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弗罗森堡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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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南部，1945年4月3日，星期二
英国皇家空军中校哈里·“翼”·戴看着车窗外的德国乡景缓缓后退。已经到了半晌午，火车也行驶了几个小时，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被炸得满目疮痍的柏林郊区远远甩在身后。从已获信息来看，囚犯们正朝着西南方向行进，目的地大概是萨克森州和巴伐利亚州。这儿曾是纳粹德国的中心，但现在只能在不断进军的盟军攻击中苟延残喘。火车穿过一个又一个被盟军空袭轰炸后的小镇，一个又一个废弃的德国空军飞机场，停满了因无燃油而毫无用处的轰炸机。
戴、英国空军上尉詹姆斯、悉尼·道斯和莱蒙德·梵·维米尔茨等其他的大逃亡逃犯都紧密关注着可能逃脱的机会。但是到目前为止，机会渺茫。火车继续行进，彼得·莫哈尔巡官和党卫队守卫非常警觉。
囚犯们心怀期待，带着倦怠而惶恐的复杂心情看待转移行动和生存的可能性。冷酷无情、不可信任的苏联伊万·乔治维奇·贝索诺夫将军深信，他们最终的命运就是在德国战败之时被枪决，以作惩罚。而那位好斗又爱舞剑的突击队领导人约翰·“疯狂杰克”·丘吉尔中尉一直想着逃走。但与戴和其他大逃亡逃犯不同，“疯狂杰克”不喜团队作战，也不爱做系统性规划，如果出现任何机会，他一定会当机立断地抓住。
36岁的彼得·丘吉尔空军上尉（Captain Peter Churchill）却更烦躁。他和“疯狂杰克”同姓却无血缘关系，拥有温文尔雅的外表，戴一副眼镜，一看就属于英国上流社会。但他透露出的学者气质和他本人身份完全不搭，他本是专门负责搞破坏的英国特别行动处特工。彼得几次乘降落伞进入沦陷的法国，还协调了特别行动处的纺锤特务网（Spindle spy network），同时还与一位名叫奥黛特·桑逊（Odette Sansom）的法国情报员坠入爱河。不幸的是，纺锤机构被德国情报部门阿勃维尔识破，并抓捕审问了丘吉尔和桑逊。虽然丘吉尔被判了死刑，但抓捕他的人以为他与温斯顿·丘吉尔有血缘关系，这才因为作为价值更高的人质而免于行刑。事实上，他和“疯狂杰克”都与英国首相毫无关系，但是这个姓氏就好像护身符般带有魔力，所以他也成了名囚，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中的特殊仓中。
中午之前，火车驶入了位于萨克森豪森以南140英里的德累斯顿（Dresden）火车站。柏林的残破吓坏了很多囚犯，但是他们在这里看到的景象更令人惊愕。不到两个月前，这座古老的萨克森州巴洛克古城已经被盟军的空袭轰炸为一片废墟。这里已经是一片荒凉的废城。每条街每个街区的建筑都成了空壳，在满是碎石瓦砾的街道上站着。满面绝望的人穿过废墟，逃离这里，一群一群地拖着行李爬上已经塞满人的火车车顶。皇家空军对小镇和成千上万的平民施以残酷的暴行，令“吉米”·詹姆斯惊愕不已。“就这样毁灭了一座欧洲最美丽的中世纪城市啊，”他想，“目的何在？”
戴审视着这一片荒芜的景象，心情沉重。看到敌人国土陷入如此绝境，却没给他带来一丝一毫满足感。他痛恨纳粹，也在过去五年半的监禁期间与之战斗，但对于只是深陷仇恨与毁灭大暴乱的普通德国人，戴心中是存有一丝同情的。这一点，他内心非常矛盾。比如，戴觉得德国3号空军战俘营的指挥官是个“彻头彻尾的绅士”，尽管这位富有而贵气的上校对待英国美国囚犯行为尚可，但让苏联的“劣等人种”（Untermenschen）要么蹲大牢，要么饥饿致死。
戴心中对德国人奇怪的态度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中体现了出来。那时悉尼·道斯给党卫队搞恶作剧，将特殊仓A周围的警告网上的所有骷髅头标志都反转了过来。当时，党卫队指挥官勃然大怒，把高级英国军官道斯痛骂了一番。戴认同指挥官，称道斯的恶作剧是表达逆反的幼稚行径，还因其侮辱了党卫队重视的标志，简短地训斥他一番。但戴也不满指挥官的语气，并且认为逃亡才是报复的唯一方法。戴对他的部下说：“党卫队这厮对于英国皇家空军的侮辱、诽谤等行为，我深恶痛绝。”所以为了英国皇家空军的荣誉（奇怪的是，也某种程度上为了德国空军），他认为反抗党卫队非常必要，所以“让我们看看能不能离开”。他们的确逃离了，但是又被捕，最后被莫哈尔巡官救了下来。
