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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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 产业结构或经济结构失衡是我国现实经济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 学界以开放的精神引进、借鉴西方的产业结构理论。其中最基本的是引进新的分析范式, 即三次产业分析经济结构的方法。与原有的范式相比, 该范式最突出的特点是承认非物质生产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具体理论方面, 包括三次产业的划分, 产业结构变化与人口就业结构、人均收入、经济发展的关系, 划分产业结构变化的依据, 等等。我国学者利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现状, 包括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特点、问题所在及调整方向等。另外, 由于日本产业政策在实践中的成功, 产业政策思想的引进与在我国的实践也成为重要的议题。这个时期, 我国学者也开始介绍现代产业组织理论, 以及讨论当时环境下的竞争与垄断、企业经营水平低下的激励等问题。
一 引进国外经济思想
（一）关于产业结构理论的译介
1985年, 杨治在国内第一次以“产业经济学”为名, 出版了《产业经济学导论》, 在国内影响较大；同时, 国外关于产业结构理论的经典著作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大量翻译, 影响比较深远的有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钱纳里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佐贯利雄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等。
对产业结构理论的译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思想：
关于三次产业分类的介绍。杨治在《产业经济学导论》中, 系统地介绍了三次产业的概念、分类及它们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中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三次产业的范式引进在学术界曾有过较为激烈的争论, 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学界基本认同了该分类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现实解释力。三次产业思想的引进, 突破了原先“两大部类”范式中只重视物质资料生产的框架, 承认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重要性；这为我国的学者打开了新的视野, 学者们利用该范式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国统计年鉴1988》中, 我国官方开始出现三次产业的相关数据, 这也为学界利用统计数据进一步研究我国三次产业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持。
关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发展、就业、收入等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通过对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归纳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20世纪的经济学家克拉克拓展了配第的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 随着经济发展, 劳动力逐渐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 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110] 库兹涅茨归纳出产业结构演进的模式：在人均产值较低阶段, 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份额呈此消彼长的变化；非农业部门份额大幅度上升, 但其内部（工业与服务业)的结构变动不大。当人均产值较大后, 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份额变动不大, 但非农业部门中服务业的比重上升较为明显。[111] 钱纳里的理论认为, 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其间伴随着三次产业的结构变迁。第一阶段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农业等初级产品的生产占统治地位, 但初级产品的生产慢于制造业；第二阶段为工业化阶段, 生产结构由初级产品向制造业迅速转移；第三阶段为经济发达阶段, 制造业在经济和就业的比重下降, 服务业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112] 霍夫曼认为研究产业结构必须重视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霍夫曼系数)。在工业化进程中, 该系数的值是不断下降的；该系数也可以判定工业化的具体进程情况。[113]
关于产业政策思想的介绍。产业政策主导的思想认为, 在发现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的基础上, 通过产业政策政府能够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因此产业政策理论是产业结构理论的应用层面。佐贯利雄通过对战后日本工业发展情况的分析发现, 战后日本工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分别是以电力工业的发展为主导的产业阶段, 以石油、石化、钢铁、造船等行业为主导的产业阶段和以汽车和家电等高收入弹性行业为主导的产业阶段。佐贯利雄认为, 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的替代如下：轻工业—原材料工业—加工组装工业, 各个阶段的主导产业分别为纺织业—石油、石化、钢铁—汽车、家电。[114]
（二）介绍产业组织理论
虽然在一些早期翻译到国内的微观经济学教材中会出现产业组织的基本理论, 但从专著看, 谢佩德的《市场势力与经济福利导论》可能是我国较早的一本译著。1985年, 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经济管理讲习班, 曾开设产业组织理论课程, 这可能是我国系统讲授该课的最早记录。[115] 同年出版的杨治的《产业经济学导论》也有专章介绍产业组织。这些著作和讲学都对产业组织理论在我国的普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 施蒂格勒和克拉克森的著作被译成中文。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是一本论文集, 包括《规模经济》《管制者能管制什么》等产业组织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经典文献。肯尼迪·W.克拉克森等的《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则是一本标准的教科书, 涵盖了当时产业组织领域内所有比较重要的内容, 该书主要的特色是讨论与竞争、垄断有关的法律问题。[116] 这些重要的著作深远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学界。
二 产业结构的探讨
