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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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象与范围：视野的拓展与新领域的开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处于复兴的初始阶段，其研究对象和方法很自然地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徐大同等认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上述三项内容中的重点，徐著又强调说：“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11]
徐著写作和出版恰在改革开放伊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理刚刚起步不久，其主张带有些许时代的局限在所难免。若抛开这些局限，我们仍能看出这一认识对萧公权所开创的学科传统的承续，只是在徐著这里，“政治学之观点”的前面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这一限定用语。当时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颇为活跃的刘泽华，虽不反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但却从人与自然、阶级调和、社会规范的公共性等角度，提出许多思想现象具有“超阶级”特征，认为“不能把每一种思想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命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刘泽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实际上也包含着对“采政治学之观点”这一传统典范的质疑和修正。在刘泽华看来，以现代政治学议题裁定研究内容，会导致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得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像广角镜那样，从多方面着眼，用多头并进的方式开展”，应该将天人关系、历史观等政治哲学问题，社会模式理论，治国的方略与政策，伦理道德问题，以及政治实施理论和政治权术理论纳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12]在稍后一篇论文中，刘泽华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指出就是要“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研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13]。
正如前文所述，对萧公权以政治学议题框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做法，台湾学者王云五曾表达含蓄的质疑。虽然这种质疑的立足点也是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特殊性，但却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提出可行的纠偏方法，所做的只是尽量将“客观数据呈现于读者眼前”。刘泽华的质疑却是出于其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思想整体特点的独特认知，带有明显的理论自觉性质。在刘泽华看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利益问题“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的”，政治权力“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角”[14]，相应地，中国古代思想家也都是围绕政治问题展开思考，天与人、人与人的关系等这些看似与政治牵涉很少的论题，在他们特殊的思维模式下，都成为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15]
强调研究对象的选择应优先考虑中国思想的特殊性，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特别是会降低对研究者政治学知识素养的要求，可能会造成研究作品政治学色彩相对淡薄的后果，引发学科归属上的困惑。某种理论框架的引入固然可以引生新的问题意识，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但决定这些问题意识“真伪”或研究价值的，不是理论分析框架，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简单地按照政治学的议程选择研究对象，不仅有可能忽略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重大思想议题，还可能形成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这会使很多问题的研究滞留在浅表层面，难以深入作为其理论与逻辑基础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维等领域。
正因为以本身固有问题来确定研究对象，逐渐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才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围和选题视野的急剧拓展，这不仅表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更表现为政治文化传统这一全新领域的开拓，而该领域研究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清楚地表明“采政治学之观点”与充分观照中国政治思想的特殊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政治文化原本是现代政治学开创的研究领域。阿尔蒙德的经典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后，该领域的研究才在中国逐渐兴起。但是政治文化研究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依据“刺激—反应”理论，采取抽样调查等实证方法，其研究必须以样本的现实存在为前提，难以在历史研究领域运用。20世纪80年代末，刘泽华及其合作者开始尝试将政治文化重新定义为“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并发表长文呼吁开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16]
所谓“文化政治化”，一则指政治制度和体制形成的文化环境，二则指制度和政治主体行为动力中的文化因素；而“政治文化化”，则是指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对文化的影响和形塑作用。显然，这两个概念灵活运用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互动关系等理论，也借用了政治社会化等现代政治学理论，为将政治文化概念引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通道，可以说是移植欧美学术概念、切实做到洋为中用的成功范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带来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以往政治思想史研究很少涉及的问题，如政治思维定式、圣王崇拜、君权合法性、权威类型、政权与教权关系、精英群体的政治人格、皇帝名号的政治文化含义、臣民文化、巫术文化与中国古代政治等，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甚至成为新的热点问题，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已经列出的葛荃、杨阳、陈侃理等人的著作外，还有张分田的《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张星久的《“圣王”的想象与实践——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等力作。
二 主角和议题的复位：体例创新与学科自觉
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政治哲学研究的繁荣，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也改变了以往的编撰体例和叙事方式。如前文所揭，民国时，杨幼炯曾提出“编年体”“列传体”“学说体”三种体例，在此后数十年的实际编写中，大多数著作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列出章节，再将重要思想家的思想评介列入。这种“列传体”通行或独大的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得以改变。1991年，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19个重要问题一一列出，作为各章题目，分别阐述，从此“问题体”或“思潮体”亦成为重要的编撰体例形式。
编撰方式的创新，还显著地表现在通史的编撰上。1996年，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3卷本）采取了“问题体”与“列传体”相结合的编撰方式。虽然该书各章节仍主要以评介思想家个人思想为中心，但在这之前或之后，多有概述性质的章节，对该时期政治思想的主要问题、特点及演进趋势做出纲领性的论述。如“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以6章篇幅讲述西汉政治思想，首章将陆贾、贾谊、《礼记》、晁错、《淮南子》等西汉初期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思想统合于对西汉帝国的“政治设计”之中，次章则以“大一统”为主旨，从《春秋·公羊传》起，重点讲述董仲舒，最后以《盐铁论》收尾，不露声色地宣告了思想大一统进程的最终落幕。随后两章自然过渡到对思想大一统后果的讲述，分别用儒学政治观念的“经典化”和“社会意识化”，以及“君权合法性理论与君权调节论”予以展开。最后一章则谈西汉末年的政治调整理论及其最终结果“王莽改制”。
