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放开粮食消费市场后引发的“谁来养活中国”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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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放开粮食消费市场，粮票退出历史舞台。放开粮食消费市场后，直到1995年，几年的粮食消费市场价格明显上涨，也带来食品消费价格的不断上涨。正当国内学者对有关粮食价格与消费价格上涨之间关系开展深入研究的时候，国际上有学者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这一命题很快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大讨论。尽管到了1996年中国又经历了一次相对较长时间的农民卖粮难，但是出于对“谁来养活中国？”这一话题的考虑，特别是往往又与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互为支撑的考虑，中国首次发表了粮食白皮书。总体上说，放开粮食消费市场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是粮食消费市场最终有效地解决了粮食购销价格倒挂带来的财政负担过重以及国有粮食企业流通效率不高等难题，也较好地满足了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对粮食需求提出的更多更高更加丰富的要求。
一 中国是怎样养活自己的回应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通货膨胀也比较明显，经济体制转轨出现粮食价格剧烈波动。在此背景下，国外有学者[31]研究提出“谁将养活中国”，这曾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特别是国内学术界的反应值得一提。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围绕中国中长期粮食供给消费前景和发展战略及政策体系开展了广泛研究。
1994年，美国世界经济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美国媒体上相继发文鼓吹中国经济实力提高将进口全球大量贸易粮从而对全球粮食安全构成威胁，他的研究结果引起了大量关注，到1995年在国内广泛传播。根据布朗估计，中国到2030年将需要进口2.1亿—3.7亿吨粮食，当时全球粮食国际贸易量仅仅2亿吨，这样中国经济发展有实力会买断世界市场供给，导致全球粮价上涨，将其他低收入国家挤出世界粮食市场，也与其他缺粮国家争夺粮源。
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这个命题之后，引起了中国政府机构研究者和其他研究者的强烈反响，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开展了广泛研究，有些研究比较深入。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政府组织一批专家开展研究，并于1996年10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在科学论证基础上，运用大量数据和事实说明新中国成立后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进一步根据未来中国的粮食消费需求，坚定地回答了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为此提出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目标任务主要包括：努力改善生产条件，千方百计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科教兴农，转变粮食增长方式；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国土资源，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深化体制改革，创造粮食生产、流通的良好政策环境[32]。
总体上说，为了论证中国有能力养活中国人，国内多数学者对中国粮食生产潜力、粮食供求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有研究者[33]认为中国通过增加农业投入和加快科技进步等途径实现粮食供求平衡。也有学者把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理解为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是靠进口还是依靠国内生产的问题。还有研究者[34]认为：中国过去成功养活自己，关键因素是农业科研、现代技术和家庭耕作制度；未来中国农业政策选择对粮食安全会带来影响，开放可能会让中国放弃粮食自给自足政策，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将丧失养活自己的能力。
总之，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回答“谁来养活中国”这个问题时，较深入地研究了怎样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在强调依靠科技进步和挖掘耕地资源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学者们还提出了要面向国土资源，广辟食物来源，着力发展草食畜牧业和水产业，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对肉禽蛋奶水产品等需要，这些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具有价值。
二 关于粮食国内生产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
尽管国内学者普遍从粮食生产能力、增长潜力论证中国能够养活自己，但也有学者从资源禀赋和农产品比较优势等视角主张要重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有学者[35]从国际贸易原理出发对中国解决粮食问题进行反思后认为过分强调粮食自给会影响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学者[36]主张中国应通过实行较为自由化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贸易体制来解决粮食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对21世纪前30年中国粮食供求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粮食产需将会出现缺口，但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态势不会改变，不会威胁世界粮食安全，并主张解决中国粮食问题要立足国内发展农业生产并适度进口[37]。如果与2013年中央提出的新形势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内容比较，不难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研究已经提出了立足国内并适度进口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观点。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回答“谁来养活中国”时，不仅论证了依靠国内资源和发展国内农业科技等自身力量可以解决中国粮食问题，而且从经济上和资源环境代价上论证了适度进口粮食，调剂国内品种余缺，弥补产需缺口的合理性。
三 关于国有粮食企业深化改革的研究
粮食消费市场放开后，针对国内粮食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不断上涨，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激励农民扩大粮食生产。1996年后，粮食连续增产，1998年粮食总产量曾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5.12亿吨。为了避免农民卖粮难，国家通过财政对收储费用补贴和收购资金贷款利息补贴方式鼓励国有粮库按照保护价多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结果带来财政用于粮食储备的支出快速增长。
解决粮食价格购销倒挂带来财政负担的问题，中央在研究基础上于1998年提出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资金封闭运行”的“三项政策”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改革”[38]为核心内容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践表明，“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推行和实施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
总体上，“三项政策、一项改革”进展不顺利，成效远不及预期[39]。1998年到2000年，一方面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目标难以贯彻到位，另一方面粮食库存积压、亏损严重，改革粮食收购政策，甚至放开粮食收购市场，成为一些政策研究者的观点。
为了解决粮食购销价格倒挂问题，又针对“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显露的突出问题，国家采取了先试点，边试点边研究，推动渐进式改革。2000年国家决定将南方早籼稻、红小麦和北方春小麦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实行购销市场化。到2001年国家进一步让浙江等沿海8个主销区率先实行区域性粮食购销市场化。据研究[40]，从2002年年初开始，有关方面就着手研究主产区如何放开粮食购销问题，并推动了地方自主进行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改革。
推动粮食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放开粮食消费市场后，粮食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研究后得出了通货膨胀时期粮食价格上涨并非仅仅主要是自身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的。有学者[41]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粮食价格剧烈波动研究后认为通货膨胀预期导致这一时期社会大规模存粮从而带来粮食价格明显上涨。
四 20世纪90年代中期粮食安全概念的本土化
到1995年，粮食安全相关概念和理念逐渐为国内学者广泛接受并转化为政策性语言，特别是学者开始深入研究。1995年，针对中国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所引发的严重通货膨胀，陈锡文撰文指出中国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不仅仅是通货膨胀问题，更是粮食安全问题[42]。
虽然1990年国家建立了粮食专项储备制度，但是在平抑粮食价格等方面作用有限，有学者提出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因素，特别是稳定的政策和统一的市场[43]。
客观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粮食安全在前期引入中国后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对于“粮食安全”这一概念的内涵实际上并不清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的外延也不严谨，特别是有关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理论等研究仍然是极其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