋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3页。
[207]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 第65页。
[208]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280页。
[209]董辅礽：《怎样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记与牛津大学布鲁斯教授的一次谈话》,《经济管理》1979年第11期。
[210]赵人伟：《布鲁斯谈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259期。
[211]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中国经济50 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第31页。
[212]法斯费尔德：《奥塔·锡克论经济民主和人道主义》, 张宇燕译,《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9期。
[213]奥塔·锡克：《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 王锡君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第22页。
[214]奥塔·锡克：《奥塔·锡克教授谈经济体制改革》,《农村金融研究》1981年第12期。
[215]蔡慧梅：《苏联官僚统治的实质—— 〈共产主义政权体系〉 一书简介》,《苏联东欧问题》1981年第1期。
[216]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290页。
[217]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293页。
[218]林重庚、苏国利、吴素萍：《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219]柴野编译：《奥塔·锡克教授谈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年第1期。
[220]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上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35页。
[221]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300—301页。
[222]赵人伟：《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6期。
[223]赵人伟：《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6期。
[224]赵人伟：《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6期。
[225]胡鞍钢：《邓小平与中国对外开放》,《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第153页。
[226]安志文：《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与改革同行——体改战线亲历者回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第7—8页。
[227]文世芳：《改革开放初期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研究述评》,《甘肃理论学刊》2016年第2期。
[228]刘艳、王涛：《苏联东欧改革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影响——基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高级领导干部对苏联东欧考察的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
[229]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中国经济50 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第31页。
[230]章玉贵：《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1978—2005)》,《财经研究》2007年第2期。
[231]赵人伟：《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6期。
[232]萧冬连：《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前言”第2页。
[233]夏斌：《一个经济学人对理论创新的思考》, 爱思想网, 2019年3月31日, ht-tp://aisixiang/data/115742.html。
[234]柳红：《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287页。
第四部分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经济迅速腾飞时期（1992—200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呈现一片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