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进入棱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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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豪，4月24日，星期二

佩恩·贝斯特听到战斗机飞过集中营时，大约是下午3点30分。那时，他在收拾行李。早些时候，斯蒂勒来警告住在妓院中的名囚，他们要从集中营疏散，5点之前离开。

几天以来，盟军的火力越来越接近达豪，到了极为危险的地步。就连祈祷解放的囚犯们也开始担心，可能会被吞入一场不分敌我对错的大屠杀。他们第一次能从通过大炮的轰鸣和烟火从地平线上辨认出前线的位置，而且战火不断向他们推进。似乎达豪集中营作为党卫队交通、技术和设备枢纽，已经变成战争的焦点。空袭警报昼夜鸣响，几乎没有停过；同样，盟军飞机的声音也一直盘旋着，要么在远方低鸣，要么在上空轰鸣。美国人的战略目标不多了，开始将他们的重点放在前线的策略支持上。空气和地面都随着炸弹震荡。名囚越来越紧张，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党卫队面对盟军的进攻，好似钳口中的猎物一般，每一天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苍老，在集中营中漫无目的地疾走着，好像本能地寻找出路一般。

佩恩·贝斯特停下收拾行李的手，来到窗前，对头上飞得格外低，声音格外大，呼啸而过的战斗机很是好奇。他看到六架闪烁的飞机在集中营上空俯冲飞行，向地面看不到的目标发射机关枪，子弹飞过党卫队大楼，掀起火焰，烟灰四起。加里波第将军也到窗前和他一起向外看，他熟悉整个集中营的结构，认为他们在攻打交通园区。

战斗机最后用尽了弹药，决定返程。它们从烟雾和火焰的竖柱飞走，飞入上空，在蓝天的衬托下逐渐消散成点点黑斑，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也逐渐减弱，被集中营的喧闹掩盖。

不久，住在妓院的囚犯收到消息，原本安排的巴士在空袭中炸毁，所以转移推迟到下一天。囚犯的希望再次燃起，佩恩·贝斯特开始相信，罗德的手下一定成功地传递了信息。摧毁交通设施也许是为救援行动打前战。

4月25日，星期三，即第二天下午，佩恩·贝斯特、加里波第和很多囚犯都走近窗户，希望能看到或听到战斗机回来。替代的车辆已经派出，他们计划5点离开。如果真要执行救援行动，则必须现在进行，否则车辆将会被摧毁。卡尔·康克在日记中焦急地写道：“我们一直希望看到低空飞过的战斗机……但是天气不好。”5点到了，但杳无音信。

5点，一位守卫进来，要求他们把行李带出去，两辆卡车已经在外等候。他们心情沉重地将行李箱包带出大楼，搬上车。卡车只用来装行李，载囚犯的巴士还在路上。他们还在快速装行李时，听到了熟悉的低空战斗机的嗡鸣。

佩恩·贝斯特领着这群名囚冲回大楼。这次飞来的战斗机更多，佩恩·贝斯特认为，可能有10架之多。飞机俯冲到交通园中，开始机关枪扫射和投弹轰炸。这些大型双发战斗机，可能是英国皇家空军的“蚊式”轻型双发快速轰炸机，或美国的P–38“闪电”双发平直翼亚音速战斗机。火焰再次燃起，黑柱一般的浓烟滚向天空。

五辆巴士中，三辆已被摧毁的消息又传了过来，13人死伤，然而死伤的究竟是党卫队士兵还是劳动囚犯还尚未可知。似乎今天也不会转移。佩恩·贝斯特和他的朋友们高兴得简直要手舞足蹈。按照这样下去，美国人肯定会在党卫军能转移名囚之前到来。

然而，被盖世太保囚禁了如此之久的聪明人不应低估德国人的决心和智慧，特别是当他们被逼无奈之时。庆祝的时光非常短暂，6点左右，又下达一则命令：准备立刻转移。妓院大楼的欢乐气氛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一般被浇灭了。两辆巴士没被空袭摧毁，三辆卡车也从慕尼黑赶过来替代被摧毁的那辆卡车。不仅仍要转移，而且对一些囚犯来说，还要坐在冰冷且敞开的卡车硬板凳上长途跋涉，前往目标地点。他们只知道，目的地是提洛尔的阿尔卑斯要塞。

