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70年[1]
《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第六章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70年[1],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第一节 引言
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标志着中国有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由中国人撰写的汉语语法专著，也标志着汉语历史语法学的诞生。截至1949年，约50年的时间，在汉语历史语法研究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涌现出一批汉语语法研究大家和优秀学术成果。陈承泽《国文法草创》、杨树达《高等国文法》、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等一系列研究专著和王力、吕叔湘、丁声树等学者发表的一些重要历史语法论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为后世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深入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又已走过70年历程。回顾这70年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历史，以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30年在继承老一辈语言学家优良学术传统的同时，在汉语史分期、历史语法研究框架和研究范式的建立等方面有新的发展，但中间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研究中断和停滞。后一个阶段的40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各项事业得到全面恢复和振兴，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也逐渐步入正轨，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在历史语法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有重要突破。突出表现在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新的理论方法相继引入并运用到语法研究中来，新的语言材料不断被发掘，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视角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一 汉语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王力先生指出：“谈历史不能不谈分期。分期的作用，是使历史发展的线索更加分明，是使历史上每一个大关键更加突出，因而使读历史的人们更能深刻地认识历史的面貌。汉语史是属于历史范畴的东西，因此，在历史科学中占着重要位置的分期问题，对汉语史来说，也丝毫不能例外。”[2]
分期问题在汉语史研究中至关重要。只有在明了了汉语史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以及怎样研究才比较合乎汉语历史发展的情况下，才可能确立汉语不同时期的历史地位。就汉语史分期问题，学术界曾展开讨论和争鸣，各家的意见不尽相同。
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分为四期：1.上古期（公元3世纪以前，即五胡乱华以前，3、4世纪为过渡阶段。）2.中古期[公元4—12世纪（南宋前半），12、13世纪为过渡阶段。]3.近代期[公元13—19世纪（鸦片战争），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4.现代期（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
吕叔湘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的序言中分为二期，他认为：“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3]
向熹《简明汉语史》分为四期：1.上古（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3世纪，殷商至两汉），其中又分为上古前期（殷商）、上古中期（周秦）、上古后期（两汉）。2.中古（公元4世纪至12世纪，六朝至宋），其中又分为中古前期（六朝）、中古中期（唐）、中古后期（宋）。3.近代（公元13世纪至20世纪初，元至清），其中又分为近代前期（元）、近代中期（明、清）、近代后期（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4.现代（五四运动至现在）。
王云路、方一新的《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分为三期：1.上古（先秦，秦汉）；2.中古（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3.近代（晚唐五代以后）。
国外一些汉学家如高本汉、太田辰夫等也对汉语史的分期提出过自己的意见。
汉语史分期问题比较复杂，不仅涉及语法，也涉及语音和词汇，采用哪些参项作为分期的标准才更为科学合理，一直是汉语史学家着力探究的，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目前，形成一定共识的主流意见是将汉语史分为四期，即，西汉以前为上古汉语时期，东汉魏晋南北朝（包括隋）为中古汉语时期，唐五代至清代中叶为近代汉语时期，清代晚期至现在为现代汉语时期。在各个大的历史时期内部还可以再细分为若干个阶段。
在汉语史分期的基础上，汉语历史语法研究逐步摆脱了笼统的泛时研究范式，学者们越来越自觉注重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汉语语法现象的深入探索，来构建整个汉语历史语法的演变过程，以揭示汉语历史语法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
二 汉语史语料的深入开掘与利用
研究汉语历史语法，需要深入挖掘语言事实，如实描写语法现象，而语言事实的挖掘和描写则必须建立在利用可靠语料的基础之上。70年来，随着汉语史分期的建立和历史语法研究的深入展开，汉语史语料的开掘和语料时代、语料真伪的鉴定越来越受到重视，汉语语法史各个时期语料范围的拓展和使用，都有长足的进步，利用新语料进行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新的语料既包括对传世文献的重新审视和挖掘，也包括对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献的充分重视。
甲骨文、两周金文以及出土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如睡虎地秦墓竹简、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武威医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等对上古汉语语法的研究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
汉译佛经主要是从梵文、巴利文和一些西域语言翻译过来的文献，是语言接触的产物。以往虽然有学者利用这宗语料进行语法研究，但重视程度很不够。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古汉语在历史分期中地位的确立，译经文献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其对中古汉语乃至后世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价值日益凸显。
唐宋禅宗语录如《祖堂集》《碧岩录》《景德传灯录》等，敦煌文献如整理的《敦煌变文集》，宋代理学家的语录体著作如《河南程氏遗书》《朱子语类》等，两宋时期宋金谈判纪要如《三朝北盟会编》，宋金时期诸宫调如《刘知远诸宫调》，这些语料的开掘对唐宋时期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他如元白话文献、宋元话本小说、南戏作品等语料的利用，大大促进了宋元时期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一些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辑的会话书如《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官话指南》《燕京妇语》等语料被发掘出来，对近代汉语晚期的明清语法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
刘坚的《近代汉语读本》及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古代白话文献选读》以读本的形式第一次对中古及近代汉语重要的口语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注释评述。方一新、王云路的《中古汉语读本》则着重对中古时期汉语白话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和注释。由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包括唐五代卷、宋代卷和元代明代卷）编辑收录了可资利用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料。这些读本和资料汇编中所收集的语料，其真伪和时代都经过专家认真的鉴定，质量可靠。对中古、近代汉语的研究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汪维辉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和汪维辉、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收录了包括《古本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华音启蒙谚解》《象院题语》《中华正音》等在内的一大批朝鲜时代重要的汉语教科书，对研究从元代到清代汉语口语的发展以及这段时期语言接触的情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 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与理论方法的创新和多元化