1.对我国产业结构存在问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由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 我国经济学界曾进行过一项规模和影响都很大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 研究, 并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当时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者指出, 我国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农轻重比例失调、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等；造成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包括片面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片面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 等等。[117] 也有学者认为, 我国轻重工业结构不够合理, 没有做到协调发展, 主要经验有三：一是重工业增长过快, 轻工业相对落后；二是轻重工业大起大落, 很不稳定；三是轻重工业内部结构不够合理,主要表现为重工业中自我服务的比重过大, 轻工业中为生产服务的比重过大。[118]
2.关于产业结构调整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于如何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 坚持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杨坚白等认为：以农业为基础, 坚持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改变重工业的生产结构, 使之与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需要相适应, 坚持以农轻重为序。[119] 有的学者对轻重工业结构合理化的对策是：实现轻工业生产的战略转变, 确保轻工业的稳定增长；既要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增长, 又要适当控制重工业的规模和速度。[120] 宋则行以辽宁省为例, 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注意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经济结构中的薄弱环节、部门间的协调发展、地方和全国的经济结构的协调配合。[121] 李京文、郑友敬等提出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才能实现产业高度化；调整产业结构的基本原则包括协调发展、效益最佳、消费导向、技术进步、就业需求, 其中前两项原则是最基本的。[122]
3.关于第三产业的研究。随着三次产业分类法在我国学界的译介和讨论,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使用三次产业分类法的科学性。研究较早并有较大影响的是李江帆, 他提出不仅要考虑农轻重的比例, 还要考虑物质生产部门与服务消费品部门之间的比例。在专著《第三产业经济学》中, 李江帆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分析第三产业, 揭示了第三产业的经济规律。这本书还分析了第三产业形成的标志、条件、时间、途径以及第三产业的分配、消费等问题。在该书中, 他提出非自动化的服务产业的相对价值量上升较快、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上升将使第三产业比重日益增大。[123]
三 产业政策研究
20世纪80年代, 我国学者对产业政策的观点比较一致, 认为推行产业政策是战后日本等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因而我国政府也应积极利用产业政策。[124] 学界的观点迅速得到政府的重视和采纳, 1986年“七五”计划中出现了产业政策的概念并给予重要地位。1989年我国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 涉及农业和工业中的所有大类行业, 将每一类产业中的子行业和产品分为支持发展、限制发展和禁止发展三类。
对于产业发展模式, 李京文等总结了产业发展的三种模式：倾斜式发展模式、平推式发展模式和协调—倾斜式发展模式, 并认为第三种模式是我国2000年前应采取的较为理想和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模式, 即兼顾国民经济总体的协调发展和不同区域的倾斜发展。[125]对于产业优先发展顺序, 学界提出我国也要利用产业政策来优先发展某些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有的学者从我国的资源禀赋出发, 认为我国应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126] 也有学者认为瓶颈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 因此要优先发展能源等基础产业。[127] 随着讨论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因素被考虑, 学界关于主导产业的观点也越来越多, 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
四 对我国产业组织问题的初步涉及
企业组织结构问题是产业组织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虽然西方的产业组织理论尚未系统引入,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我国学者就总结出当时我国企业组织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大而全”“小而全”, 并成为我国规模经济水平低的直接原因。企业的绝对规模大, 但有效规模小。另外, 经济体制不合理也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我国企业规模结构反映了它的欠发达性质, 还表现在中小企业数量的不稳定性和经济效率的低下。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发展战略失误和现行的经济体制（吃大锅饭及不合理的价格体系)。[128] 20世纪80年代中期,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企业改革“放权”“搞活”又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卫兴华等认为增强企业活力应包括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约束机制, 纠正企业在增强自身活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 将企业活力引入国民经济计划轨道。[129]
胡汝银的专著《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是20世纪80年代影响较大的研究产业组织的专著。该书系统考察了西方经济学流派、东欧经济学流派和我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竞争和垄断的各家学说, 系统地研究了社会主义竞争问题。作者以马克思的微观经济分析框架为基础, 在产业组织层面上, 从多种角度考察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运行。该书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微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多重分割状态的特征, 考察了部门内竞争、部门间竞争、空间竞争、国际竞争所受到的各种限制, 以及引发的资源配置失当和低效率。该书的重要结论包括：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以国家垄断和行政垄断为特征, 社会主义竞争有部门内不均齐竞争等特点；各种“鞭打快牛”“抽肥补瘦”的措施虽然会抑制部门内竞争的不均齐程度, 但也会起阻碍先进企业成长、保护落后企业的作用, 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