准备步行跟随行李卡车前往营地大门之时，刚刚搬进来的其他囚犯也加入了妓院大楼名囚的队伍。其中之一是马丁·尼莫拉牧师，他已经接受了不能再继续等妻子的事实。慕尼黑副主教约翰·纽豪斯尔和随行神职卡尔·康克走到掩体，询问他是否一同出发（亲属囚犯和住在掩体中的囚犯仍暂时留在达豪）。

在达豪一起度过的时光中，神职人员组成了紧密的宗教团体，虽然大多都来自基督教不同教派，有些人对他人的教派并不友好，但不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要一起面对。尼莫拉同意了，前提是他们能保证党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贝德会留在达豪。

尼莫拉为妻子艾莎写了张明信片：

我已经开始向南转移，仍不知目的地。为了孩子勇敢起来吧。希望伟大的上帝能保佑你！若在这尘世之中无缘再见，那我们也会在上帝之国再会。我内心十分平静，但周围十分混乱……向朋友问好，代我亲亲孩子，我仍对一切心怀感恩。

永远爱你的马丁

几十位原来就囚禁在达豪的“老”名囚也要转移。除了加里波第和费雷罗以外，还有55岁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波旁–帕尔马的哈维尔王子。直至1940年，他一直在比利时军队做军官，随后加入了法国反抗军，1944年7月被俘。另一人是普鲁士王子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他因收听BBC被俘。还有著名的罗马天主教报纸编辑约瑟夫·诸司（Joseph Joos），奥地利作家康拉德·普拉克斯马拉尔（Konrad Praxmarer），以及理查德·施密茨（Richard Schmitz）——一位基督教社会党人士，曾短暂担任过奥地利副总理，直至德国吞并奥地利前，一直任维也纳市长。因为在过去两天才被划归名囚的队伍，所有长时间住在达豪的名囚都穿规定的条纹集中营囚服，只有施密特和诸司穿着早已变形、打着黑白条纹补丁的便服。

希腊前陆军总参谋长亚历山大·帕帕戈斯走在前面，领着队伍从妓院大楼出发。名囚甚至都没瞥一眼党卫队。许多普通囚犯都直起身子注视他们经过，但大多只是聚成了一片白蓝人海，一个个脏兮兮、饿唧唧，注视着名囚离开。

佩恩·贝斯特觉得，哈维尔王子和理查德·施密特看上去“又瘦又疲惫”，但在集中营食堂一直工作（一份能获得额外军粮的工作）的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身材保持得很好。这位王子身上有种不屈不挠的气质，在集中营中是个名人，其他囚犯给他起了个爱称“帕特”。名囚走过人群之时，很多囚犯看到帕特都挤上前来，试图握手和他道别。

卡尔·康特一边走一边在手中拿着紫色的祭祀手套，给人群中大声呼喊“蒙席，蒙席！”的人带去祝福。其他人向维也纳前市长大喊“施密特！”囚犯沿街而站，相互握手，诸司也拥抱加百列·皮戈主教。约瑟夫·诸司发现，党卫队并没有阻止这一人性的闪光时刻，好像就连他们也意识到，这些死囚应该最后体会一下人性的温暖。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名囚将走向死亡。

施密德心情沉重地走着。作为奥地利基督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领导之一，他是反纳粹的极端分子，也是屈指可数的提出反对德国占领奥地利的人。他被关在达豪长达七年，如今担心最坏的结果。有人告诉他，他的名字列在了希姆莱亲自写的“特殊名单”上。两天前，他也得知自己要“离开”，这个词注定意味着死亡。

两位掩体狱卫也加入了这群平民、士兵、神职人员和王子组成的大杂烩：曾经的小丑威廉·维辛泰纳和理发师保罗·瓦屋尔。瓦屋尔设法拉关系与名囚一起冒险，不管他们可能去哪里，会经历什么风险，两人都觉得要好过这个疾病肆虐、饥荒横行的人巢。到了点名广场后，他们的想法很容易理解。整个维修和厨房营房都堆满了尸体，臭味令人作呕。