显然，这是一种将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的研究视角、问题意识有机统合于政治思想史书写的大胆尝试，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编撰体例的一次重要创新。类似的做法，更熟练地体现在后来出版的刘泽华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9卷本）中，有学者曾有专文论及。[17]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推出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大多采取类似的编写方式，如前文列举的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就是如此。
上述体例编排和叙事方式，不仅凸显了时代需求和思想家的问题意识，也使政治思想流变的线索跃然纸上，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逻辑性。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编撰和书写方式的创新，与内容选定上的“主角复位”一道，都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学学科特征。
如何与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区别开来，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开始，就一直是许多学者倍感困惑的问题。简单地说，这个问题的出现，一则是因为中国古代思想本身就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二则是因为固有的经学和史学传统源远流长，现代政治学基础薄弱的学者在研究中难免会受其影响。20世纪80年代，这两者的影响又因学统一度中断而被放大。当时，因学科本身积累薄弱，学者们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不得不参照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成果，故而导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早期研究成果在对象选择上与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高度重叠，很多在政治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或著作被忽略掉了；即便是那些纳入研究视野的思想家，对他们思想的研究，也因缺乏政治学视角而难以与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的研究区别开来。
上述这种“主角缺位”和“议题错位”的情况，到20世纪90年代逐步得到了纠正。前述刘泽华主编3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许多部分——如前述西汉部分已经完成了主角和议题复位的工作，到2013年《中国政治思想通史》（9卷本）出版时，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分卷中都得到了解决。
这套书改变了过去以思想家作为单一议题的做法，大幅度增加了讲述统治集团和政治家思想的篇幅。如《秦汉卷》《明清卷》开卷都用3章讲述统治集团的思想，《隋唐卷》则用3章篇幅集中讨论了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的政治思想，《明清卷》对朱元璋、朱棣、高拱、张居正也都设有专节论述。在思想家的选择上，很多分卷也为以往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较少涉及的重要政治人物——如宋濂、方孝孺、邱濬、海瑞等辟出专节加以介绍。这种编写方式修正了主角和议题错位的问题，反映了经历数十年的复兴和发展，作为政治学的学科分支，中国政治思想史已萌发出了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
三 超越史学方法：哲学史进路的引入与社会史进路的矫正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之初，研究者多是史学背景出身，多采用传统史学的研究和叙事方式，一般先对思想家著作，以训诂、考订等方法确定其真伪，辨明章句本意，再分类归纳，得出结论。成果形式也多采“列传体”体例，按思想家生活年代依次排列。故这些作品很像资料汇编，少有理论分析，史学味道浓重，很难看出是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直到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问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萧著虽声称是“用历史之方法”，但“采政治学之观点”，使其对史学方法的运用与以往大不相同。他不再注重思想家师承脉络的考订辨正，也不再执着于章句的训诂释义，而是将政治学的视角作为资料分类原则，按照政治学相关议题，对各种思想资料整理归类，再运用归纳逻辑推导出相应的结论。所以“采历史之方法”，在萧公权这里，除了表现为按照时间年代顺序的编撰体例外，更多的表现为对归纳法的运用。萧著的这一方法，一直为多数学者所沿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是运用这一方法完成的。
归纳法是证成或证伪命题的唯一方法，是科学研究和现代学术普遍运用的基础性方法。对思想史来说，归纳法的运用，是确保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严谨性的前提，但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整理和归纳史料，固然可以告诉读者思想家说了什么或主张什么，但是却很难告诉读者他为什么这么说或为什么这样主张，更难以告诉读者思想家的主张A、B及C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思想史研究特有的魅力，因方法的局限而被消解。问题的关键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汇集着人类的理性和情感，其内在的机理、逻辑、意蕴和精妙之处，单纯地运用归纳法往往不能使之完整呈现，需要引入相应的办法加以补充和完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刚刚传入的海外新儒学作品影响，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以体认、联想等方法来解读儒学和传统文化。这种被称为“哲学史进路”的研究方法，[18]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书写风格，使研究者更加注重发掘思想史中的逻辑关系，力图将思想生产的思维过程和逻辑线索清晰地呈现给读者。这一方法的引入，对改变以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因为方法单一造成的叙述方式枯燥等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至于其在某些“大陆新儒家”那里被过度滥用，甚至取代归纳法而成为最基本的思想史研究工具，则是另外的问题。
90年代，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尝试从这一特殊视角切入思想史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19]在政治思想史领域，刘泽华较早著文呼吁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的研究，提出所谓“思想与社会互动”，不是指在思想史研究中先做社会背景介绍，而是要研究“两者的互动和混成现象”，具体地说，就是要研究“思想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思想化过程”，以及“思想（观念）的社会和社会的思想（观念）”[20]。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刘泽华又列举出六个相关问题领域，作为开展这一研究的重点。[21]
上述主张，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史研究进路。以往的社会史研究方法，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在思想史的编写中，首先要陈述其社会背景，在最后的评论中也要述及思想的历史作用。这种研究方式的初衷，是希望以社会背景的陈述来解释思想产生的原因，进而评估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但在实际书写中，却逐渐变成了令人生厌的“新八股”。关键是在背景与思想之间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原本就是困难的，至于对影响的评估，因全无数据支撑，更多的是流于形式主义的陈词滥调。刘泽华强调研究“两者的互动和混成现象”，就是希望克服上述流弊。
尽管在将政治文化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时，刘泽华等已经对其含义做出了一定的修正，但是作为行为科学概念，其特有的功能并未完全消解。“文化政治化”“政治文化化”，都必须依托特定的行为科学理论才能得到完整的诠释。剔除历史研究中无法完成的抽样统计等具体研究方法后，政治文化概念的行为科学导向，在历史问题研究中，必定会促使研究者以探究和建构某种解释模式为目标，而这又必须以打通思想史、制度史和社会史的区隔为前提。应该看到，刘泽华晚年主持编撰的著作，都带有这一尝试的痕迹。前文提到的葛荃、张分田、杨阳、张星久、陈侃理等相关著作，也都是尝试运用上述方法的代表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