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妇女和士兵的生存威胁

书籍名:《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作者：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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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不仅仅考虑死亡方式，而且将棘手的生命阶段和受威胁群体纳入考虑范畴之时，上述问题便显得越发紧急。一方面，童年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初的岁月，另一方面，妇女和打仗的士兵受到特殊的潜在威胁。还有一个原因是，儿童、妇女和士兵生活的世界及他们各自在战争中遭受的深渊般的苦难直到最近才进入战争研究的视阈中。

战火中的孩童在格里美尔斯豪森的成长小说《痴儿西木传》中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该书将主人公西木设计为战争孤儿和童子军并开启其一生不是没有理由的。同样，这种在今天令人备受煎熬的战争题材促使人们对过去提出质问，但很遗憾，三十年战争却是儿童不幸的渊薮。诚然，近代早期的儿童死亡率本就居高不下，且前现代（Vormoderne）的童年颇为艰苦，但是对于尚处于需要保护年龄的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生存危机更是大得多。首先，孩子们饿到极点，瘟疫带走了他们的兄弟姐妹。战争暴力降临到最亲近的亲人头上，留下了孤苦无依的孤儿。一个个家庭在战争和瘟疫的打击下支离破碎，就像著名的图宾根数学家、天文学家威廉·席克哈特（Wilhelm Schickhardt）那样，最终守着自己仅存的儿子双双死于瘟疫。若是有人侥幸活下来，他都不知道是否应该真心感谢上帝。“上帝赐予他一次幸福的重生”，雇佣兵彼得·黑根多夫（Peter Hagendorf）在每一篇日记之后写道。他在日记中记录了随军带到辎重队的一个孩子之死，但是在被上帝抛弃的情况下，这样的语句能否带给他一丝安慰，则是令人怀疑的。即使是代代相传的十分动人的救赎故事也无法回避的是，幸存者始终被理解为上帝手下留情的例外，未获得救赎的亡人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针对这一时期儿童的最新研究初步表明，儿童在编年体史书中出现的频率相当可观，几乎始终与三十年战争如影随形。不过，这也意味着“正常”的童年根本不存在。在复杂的安全形势之下，即便是洗礼和往往紧随其后的葬礼亦颇为艰难——这是牧师和父母值得一提的一项请求。通常是死里逃生之人回首自己或子女的童年、少年时期的记忆，明确记录下来，传之后世。伯岑格牧师甚至直接以一个小孩的口吻提起了这段记忆：“你米夏埃尔，一岁半，你的长姐5岁”，在他们的母亲遭到性侵的时候，他们恰恰在场。另一位牧师则扼要重述了自己的一生，“给我的孩子们特别的慰藉和陪伴”。但愿孩子们不要走他的老路，因为他一生参加过12场大型战役、无数次小战斗和75次攻城战。事实上，人们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是，经历过战火的儿童和战后一代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精神创伤或有暴力倾向。两者或许都不好，但世上哪有十全十美之事。儿童兵令当代人感到震惊，但需要指出的是，那时候的“辎重队男孩”（Trossbuben）和“士兵少年”（Soldatenjungen）还没有上场杀敌，只是承担擦拭武器兼战地服务的工作，而不是去危险的家族联盟护卫队打仗——随军工作至少给了儿童另一种融入社会的机会。然而，如果这些年轻的牺牲品成了肇事者，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接受不到，又谈何社会化？伟大的教育家约翰·阿姆斯·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6)就生活在那个时代，曾在海德堡（Heidelberg）和赫尔伯恩（Herborn）一带活动。打仗时，夸美纽斯转移到了帝国之外的安全地区，并在那里提出形象生动的课堂改革和学校组织改革，日后影响深远。这位《世界图解》（Orbis pictus）和1632年版《大教学论》（Didactica magna）的作者在流亡途中著书立说，对德意志战争地区的教育政治状况多有述评。即使是格里美尔斯豪森也不得不在丛林中安排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隐士，这样他的战争孤儿才不会始终是纯朴无知的痴儿。布莱希特则发明了哑女（或是因战争而喑哑）卡特琳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她对人生的安排与擅长经商的大胆妈妈大相径庭，卡特琳用擂鼓报信的方法唤醒危机四伏的城市——这来自对孩子们的同情心。那么在现实中，真的没有人敲响战鼓吗？