名囚不是唯一一群离开的人。还有成千上万名筋疲力尽的囚犯步行被引出集中营，一边走一边忍受党卫军的殴打和鞭打。根据希姆莱的命令，达豪的疏散才刚刚开始。很多可怜人已经从其他集中营走了上百英里，已经开始了最后的死亡征途。

大门前只有三辆车等着名囚，两辆免受空袭攻击的巴士看上去还算舒适，还有一辆普通军事卡车，似乎没那么舒适。佩恩·贝斯特和帕特王子一起走，直径向最近的巴士走去。他感觉太过脆弱，病得太严重，根本忍受不了篷布卡车的长途颠簸。但正当他要上车的时，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拦下了他。

“你去卡车里。”他说。

佩恩·贝斯特不愿意，并指出他年事已高，而且最近病重。不可否认，虽然他看上去穿戴不错，但瘦弱不堪，脸颊干瘪，眼窝深陷。斯蒂勒却很固执，他必须上卡车。他不愿意地服从了，后来却发现理查德·史蒂文斯已经在巴士上。斯蒂勒一定要遵守分开两人的命令，一点没意识到两人已经谈过好几次话。

艰难地上了卡车以后，佩恩·贝斯特找到了一个离末端较近的座位，至少可以看到外面。约瑟夫·穆勒和弗朗茨·利迪格坐在他两旁，好像从魏登与路德维希·格雷一起被盖世太保逼上绿色囚车离开时的情景重演。他们都躲开了厄运，也许是个好的兆头。几个高级俄罗斯官员也上了车，佩恩·贝斯特和几人在妓院大楼中关系很好。是他们把他带到了广场，邀请他去房间抽烟喝酒聊政治聊战争，一聊就是很久。他们反了斯大林向德国人投降，如果被遣返到苏联，则可能被处死。柯科林上车时，佩恩·贝斯特介绍了他们。他们听说过柯科林在达豪一直很想见见这个血统高贵的人物，虽然他与斯大林有血缘关系，军衔却一直很低。让佩恩·贝斯特失望的是，柯科林一见到苏联人就开始“用俄语交流”，完全回归了自己的文化环境，佩恩·贝斯特随后就“没怎么再和他交流过”。

那是一个气候宜人的夜晚，晚上8点左右，以卡车为首，两辆巴士紧随其后，两辆行李卡车断后的车队终于出发了。巴士驶离集中营时，尼莫拉牧师和纽豪斯尔副主教大声说话，故意让斯蒂勒听到。“约翰，我们还是没从烟囱逃离达豪啊。”他说道。

其他人并没得到慰藉。亲属囚犯和几个住在掩体的囚犯还留在那令人痛苦、逐渐分崩离析的达豪，其中就包括舒施尼格一家。

两位牧师看到曾经风光无限的慕尼黑现在成为一片废墟，兴奋的心情顿时沉了下来。这里的环境比一周前经过时更加恶劣。市中心和铁路货运编组站周边的区域一次又一次被轰炸，炸弹倾倒进残骸之中，夷平一切断壁残垣，倾翻着上一次空袭留下的瓦砾。小车队驶过燃烧的石堆和砖堆、碎木料、玻璃碴和尸体的大街。浓烟悬在空中，久久不散。

“一战”前，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还是小伙子的时候，曾住在慕尼黑。他曾是小提琴家，天赋极高。他放弃经商，在慕尼黑大学读音乐系，追求音乐梦想。慕尼黑市中心对于他来说就像个老友一般，他熟悉每一条街、每一条小巷、每一幢建筑。现在，他只能看到层层废墟上面楼房的空壳。司机在一片残骸当中艰难行进，卡车也随之摇摆颠簸，在碎砖和已经填满的炸弹坑中跌撞地前行。

驶离慕尼黑后，佩恩·贝斯特观察行驶方向。如果他们向东南行进，开往希特勒的藏身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那党卫队和希特勒青年团口中的最后据点在哪里？他们会向西开往博登湖的瑞士边境吗？路旁平行流淌着一条河流，佩恩·贝斯特认出这是伊萨河。这就意味着他们正向南开往沃尔夫拉茨豪森（Wolfratshausen），南部就只能是因斯布鲁克和阿尔卑斯山。