五年半以来，戴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只是因为他是负责上千名皇家空军囚犯事务的高级英国军官，还因为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他就像父亲一样。他早期被捕时精神崩溃了一次，接受德国空军的医务后勤兵治疗后康复。在纳粹愈发高涨的野蛮行径下，被俘期间德国空军对于皇家空军战俘的文明态度绝对令人安心，然而这也没能阻止戴逃离集中营，给德国惹来巨大的麻烦。
被囚期间，戴和他意见相同的军官形成了紧密的小圈子，从兄弟情谊当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支持。其中，年轻气盛的“吉米”·詹姆斯是最重要的一员。
火车向西驶离德累斯顿，随着黄昏渐暗，夜幕降临，经过了开姆尼茨（Chemnitz）和茨维考（Zwickau），最终到达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州边界附近普劳恩（Plauen）小城边缘。火车在这黑夜中纹丝不动，车厢被牢牢锁住，名囚打着瞌睡。突然，他们被空袭警报的嚎叫声惊醒。车厢走廊上，靴子的踩踏声如同打雷一般，警卫冲出去寻求庇护的时候门也猛地打开了。但囚犯车厢的门还是锁着的，他们深知出口已经被远距离的机关枪堵住了。他们束手无策，只能听着远处炮弹轰鸣，希望今晚这段火车道不是皇家空军轰炸机的目标，内心祈祷着轰炸声消逝，希望解除警报铃声响起。幸运的是，这次空袭攻击程度小，持续时间短，只是一队皇家空军“蚊式”轰炸机的精准式袭击，火车附近也没有落下任何炸弹。
第二天早上，火车继续缓慢地向南驶入巴伐利亚。囚犯一直都在猜测最终目的地为何处，但彼得·莫哈尔巡官和他的助手乔治下士仍拒绝透露。这天下午，布痕瓦尔德名囚被拒之门外不久后，火车在魏登小镇停了下来。萨克森豪森的囚犯们被勒令下车。与布痕瓦尔德的囚犯不同的是，他们对这个地方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而且他们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而是在离开从奥拉宁堡驶来的火车后，转移到了一条狭窄的小铁路上。
火车穿过河桥，将他们带到了城外的东边，沿着森林茂密的山谷缓缓地吐着废气。火车道蜿蜒曲折，爬上了连绵起伏的丘陵、林地和风景如画的巴伐利亚农田。最后，虽然莫哈尔仍未透露目的地的名称，但说他们快到了。火车走的路越来越陡峭，周围的山丘越来越高，周围的农田也变成了森林。
火车又行进了大约12英里。夜幕降临，周围的地形变成了一只一英里宽、高山环绕的大碗。火车经过几家工厂，工人都面容憔悴，穿着条纹制服。名囚们猜测他们正在接近集中营。碗的中心坐落着一个小村庄，旁边的一座孤山上俯视着废弃的中世纪城堡。村庄名叫弗罗森堡，周围的山坡由一片巨大的建筑网覆盖，坡顶建有采石场，整片地区都是集中营。此地让臭名昭著的西格蒙德·拉舍尔医生心惊胆战，也是处置无用囚犯的地方。虽然名囚对弗罗森堡一无所知，但整个景象让他们消沉了下来。与到达萨克森豪森之前相比，彼得·丘吉尔现在不祥的预感更加强烈。
弗罗森堡集中营建于1938年，最初用来关押“反社会”囚犯：懒惰成性之人、社会外围人士、酗酒酒鬼、瘾君子等。自那之后，这里规模和关押范围都扩大了。4000多名党卫队监管的囚犯要么在采石场工作，要么为建造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飞机卖命。他们经常被殴打、挨饿、虐待、谋杀。弗罗森堡本不是死亡集中营，因为没有毒气室，但死亡人数高得惊人。新到来的名囚们要是知道拉舍尔医生的心事的话，绝对会更加绝望，自1941年起，这里就是日常法外行刑之地。大多数行刑犯人都是波兰和苏联战俘。但是，仅仅上一周就有13名盟军战俘被处绞刑，所有都是英国特别行动处特工。
名囚分为了几组。希腊人和俄罗斯人被安排住在集中营外围，而越狱鼎鼎有名的英国囚犯则被视为安全隐患，送进了门。
弗罗森堡集中营的入口看上去稀松平常，没有房门，只是在高大电网后的石柱之间立了一个高高的铁门。左边的石柱上刻着一句德语的纳粹口号“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囚犯们进入铁门，大门关上以后，党卫队就开始 “尖声呼喊着仇恨之歌” （彼得·丘吉尔的形容）。乔治下士接过囚犯后，弗罗森堡集中营的警卫开始怒骂他们，像拉牛过街一样将囚犯拽到了集中营医院中。
同时，巡官彼得·莫哈尔已道别，去了集中营的管理区域；直到他正式将囚犯转移到这里以后，他的工作才算结束。这里，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马克斯·科格尔中校（SSObersturmbannführer Max Koegel）坐在办公室。
