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新发展理念
《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第三十五章 新发展理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和长远性着眼, 确立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理念, 即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理念, 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体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这五大发展理念, 升华了国内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是针对全球大变局与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战略回应, 是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46]
人类关于发展的理论探索已有数百年。特定发展时期的主要矛盾决定了特定发展理念的形成。发展理念正是在尝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中不断修正、演进和升华的。发展最初是关于一国的发展,如《国富论》讨论的就是国家发展与财富积累问题。而且, 早期对发展的理解还局限在经济总量的扩大, 因此发展问题就简化成增长问题。但国富国穷最终是要落实到普通百姓即人的身上, 这才使得理论的关注点从国家发展延伸到人的发展。这一重要转变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得以完成。“二战”以来发展经济学与现代增长理论的同时兴起, 以及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 生动演绎了发展理念的变迁。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视经济增长, 七八十年代向贫困宣战和注重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90年代推出人类发展指数, 21世纪提出包容性发展, 发展理念经历了从只关注经济增长的数量到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再到注重人的发展的一系列重大转变。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 既是对人类发展实践与理论探索的传承与创新, 更是对当前历史发展新阶段所做出的战略回应。就国内而言, 我国发展新阶段的最突出特点,是进入以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加速和增长动力转换为特征的经济新常态。新常态提出的内在逻辑要求, 就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 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保持中高速增长。而新发展理念恰恰顺应了新常态的逻辑要求,成为引领新常态的指南。就国际而言, 危机以来全球面临大变局：既有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南北发展不平衡加剧等问题, 又有寻找增长新动力、促进包容性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发展新理念显然可以为全球新变局、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47]
第一节 创新发展
创新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 只有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 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 才能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坚持创新发展, 是分析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历程,特别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得出的结论, 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 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这也是将创新发展置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的原因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抓住了创新, 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树立创新发展理念, 就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 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 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48]
一 创新发展的内涵
创新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时代发展的关键。创新发展理念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器物层面, 更是一个涵盖了理论、制度、技术和文化的系统性发展方略。
理论创新是先导。思想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也是各类创新活动的思想灵魂和方法来源。当年的改革开放, 就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大讨论为先声。当前在发展新阶段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 也正需要我们以巨大的勇气、深刻的洞察和理性的光辉, 对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趋势等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 用创新理论为创新实践开辟道路。
制度创新是保障。制度创新是持续创新的保障, 能够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 也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40多年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规模宏大的创新行动, 今后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依然蕴藏在体制改革之中。
科技创新是基础。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重中之重。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层次偏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急迫问题, 兼顾发展速度与质量、统筹发展规模与结构, 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培育壮大新产品、新业态, 淘汰落后产能, 提升中国产品和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让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背后都是科技创新在支撑。
文化创新是根本。文化创新本质上是“软实力”创新, 培植民族永葆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基础, 为各类创新活动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中国社会从来不缺文化创新的基因,“日新之谓盛德”“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 这是中国古老的经典《周易》中的核心要义, 也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不息脉动的文化精魂。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求新求变的禀赋与新时代的大变革、大转型有机结合起来, 让历史的品质焕发出时代的光辉, 正是今日中国文化创新已经和正在做的事情。
技术、制度等因素事实上与一国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态度、信仰等——息息相关。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49] 为了培育有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主流文化, 各级政府在舆论上和政策导向上应当全面形成“创造兴国”的良好氛围, 保护并鼓励人们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激励人们探索、挑战和自我表现。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加体现包容性, 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加以制度性的约束, 以使广大民众更容易接纳创新。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以使企业更加放心地在创新领域投入资源。[50]
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这四大创新连同其他方面创新一起“发力”, 共同构成了创新发展理念的完整内涵。
二 创新能力决定前途命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迈克尔·波特指出：“国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竞争力指一国（或产业、企业) 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国家经济的升级需要生产力的持续成长。”[51] 也就是说, 在全球分工体系中, 一国所处的位置,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技实力的强弱及其相应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产力或生产率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 就将生产率或创新视为增长的根本源泉。