然而，佩恩·贝斯特这次错了。这条河不是伊萨河，更可能是勒查赫河（Leitzach），向东南前往罗森海姆（Rosenheim）。夜深时分，他们到达了赫尔曼·戈林出生的小镇。罗森海姆坐落在因河（Inn）西岸，面积很大，遍布山墙式联排别墅和洋葱式圆顶教堂，是典型的巴伐利亚小镇，宁静而美丽。但名囚们在一片漆黑中却看不到美景。车队驶过时，空袭警报再次悲号起来。开第一辆卡车的司机被警报吓到，转错了弯，开到了一座被炸毁的因河桥上，只有几个残破的砖石墩子。

大车在狭长的道路上很难转过来。卡车里所有人得令下车，显然，士兵们认为名囚能帮忙指引司机转弯。所有的党卫队司机好像完全不会开车一样，无法将卡车转过来，警报的嗡鸣声加上愤怒的骂人声，党卫队士兵朝司机大吼，让他们加快速度，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不然敌方飞机就要飞到这里，所有人都不能幸免。

佩恩·贝斯特发现道路旁边有一块空地，上面还有一片森林。一片黑暗之中，士兵的注意力又在别的地方，现在悄悄溜走，躲到树林里逃跑非常容易。但他遏制住了逃跑的欲望。他必须要考虑斯蒂勒和贝德对其他囚犯报复的可能性。

终于，车转了回来，名囚又上了车。司机带他们重新回到了既定路线，找到了离开小镇的正确方向。他们几乎还没驶到城外，第一颗炸弹就落下了，雷电一般击打着夜晚。

车队又驶入一片黑暗，向南朝奥地利行进。道路逐渐蜿蜒，沿着因河盘入阿尔卑斯山脚。司机笨拙地转来转去，坐在硬板凳上的佩恩·贝斯特因营养不良而瘦骨嶙峋的屁股变得极为痛苦。一次，车重重地撞向了路边的山墙，佩恩·贝斯特以为车要翻了。白天可能会有更惨的厄运。美国和英国军队在所有通向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上都施行连续攻击，希望能切断德国军方向阿尔卑斯要塞的供给。

卡尔·康克在巴士中舒适多了，看着窗外的景色，很担心阿尔卑斯山后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我们在阿尔卑斯山的高地上停了一下，”他在日记中写道，“巨大的阿尔卑斯山在月光的照耀下美丽至极，冰川闪闪发亮，看上去如此静谧。这里会是我们的长眠之地吗？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是以人质的身份转移的。也许战争还会为我们延长。”

副主教纽豪斯尔很熟悉这片区域。午夜过后，他们穿过了尼登多夫（Niederndorf）、上奥多夫（Oberaudorf）和米尔巴赫（Mühlbach），米尔巴赫属于他曾经管辖的教区。“保佑住在这片我曾经工作的地方，这里的人，保佑在这里去世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

理查德·施密特已多年没见过自己的祖国。回到家乡，他极为感慨。当他看到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熟悉的奥地利提洛尔之时，他感到心跳漏了一拍。很快，因斯布鲁克的天际线露了出来，城市坐落在宽广、陡峭的阿尔卑斯山谷，因河蜿蜒的流水环绕，周围是长有浓密森林的山坡。在如此背景的衬托下，景色煞是好看。

车队跨过河流，隆隆地穿过还在沉睡的清晨街道。所有车上的人都认为这里是他们的目的地，都看向外面。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穿过了小城南郊，进入一片平坦的平原。佩恩·贝斯特想着他们是不是正如费雷罗所说，前往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或是意大利。城外不远处，车队下了主路，上了小路，在一道铁丝网环绕、由党卫队哨兵看守的高耸大门前停下。大门油漆标志标明这里是赖兴瑙岛劳动教育营（Reichenau Work Education Camp）。哨兵打开大门，车队开了进来。名囚们到达了他们神秘的目的地。

第十三章 进入棱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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