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转型经济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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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经济研究是否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学科, 还处在艰难的探索中, 到目前为止, 体系、范畴等都没有初步形成。转型经济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一 转型经济研究需要强化对制度建设的研究
进入21世纪, 对后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的关注, 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这一点在由叶利钦自由市场经济转向普京可调控的市场经济的俄罗斯学界尤为明显。
俄罗斯学者列昂纳德·波里什丘克在《转型经济中的制度需求演进》[40] 一文中结合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实践, 对制度建设作了具体说明：转型初期, 获得了经济控制权的金融与工业寡头, 并不支持甚至是反对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但是, 随着转型的深入, 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 经济主体对于透明、稳定和有效的法律制度的兴趣有所增加, 更愿意将其业务从地下经济转向正式部门, 更愿意足额支付税金以换取产权的公共保护、法律和秩序。但是, 法治建设是一个博弈过程, 它涉及政治文化、政府可利用的财政和监督工具以及社会进行政治组织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詹科夫、科莱泽在《新比较经济学》[41] 一文中说：过分强调转型的速度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各国经济转型成就存在巨大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立的新制度的有效性, 而新建的制度, 需要在控制无序与专制的危害中做出权衡取舍。新制度的功能, 就是要控制无序与专制的危险。严重的无序, 会带来社会的巨大损失；但用更大的权力来控制无序, 也会产生更强的专制甚至滥用权力。这种思考的角度, 对后转型国家新制度的建立, 极富启发意义。
吴敬琏一直关注市场运行中的制度建设, 他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政府一定要为市场机制提供一个制度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 就很难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市场交易等状况。[42] 笔者在《转型国家不同制度安排和价值取向》[43] 一文中也指出, 近百年的历史以及转型国家的实践教训说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 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 但搞不好, 也可能是一个让社会毁灭的机制。就世界范围来说, 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另一种恶性的。我们需要研究到底什么是良性的市场经济?什么是恶性的市场经济? 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良性的市场经济? 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恶性的市场经济? 它的演变过程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除公司结构、产权结构、市场结构、分配制度、政治制度等因素外, 还有一些什么因素? 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 虽然是要将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 但对许多别的因素如果考虑不足, 制度建设滞后, 对行政权力的应用缺乏监督、制衡和责任追究的机制, 也不排除会演变成恶性的市场经济。
二 加强对权力、劳动与资本经济关系的研究, 树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资本与劳动和谐的经济新思维
在改革开放前, 资本曾经有过“被灭绝”的悲催经历；改革开放后, 又经历了“被发展”的曲折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 资本的存在, 私有经济的发展, 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全新的理论问题。
早在1953年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时, 毛泽东就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 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44]。在改造过程中, 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 要使“资本主义绝种, 小生产也绝种”。[45]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 从那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 在中国大陆基本上绝种。人们都有过很痛苦的回忆：房前宅后种菜、养鸡, 以至摆小摊, 都要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被割掉, 承受着被批判、被斗争的灾难。
在改革开放后, 国内私人资本及外国资本, 都在政府的主导和政策扶植下在大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改革开放实践证明, 中外资本这些非公有制的快速发展, 不仅加快了一批新兴产业和行业的发展, 支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且拓宽了就业渠道, 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对于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资本总归是资本, 追逐超额利润, 是资本的天然属性。而在经济转型期,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 弄不好, 更会使这种天然属性得以放纵。一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在政府（权力)的主导下运行, 资本准入市场的门槛完全由政府（权力) 控制, 经济增长一旦成为政府决策的主题, 那么资本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政府的宠儿, 权力与资本勾结而由此发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就很难避免, 比如：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二是就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我国一项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 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使劳动对资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资本不愁找不到新的劳动力, 这就很难避免利润侵蚀工资的问题, 资本执意压低工资, 或者不愿意提高工资, 从而使收入差距逐渐拉大。
应该调整权力与资本、劳动的关系, 尽快改变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角色, 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通过税制改革, 强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 2018年我国财政收入已达18万亿元, 我们应该更多地提出新的政策和制度创新, 经济高速增长了, 让穷人能通过新的途径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我们需要一个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由具有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功能的部门或组织构成社会安全保护伞, 维护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公平。