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必须清醒地看到, 虽然我国经济规模很大、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 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的问题仍然突出；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很快, 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是中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放眼当今世界,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趋势越发明显,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不创新就要落后, 创新慢了也要落后, 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 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52]
这一判断是基于对现实的冷静观察做出的。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国际体系的深刻复杂调整,国际竞争尤其是大国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加剧。2018年以来, 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与美国对中兴、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进一步凸显了创新能力不足面临技术封锁甚至被迫“技术脱钩”的风险。李滨、陈怡认为,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必须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实现从中低端向高端的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必然会遭遇来自传统上引领国际分工的发达国家的阻挠。这就是近来中国与美国高技术产业贸易纷争的最深刻的背景。[53] 关志雄发现, 从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 条款”决定发动对华制裁开始, 中美经济摩擦升级, 对立焦点正从贸易失衡转向技术转移。美国批评中国政府为了取得技术, 对投资中国某些行业的美国企业实施出资限制政策, 并且对收购海外先进技术企业的中国企业提供各种支持。美国政府不仅要求中国改变这些政策, 还对外资收购美国企业的项目加强了国家安全层面的审查。[54] 朱民、缪延亮强调, 目光长远, 从体制调整和变革入手, 做好自己的事情, 是中国应对趋于恶化的外部环境的根本对策。中国内部还存在较多体制机制障碍, 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 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必将不断释放新的增长活力。[55] 可见, 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提升创新能力是应对当前中美贸易战的治本之策。
三 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在实现重要科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 需要正确地、辩证地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 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 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56] 国内学界对我国自主创新的战略意义和实施路径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贾根良指出, 工业智能化是先进智能技术体系对传统产业改造的过程, 后者的市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主要是国内市场。中国要在先进智能技术体系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需要通过保护国内高端产品市场, 创造独立自主的核心技术, 充分利用正被智能化改造的国民经济具有广袤国内市场的大国优势, 彻底改变我国“出口低端产品, 进口高端产品”的传统对外经济发展方式。[57] 欧阳峣、汤凌霄认为, 后发大国的技术创新要坚持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相结合,适时转换技术创新方式, 首先要通过模仿创新逐渐接近国外先进技术, 然后加大力度推进自主创新, 从而在技术追赶中实现技术超越。[58] 龚刚等指出, 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必须极尽所能地进行自主研发和创新, 使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大于前沿国家。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研发投入量, 更取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兴衰。高效、实力雄厚的国家创新体系, 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备条件。[59] 蔡昉、张晓晶强调, 在新的形势下, 我们应当紧跟技术前沿的可能变化, 花大气力, 尤其在制度与政策支撑方面, 为迈向技术前沿作出努力, 真正实现我国科技水平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增强我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毕竟目前阶段不同于以前。一方面, 中国产业体系逐步完备, 技术基础较为扎实, 有了自主创新的基础；另一方面, 经过较长时间的模仿赶超, 我们离前沿技术越来越近, 有某些领域,和发达经济体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赶超空间已经不大。从而, “十三五”以及今后更长时间, 在充分利用技术赶超的同时, 需要把自主创新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60]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 美国一些人对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窃取美国技术”等方面的指责甚嚣尘上。这些违背事实的言论暴露了美国实行技术保护主义、推行科技霸权、打压中国发展的战略企图, 也凸显了自主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 不仅从别人那里拿到关键核心技术不可能, 就是想拿到一般的高技术也是很难的, 西方发达国家有一种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的心理, 所以立足点要放在自主创新上。[61] 另外, 改革开放40多年来, 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 后发优势持续减弱, 越来越需要自主创新来引领发展。况且, 新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 把我国的相当多领域直接推到了全球创新前沿, 我国经济与创新前沿接触面不断扩大, 已经有了一批走在创新前列的企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在这些新兴领域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正逢其时。
关于自主创新的含义, 也存在一定争议。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国内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自主创新如果是一种精神, 我支持；如果是一种行动, 我就反对。”其理由是, 科技创新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在别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创新。[62] 其实,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完全从零开始的自主创新, 都必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创新, 强调了创新与学习、创新与继承的辩证关系。《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社论指出, 任正非所说的“自主创新”是做孤家寡人, 什么都要自己做。这种定义之下的自主创新显然不值得鼓励。但是, 自主创新作为一项政策目标, 在中国有着特定的含义。自主创新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 或许用技术创新更接近本质, 它是利用全球创新资源进行科技创新的开放性活动, 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也是国家经济强大的标志。[6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 不是单打独斗, 不是排斥学习先进, 不是把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我们要更加积极地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64] 因此, 自主创新绝不是关起门来另起炉灶, 而是在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的同时, 顺应科学技术的全球扩散渗透日益加强、各国在科技领域的交流互鉴日益频繁的历史大势, 以互利共赢为基础开展充分、全面、深入的国际技术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