富有预见性的文学作品可以照进现实世界。《痴儿西木传》是一部宏大的男性历险记，里边的女性只是边缘角色。不过，其中一个边缘角色却有一本专门写她的书(17)流传下来，她在书中抱怨《痴儿西木传》只有一章讲到她实在太少且讲的还都是错的，于是她自己讲述了自己的一生。这就是“女流浪者库拉舍”（Landstörzerinne Courage），后来还激发了布莱希特创作戏剧的灵感。格里美尔斯豪森创作的故事仿佛在给后人使眼色，今天读来有如一本影射真人真事的小说，里面的女性出场较晚，但彻底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角。其一，如在适用于文学创作或媒体报道的流动妓女淫秽案例中，女性完全是主体，有关她们的情况，我们只能通过真实记载中的间接信息窥见一斑，即心情烦躁的居民或修道院的住客对借宿的“游手好闲之徒”惹出的“风流韵事”写下的一些总括性文字；其二，部队的随行人员还包括擅长经商的随军女贩和士兵的妻子，正如彼得·哈根多夫在他著名的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积极参加收缴战利品，并事实上跟着部队为四处漂泊的男人和孩子们操持家务。此外，还有能识文断字的女修道院院长和修女们，她们中的一些人，比如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附近的玛丽亚施坦因（Mariastein）修道院院长克拉拉·施泰格尔（Clara Steiger）也写下了日记。她们的日记和男性神职人员一样，深深打上了各种战争消息和恐怖经历的烙印。

女性主要作为战争暴力的受害者而出现，这必然符合事实。把多个地区存续多年的、危及众多女性的女巫审判解释为受尽战争折磨的民众摊派罪责，这样解释是否有意义本就存疑，但也没有必要这么解释。与处决类似，追捕女巫带有暴力的时代烙印，但在战争的进程中则可退而居其次。其他受罪和送命的可能性多得是，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比如借宿百姓家里的士兵常常对主人家的女性实施强奸，有如带有侮辱性质的军事暴力，只有女性用惊人的极端手段进行反抗，强奸才有所减少。当时的史书读起来就好像刑事案件报告，其中充斥着对单个女性进行集体性侵、对“未成年少女”进行性犯罪或者提到残缺的乳房等露骨的案例。

可靠的史学权威哈佩提供了饥荒和瘟疫灾难的情况，他记载了各种“侮辱”，其结局往往是死亡，比如仅17世纪30年代就有两打案例。其行文多用复数，如：“所有女人都被可怕地玷污了”，村子里所有被抓住的“女人”都受到了侮辱，或者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妇女和女孩都被奸污了”。如果一旁有目击者，记载常常较为详尽：妇女遭强暴后紧接着被打死，“一个可怜的10岁小姑娘被蹂躏至死”，或是一个被凌辱而死的女人立刻被“剥光衣服并扔进牲口的饮水槽”。显然，这些暴行与压榨存粮没什么干系，它与强迫性交有一定关系，或许只能被部分解释为贫困导致的社会报复——事实上，它纯粹源自对残暴的欲望。当人们开始研究历史长河中被掩盖的性多样化、殉道者故事中受尽折磨的躯体以及其他被宗教粉饰的、因暴力幻想和暴力经历而产生的性冲动等内容时，此类研究便止步不前了。正如女巫研究因破译性虐待而停止，山本威尔逊（Yamamoto-Wilson）(18)开始研究17世纪英格兰话语时也遇到类似情况。当今这个媒体时代对这一点尤为关注，而历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则持观望态度，但“性别”却再一次让人们有理由为战争的残酷感到惊异。

这是因为在方方面面信条主义化和规制化的过程中，渐渐出现了尴尬界限和限制，从而把充满情欲意味的性行为列为禁忌，直至诡异地重新遮盖裸体——从梵蒂冈到新教牧师的家中、油画上，然后才到现实中。人们提议普通牧师应遵从正当的基督教行为准则，并将坚守“贞洁”的礼教习俗置于中心地位，后又被战争的行为现实席卷而过。在沃尔夫冈·E. J. 韦伯新近发现的职业手册中，新教牧师须教导女性婚前和婚内的贞洁行为，并警告她们只能露出脖子或肩膀；而正是同一拨人，却必须经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被剥光衣服、失去贞操的苦痛。违反婚前和婚外性交禁令的女性会受到严厉的惩戒，然而，接二连三的公然强奸行为让该禁令沦为笑柄，但是，逃过一劫的无罪者却因为这种毫无意义的贞操指责背负上了额外的社会负担。有人跳进水里来逃避失贞，有人遭强奸未遂得以脱险，后世之人必须在略微偏离礼俗标准的情况下来解读她们的故事。长期冒犯那个时代认为神圣的一切，如女性的贞操，令人扼腕。这能否激起男性奋起反抗，在牧师的帮助下阻止这场战争？

