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若干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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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起步, 应该说是从古代经济史研究开始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20世纪30年代, 中国的思想界就曾经掀起过一场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 并由此引发出学术界掀起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在论战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得到广泛传播。新中国成立以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历史学科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理论, 运用它来重新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问题就成为历史工作者的主要和迫切的任务。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有着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 其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发达, 其发展轨迹和特征与马克思主义以欧洲历史总结出来的相互递进的五种社会形态,以及所概括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许多不同之处, 因此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就成为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 其中既有理论的运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也有重新梳理和研究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和大量历史遗存（实物)的问题。因此, 新中国成立以后, 围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 兴起了以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主制经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 对古代经济史展开了全面的研究。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 不仅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特点和发展规律, 而且涉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形态学说研究中国古代史, 以及如何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等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过讨论, 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古史分期标准等一系列重要历史理论基本问题上的深入研究, 而且在讨论中所呈现出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头17年史学领域的重要现象。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讨论, 始于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该文提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皇族所有制”即国有制,引起史学界的热烈反响, 参加讨论的文章有150余篇。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争论, 主要集中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 争论的焦点反映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形式究竟是国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还是各种所有制并存等问题上。虽然当时关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讨论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然而通过不同见解的交锋和切磋, 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史学界学术空气的活跃和历史研究理论水平的提高, 也为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逐渐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兴起的。1955年1月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邓拓的文章《论 〈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 提出了在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问题, 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 大家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由此开始成为极受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当时, 论者几乎一致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主要分歧在于,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究竟出现于何时? 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在发展程度上, 一些学者认为发展程度较高, 在地域上不局限于沿海城市, 而且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另一些学者认为发展程度较低, 主要仍然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社会性质, 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始于鸦片战争。在讨论中, 学者还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对阶级结构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通过讨论, 学术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发掘了大量资料, 使用了丰富的史实对该问题加以论证, 对中国古代经济史, 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史料发掘, 使该领域的研究获得了极其显著的进展。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社会科学的繁荣,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首先是整理出版了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 主要的农书都已整理校释出版, 历代食货志均有整理校释者。各经济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和各种专题也在整理经济史资料, 丰富多彩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 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 其中云梦秦简对秦代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研究、出土文物简帛对包括楚国经济史在内的楚学和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走马楼简牍对三国时期尤其是吴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唐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另外, 现代仍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诸多资料, 如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 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上海、苏州、佛山、北京等地有关经济史的碑刻资料、大量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有关资料, 也全面整理出版, 为区域经济史及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中华大典》中的《经济典》《农业典》《工业典》包含了丰富的古代经济史研究资料。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组织编辑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清代史料, 有力推动了清代经济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 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也大大扩展和深化了。除了过去研讨的资本主义萌芽、地主制经济等宏观和理论性较强的问题外, 传统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等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对传统市场的研究中, 人们注意到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生活用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土地市场等各类市场的发育状况及其相互关系, 注意到商品流通量的计算和商品构成的分析, 注意到市场价格体系及其变迁, 对此已有众多成果问世。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越来越重视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关系密切的问题, 研究成果不仅体现了学术价值, 而且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在这个时期, 农业史、商业史、交通史、手工业中的盐业史、纺织史等研究亦方兴未艾, 研究视角涉及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营管理制度、国家对各类手工业经济的干预和管理、中外经贸交流等各方面, 农业生态史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财政金融史、赋役史在资料整理和研究方面都有可观的收获。有关屯垦、马政、禁榷、市籴、漕运、仓储、荒政等方面的研究已渐次展开, 还开辟了经济法制史研究的领域, 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的研究亦有进展, 货币金融史、人口史研究也取得较大进展, 出现了一些有创见的、比较成熟的论著。
这个时期的区域经济史研究以明清和近代为主, 或延伸至现代,研究区域遍及全国, 其中成绩显著的有江南、华南地区；以徽州社会经济史为中心的徽学则异军突起, 成为显学。有的学者提出在沿海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 把沿海经济史、海洋渔业史、对外贸易史、华侨华人经济史、海疆史等糅合在一起, 建立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民族与区域经济方面, 传统的西北、西南、北方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持续发展, 中部少数民族及边境外贸经济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化以及学术交流的频繁, 古代经济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同样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向。有的学者提倡用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和经济模型来分析古代经济问题；另一些学者则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 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实行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此外, 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思想史、法律史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 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会和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许多经济史研究者不满足于笼统的定性叙述,出现了一批计算历代亩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和物价变迁趋势、中国古代GDP的论著, 这也是新时期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特别是纂修清史这个国家重大工程启动以来的十几年间,围绕清代前中期经济史, 特别是财政史的研究涌现出一批质量较高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