应该建立劳动与资本之间新的经济关系。恩格斯曾经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虽然深邃地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经济关系, 但这种分析, 抽象了市场竞争、价格,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如果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出发, 考虑到市场竞争、价格变动的因素, 恩格斯认为, 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个理论在一个时期, 曾遭到我国理论界的批评。经济学家孙冶方依据恩格斯的价值理论批评集权计划经济的低效率, 也曾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但在20世纪初, 伯恩斯坦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 对恩格斯价值理论做了新的解释, 他认为：生产费用对价值量的形成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但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物品的效用。物品效用即使用价值的实现, 与构成市场的各个阶级的购买力有关, 也就是说, 效用是通过市场有效购买力实现的。产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 如果因购买力不足而卖不出去, 资本的剩余价值也就不能实现。因此, 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 增强社会购买力, 提高社会福利, 这成为后来欧洲各社会民主党注重社会福利的经济理论基础。
当今我国正在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变革, 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资本的存在和发展, 已成为一个客观经济事实。但是, 无论是利润侵蚀工资, 或者是工资侵蚀利润, 都会扭曲企业的发展, 伤害劳动者的利益。在当今中国劳动力过剩、就业岗位紧缺的大背景下, 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要实施严格而科学的劳资谈判机制,强化工会的作用,遏制资本的贪婪,保护劳动者利益。资本应该明白, 只有提高劳动者的社会购买力, 才能使生产领域形成的剩余价值得到实现, 资本人格化后的企业家, 应该有这样经济理念、伦理价值观。这正是恩格斯关于价值是费用与效用比较的理论中题中应有之义。
构建权力、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和谐关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一个全新的理论问题。
三 转型经济学研究需要经济学各流派更深入地融合, 社会科学多学科进一步协调, 合作攻关
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的结合在转型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有益探索, 科学地吸取新制度经济学中某些观点, 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清楚地看到, 马克思生产关系变革理论有助于研究不同经济制度的更替；新制度经济学则研究既定经济制度下如何让制度更有效率。
比较经济学在对转型经济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2002年,由吴敬琏主持创建了《比较》杂志, 提倡“以比较传递理念、思想和智识”, 根据中国经济转型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 有选择地介绍转型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和教训, 推动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章玉贵在他所著《比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对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经济转型实践中的广泛传播作了系统介绍。[46]
应用演化经济学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进行研究, 其对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德国学者何梦笔用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来研究大国转型, 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或地区) 差异, 全国统一的经济转型政策将会引发各地区政治经济不同的反应, 而这种反馈差异又将促使各地区逐渐形成不同的转型路径, 从而使地方利益逐渐形成并日益强化, 正视这个演化过程, 才能为政府竞争创造一种能够操作的政策框架。马克思指出, 达尔文进化论构成了他们学说的自然历史之基础, 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物种共同演化及其相互转换, 这是一种进化论的经济学观点。对此, 贾根良在《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47] 一书中对此也作了详细的论证。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是一个科学命题, 但是, 弄不好, 这个科学命题也会被扭曲为“权力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实践中的市场经济, 在权力的主导下会变得很坏很恶! 比如：价格改革曾实行过“双轨制”, 本意在减少价格改革对社会的震动, 但有的掌权者却利用计划内、外产品材料的差价进行“官倒”买卖, 掠夺国家财产；（国有) 企业改革曾实行过“承包制”, 本意在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 但有的掌权者却利用承包合同的签订, 实施无风险承包, 亏了由公家承担, 赚了归自己, 实际上是给公有资产的流失开辟了新渠道；在公司改制过程中,“空手套白狼”式掠夺共有财产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当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 以国家权力的名义,从国家拨款“输血”, 垄断社会优势资源, 但从垄断经营中获利, 高官高薪。[48]
网络、大数据的快速发展, 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社会的高度连通, 它使得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方式都在迅速发生着变化, 提高了国家管理经济的科学水平, 对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的积极影响[49]；同时, 企业家通过大数据也提高了对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但是,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其中也还隐含着一些新问题, 诸如个人信息保护、商业模式创新、产业安全等。江小涓做出了详细分析, 科学技术的发展能促进社会的变革, 但它不可能取代社会变革中的制度建设, 这是在转型经济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新问题。
转型经济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 反映了中国经济学70年间理论思维的巨变。但是, 转型经济研究成果对社会变革的解释, 基本还停留在对经济发展政策进行解释的层面上, 对于社会变革深层的问题, 单就经济学而言, 可能还显浅薄, 因为它还涉及政治、文化、民族、历史、宗教以及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等全方位的理论问题, 需要多学科协同研究, 多学科协调, 合作攻关。
（执笔人：冒天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