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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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 就必须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这是各界的共识。
调整经济结构, 主要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失衡问题, 重新协调好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有文章提出[54], 中国现阶段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储蓄与消费失衡, 储蓄率太高, 消费率太低
1978年, 中国储蓄率为37.9%, 比世界平均储蓄率25.1%高12.8个百分点。到2008年, 中国储蓄率为51.4%, 比世界平均储蓄率23.9%高27.5个百分点。这是因为, 我国改革开放后, 1978—2008年, 储蓄率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45个百分点,其中, 2002—2008年储蓄率突然从40.4%上升到51.4%,年均提高1.8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消费率大幅度下降, 1978年中国消费率为62.1%, 2008年降为 48.6%, 下降了13.5个百分点, 其中2002—2008年消费率连续下降,年平均下降1.6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造成的, 居民消费率已从1978年的48.8%下降至2008年的35.3%, 共下降了13.5个百分点。我们常说内外需失衡, 出口依存度太高（1998年为18%, 2007年提高到36%), 内需不足, 实质是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居民消费不足,使我们越来越走上为生产而生产的怪圈, 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有专家提出, 为解决这一失衡问题,“十二五”期间应使消费率提高至占GDP的55%以上, 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每年应至少提高一个百分点。这是很有道理的。
二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经济增长过于倚重第二产业
我国人均GDP从2002年起超过1000美元, 到2009年已达3600美元, 但是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并没有随着人均GDP成倍或成几倍的增长而提高, 而一直在40%左右徘徊。2002年占41.5%, 2008年占41.8%, 2009年占42.9%。其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已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低十几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 制约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也制约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其中“两高一资”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据报道, 全球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一般为4%—6%, 而我国在2008年前后都达10%以上, 致使有人说房地产行业绑架了中国经济。因此, 需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 应快于GDP增长, 使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步提高。这也有助于扩大就业, 包括大量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岗位, 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三 投入结构不合理, 物质资源消耗太多, 技术进步贡献率低
中国经济到2010年为止主要靠粗放扩张, 物质消耗大但效率不高。2009年, 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 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 钢铁的44%, 水泥的53%, 这样巨大的资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由于资源大量消耗, 而我国资源特别是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使我国一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 对外依存度, 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2010年的50%以上。科技进步不够快,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低, 2000年才占0.9%, 2008年才占1.47%, 2009年才占1.62%, 低于创新型国家至少2%的水平。与此相应, 我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很高, 占50%以上。我国是世界生产汽车第一大国, 但几乎所有核心技术和品牌都是外国的。我国号称“世界工厂”, 但直到2010年没有一个世界名牌, 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中国今后必须着力从“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增长, 逐步向“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方式转变, 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所在。
四 人与自然不和谐、不协调
2003—2008年, 经济超高速发展的一个代价是, 生态和环境恶化了, 人与自然更加不和谐了。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也确认,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环境和生态恶化的原因在于我们盲目发展了一批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十一五”规划把节能减排列为约束性指标, 但“十一五”规划要求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没有完全达到。这就使资源、环境、生态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真正的硬约束。我们不能继续走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老路, 而要下决心走局部改善、总体也改善的绿色发展道路, 不再侵占子孙后代的利益。
五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中国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进入21世纪后一直在0.4的警戒线之上, 且有上升趋势, 世界银行资料显示2007年已达0.48。有研究报告指出, 1988—2007年, 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 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 贫富分化在发展。2009年,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12264.55元, 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3993.45元, 后者不及前者的1/3, 说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相当大。如加上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城乡不平等,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至5∶1的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也不小。2007年, 上海为 78225元, 而贵州为10258元, 前者为后者的7倍多。王小鲁在《比较》2010年第3 期发表文章, 推算2008年有9.3万亿元隐性收入（其中灰色收入5.4万亿元) 没有统计在国民总收入中, 这两个数字都比2005年增加了近一倍。他提出, 如把隐性收入计算进去, 则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占10%的家庭来衡量, 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23倍, 调整到65倍, 基尼系数相应会高于0.47—0.5的水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原因在于分配不公、权钱交易、分配秩序混乱、政府调节不力等。注重公平分配, 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已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中央领导人提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就包含了要使增长结果由公众分享的内容。
现阶段, 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已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它们在转变方式中呈现的某些规律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有资料显示, 世界范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三大规律和标志（见表32—1)。
表32—1 世界范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三大规律和标志
表32—1 世界范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三大规律和标志续表
资料来源：《三个五年规划与转方式20年路径变迁》,《领导决策信息》2010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