（一）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马氏文通》以后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以笼统的古代汉语泛时研究为特点。这种研究范式缺乏“史”的观念，对语言现象历史演变的自觉思考不够。正如王力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对于每一种语言现象都应该看它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出来，它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一些主要阶段，然后成为现在的样子。……以前往往不是抓住现代汉语的某一现象向古代一直追上去，也不是抓住古代汉语的某一现象向现代一直追下来，而是满足于某一时代（特别是上古）的某一语言现象的考证。”[4]
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从新的视角，采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汉语历史语法。如以某个特定时代为核心的断代共时研究、以某种语法现象或句法格式等为核心的专题研究、以某个时期的某一部或几部文献为核心的专书语法研究、以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的比较研究、以本土文献与汉译佛经文献的对比研究等相继展开。这些新的研究视角突破了原有范式的局限，大大拓展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视野。
（二）理论方法的创新和多元化
70年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进展是与理论方法的不断创新分不开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国内的历史语法研究主要以借鉴和利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主，在词类划分、句法功能的考察等方面多有创获。改革开放40年来，国际语言学界各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被介绍引进国内，形式语法理论、配价理论、功能主义取向的认知语法理论、语法化学说、构式语法理论、语言类型学理论和方法、接触语言学理论等已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并自觉运用到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中来，取得了很大成就。
尤为重要和令人欣喜的是，我国的汉语史学者立足汉语的实际，将引进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更深刻地揭示了汉语语法演变发展的动因和机制，提出了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如提出并深入阐释了平行虚化、相因生义、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词汇化、语法化引起语音弱化语音变化、超常搭配和语义羡余是语法化的动因等。这些基于汉语语法的理论思考和创新，不仅为普通语言学贡献了汉语生动的事实，而且大大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的理论。
四 学术研究机构和专业性学会的建立及相关刊物的创办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6月，是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最早建立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之一。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语言研究所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汉语研究室（2002年更名为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是语言研究所较早成立的研究室之一，主要从事传统的文字、音韵和语法等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为了改变汉语史研究中重两头轻中间的局面，加强唐五代以后汉语口语的研究，1977年经吕叔湘先生提议，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2002年更名为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语言研究所这两个研究室一直是国内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重镇。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于1999年11月成立，2000年12月正式入选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原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于2000年1月成立，2000年9月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全国其他一些重点高校也成立了包含历史语法方向的语言研究机构，有力地推动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学科的发展。
为整合国内汉语史研究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力量，推动中国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专业委员会于2017年8月正式成立，并于2018年6月举办了首届学术年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语言学全国性专业学会的建立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汉语史学界定期召开多个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85年5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了首届“全国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迄今已举办18届。1989年10月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召开了首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年会，迄今已举办14届。1994年2月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召开了首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迄今已举办9届。2000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中古汉语学术研讨会”，迄今已举办11届。200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汉语语法史研讨会”，迄今已举办10届。200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迄今已举办9届。这些定期举办的重要学术会议，主要议题都涉及汉语历史语法，现在已成为检验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最新成果和反映研究动向的学术前沿。
各种语言学期刊、集刊的创办和建设也直观而生动地反映出70年来包括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在内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繁荣景象。
1952年7月创刊的《中国语文》作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权威期刊，几乎每期均有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刊发。中国语言学会会刊《中国语言学报》和北大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语言学论丛》每辑也都以重要版面刊载有关历史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专门面向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的专业研究刊物和集刊相继创办。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古汉语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汉语史学报》（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集刊》（四川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上古汉语研究》（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文献语言学》（北京语言大学）等。这些语言学专业学术期刊各具特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有力地促进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