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关于企业体制与管理的研讨
《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关于企业体制与管理的研讨,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改革开放前这方面的研讨还是比较多的, 现择其要者进行评述。
一 关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问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企业是没有多少经营管理权的。这种情况引起一些经济学家的怀疑。高尚全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表文章提出, 经过实地调查, 他认为企业自主权过小, 主管机关集权过多、过细, 存在许多弊端：一是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财力浪费。不仅造成企业来京办事人员多、中央对企业的统计报表多,还层层扩大组织机构, 增加人员编制。二是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潜力不能充分发挥。三是助长了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35]
提出更有创新见解的是孙冶方。1961年, 他在一篇研究报告中鲜明地提出, 在资金价值量简单再生产范围内的事, 是属于企业的小权, 国家不要去管。他说：“财经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大权小权的界限, 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界限, 首先是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的界限。”“我认为财经体制中的‘大权’和‘小权’、‘死’和‘活’的界限就是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国家‘大权’, 国家必须严格管理, 不管或管而不严就会乱；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 国家多加干涉就会管死。”现行体制存在以下缺点：
“第一, 国家代替企业管理了企业自己应该负责通盘筹划的, 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情。
“第二, 由于企业对固定资产（特别是对设备)的更新没有责任, 没有通盘打算, 把属于固定资产更新范围的（即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 基本建设和大修理机械地分开, 妨碍了技术进步。
“第三, 由于国家多管了原来应该由千万个独立核算企业自己操心的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情, 结果是使自己陷于日常事务圈子里, 反而放松了属于国家长远建设方面的重大规划, 即扩大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情和国民经济的平衡工作。”[36]
可惜的是, 孙冶方的上述颇有新意的观点, 还没有很好研讨,不久就被当作修正主义观点大加批判。
二 企业强化管理是否就是“管、卡、压”
20世纪60年代初, 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 整顿企业秩序, 中共中央于1961年9月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著名的“工业七十条”。著名经济学家马洪是重要起草人。[37]“工业七十条”对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定五保”。国家对企业“五定”是：由国家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 定人员和机构, 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 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 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五保”是：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 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 保证完成上缴利润, 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年限。“工业七十条”还规定了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运行规则和职责等。[38] 对此,“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斥为是对工人阶级的“管、卡、压”,“工业七十条”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纲领进行批判。
与此相联系,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期间,掀起过一个大破规章制度的高潮, 许多必要的规章制度都被废除了,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对此, 有的经济学家提出, 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必要的, 每个企业都必须建立规章制度, 并根据发展了的客观情况来检验和改革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就是科学的规章制度。它一般应该符合三条标准：（1) 正确反映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性质, 符合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2) 正确反映生产的客观规律, 合乎工作的实际需要；（3) 通俗易懂、条理清楚、概念明确、手续简便。其中前两条是基本标准, 后一条是具体标准。对于合理的规章制度, 必须严格遵守。”[39]
1969年4月, 在从事飞机生产的401 厂出了由于废除检查制度而产生严重质量事故后, 周恩来总理立即发表谈话, 指出,“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 这是极左思潮”；对质量检验制度“不是逐步恢复, 而是应当马上恢复”；“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合理的还是要保留, 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是不尊重科学的”。[40]
三 关于改革设备管理制度问题
1963年, 孙冶方写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研究报告, 力主改革现行设备管理制度, 指出：“我们现在在企业管理制度上的最大缺点恰恰就在于国家对于新的投资控制过松,而对于不需要国家新投资, 只要通过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又控制过严, 把同样属于原有固定资产更新范围以内的重建、大修理、技术革新措施等不同的更新办法, 分裂为繁复的不同的制度, 由企业和不同主管机关分类掌握。这就大大限制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他建议,承认无形损耗, 提高折旧率, 缩短折旧年限, 以促进技术进步；把原有资金范围内的生产, 包括固定资产（主要是技术设备)的更新工作交给企业去做, 大修理并不一定比重置、重建合算, 应交由企业自己决定。[41]“文化大革命”以后, 1979年, 孙冶方又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从必须改革“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制度谈起》, 刊登在《红旗》1979年第6期, 重申了他的上述观点。
四 关于利润指标在企业经济核算中的地位问题
孙冶方是最早提出和主张以利润作为评价企业业绩好坏的中心指标的经济学家。1957年, 他发表文章说：“在企业核算的各项指标中, 应该有一个指标能作为中心指标, 抓住这个指标, 就能带动其他一切指标的核算。这个指标不能是总产值净产值指标, 也不是产量、品种或其他任何指标, 而只能是‘利润’指标。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42] 1963年, 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 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的就是先进企业, 达不到这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43] 沈经农持有相同观点。他说, 中心的、统率的指标只能是一个, 而不是两个或更多, 否则就无所谓中心了。经济核算体系的中心指标, 就是利润指标。[44]
与上述观点相类似, 有的文章认为成本、利润可作为评价企业经济效果的主要指标, 两者并重。因为, 产品成本是产品劳动消耗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产品成本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反映生产产品劳动消耗的高低, 它是企业技术经济活动的综合指标。利润指标, 反映了成本高低的因素, 又反映了成本所不能反映的其他指标对经济效果的影响。两者都是综合性指标, 应该并重。[45]
以上可见, 在改革开放前, 经济学界对企业的自主权、经济核算、经营管理等问题展开了很有意义的研讨, 提出了不少有创新价值的观点, 并对经济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