科格尔看上去很残酷，头光溜溜的，形状像颗钝头子弹，连着个粗脖子，嘴巴就像被扎出来的伤口一样。他是敬业的反犹分子，自1933年，他就在达豪开始了纳粹生涯，成为党卫军，升到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Ravensbrück concentration camp）和臭名昭著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Majdanek concentration camp）做统领，而后来到弗罗森堡。他的眼神从手中的文件上移开，瞥了一眼莫哈尔，以示欢迎。“我什么时候能毙了这帮人？”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他们不是来行刑的，中校。”莫哈尔说，“他们只不过是为了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才到这里暂时拘留的。”
科格尔简直不敢相信，“什么？但是集中营已经人满为患了，处死囚犯的速度还赶不上超员的速度。特别行刑的速度根本不够快！”
莫哈尔解释，命令是直接从柏林方面下达的，言下之意是直接由元首下达的。这群囚犯身份特别，是为了与盟军谈判留下的筹码。他们不得免罪，但是应当得到集中营能够给予的最好待遇。如果任何人被处死或是被伤害，都会威胁到和平谈判，甚至科格尔的生命安全。
就算是面临着生命威胁，科格尔也很难理解让囚犯活下来的意义。直到第二天，莫哈尔将他带到纽伦堡的地区党卫军统领处，他才接受了命令。和莫哈尔的短暂交谈过后，科塔尔马上冲到医院去亲眼看看那些“身份显赫”的囚犯。
他们都被引至一间空牢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上下打量的时候，科格尔冲了进来，满身怒气，甚至撞倒了一位挡在他前面的军医。他看向囚犯的目光中透露着赤裸裸的仇恨。
“你们就一直乖乖待在牢房里。”他说，“动点歪脑筋就等着受罚，逃跑这种事想都不要想，根本就不可能，集中营周围全都埋上了地雷；不要尝试逃跑，一经发现，格杀勿论。”
戴的德语很好，反问他，“这里到底是哪儿？”因为莫哈尔根本没有说。
科格尔似乎对不礼貌的言辞反应极为强烈，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吼道：“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说完之后，他转过身，走出了房间。
与去往雷根斯堡国立监狱的布痕瓦尔德囚犯相比，这群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囚犯陷入了绝境。
***
统领说得没错，戴和其他人的确没花多长时间就知道这里是哪儿了。名字尽管闻所未闻，但在他们脑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弗罗森堡的条件非常艰苦。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戴和其他人根本不用经历集中营惯常的残酷暴行。而在弗罗森堡的医院在斜坡上，下面全都是集中营囚房，所以，他们从医院看到了囚犯每天去菜市场做苦力，路上还被拳打脚踢。每天12小时粉碎花岗岩的工作让饥饿、劳累和谋杀行为把囚犯逼上绝路。医院的位置还在牢房和焚尸炉之间，所以经常能看到两处穿梭往返、令人毛骨悚然的人流。
仅仅几天之后，“吉米”·詹姆斯就下定结论，没有哪里能比得过弗罗森堡集中营地狱般的景象。名囚们常常在医院厕所遇到其他囚犯，一个个“灰黄色的皮肤紧紧地绷在被剃光的头上，深深下陷的双颊上是一双眼睛，透露出被折磨到呆滞的眼神，扣进了深陷的眼窝之中，身上一条条肋骨上满布疮痍”。
但弗罗森堡集中营另一侧是让其臭名昭著的原因。众所周知，如果盖世太保不满柏林“人民法庭”（People’s Court）送来的无罪判决，就会不动声色地将摆脱罪名的被告送到弗罗森堡集中营接受死刑。有时，相同的命运也会降临在盟军囚犯身上，比如去年3月被处死的13名英国特别行动处特工。而在这里，处死的方式方法残暴得病态。将死之人被关押在一间自带庭院的狭长、低矮的牢楼之中，条件通常极其恶劣，常常没有食物，一片漆黑。最终被处以绞刑的过程漫长而痛苦至极，行刑者常常用一条 “钢琴线”般的特殊绞索行刑。上个月，弗罗森堡集中营处死的人太多，焚尸炉都已经应接不暇，党卫军开始堆叠大量尸体，浸在石油中，随后点燃。
在这种环境下，脾气火爆的马克斯·科格尔和名囚之间，也只有莫哈尔做协调，名囚的的确确陷入了极险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