即便是那些投宿的士兵也有表现相对良好的时候，“但人们想要离他们越远越好”，修道院的厨房主管如是说。他很确定地知道这帮人在哪里，并引用了这句海外贸易时代的流行语去讽刺那些令人敬而远之的人。平民社会和军方之间的对立贯穿了所有的史书，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完全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年轻的西木记录下这一情况，他简直无法想象农民和士兵的祖先都是亚当，他把他们看作“世界上的两种人”，或是彼此争斗的狂野和温顺的两种动物。最近，当时和后世对兵痞们旗帜鲜明的厌弃被认为太过片面。这一印象主要是通过弗赖塔格的《德意志过去的图像》传播的，但其基础则是对平民社会所经历的暴力和压抑的描述，难以磨灭。不过，这些自述或史书主要出自能识文断字的牧师家庭、修道院或者地区管理部门之手，描述了他们和受其庇护之人所经历的苦难，仅在例外情况下会听取另一方的意见。至少随军的耶稣会神父在第一次远征波希米亚时，对饥饿和瘟疫给士兵造成的痛苦作了极其可怕的描写，以至于人们惊呼这样的战争不会再有。而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士兵及其仆从的状态则令充满正义思想的安德希斯修道院院长感到震惊。当然，只有当士兵与百姓承受一样的痛苦时，人们才能从史书中读出作案人也是受害者的思想。几年前发现了一本独特的士兵日记，作者是彼得·哈根多夫，日记道出了士兵的遭遇，唤起了人们对拖家带口的普通步兵之处境的理解，即便这些打家劫舍的暴力举动无法修正市民对他们的偏见。不过，我们对士兵之死知之甚少，因为哈根多夫之流属于总能死里逃生的那拨人，记载下来的通常是他自己受伤和得救的经历，而对周围的战友之死兴趣不大。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自述不可能见证自己是怎么死的，除非提前下笔或者是记下自己已然逃过一劫的死亡方式。士兵的死亡具有职业特殊性，在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士兵这一职业的危险在于打仗，打完仗后很快会有内容丰富且神乎其神的战役报告，以书信形式或印刷形式面世。战役报告主要涉及最富争议的战役过程，探讨谁输谁赢的问题。如果输赢分明，那么战役报告则涉及有竞争关系的本方不同统帅部队之间论功行赏的问题。阵亡军官的名字会被记载下来，受到悼念，而千千万万在三十年战争战场上捐躯的士兵则会被清点、估算人数。为了赢得紧随其后的宣传战，人们会夸大对手的损失，人为缩小本方伤亡。就像一开始提到的民事伤亡统计那样，大量的不具名死亡人数十分惊人。如在1636年的维特施托克战役中，获胜方瑞典估算出本国死亡人数是1000人，而战败方帝国萨克森联军则死亡8000人。为了让数据开口说话，瑞典科研人员借助士兵的入伍体检表进行了统计，结果令人震惊。如在瑞典北部某省，有254位男丁被送往德意志战场，其中只有38人生还。整体估算下来，瑞典士兵的生还率约为10％。瑞典人用军事力量荡平了德意志，与此同时，却让自己国家的人口急剧下降。10万苏格兰和爱尔兰大军也概莫能外，有的士兵得以回国，不过是为了继续参加不列颠内战，而大部分人则埋骨疆场。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的欧洲战争令士兵的母国人口骤减。“告诉我男人们何在？”有人在战争中拷问道，“他们曾在何处？”

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源则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并可以就此以及个体命运的走向给出精确到令人震惊的答复：“骑兵手枪从右边击中了这个男人。这粒铅弹卡在了右上臂的骨头里。在X射线下，弹头的铅粒清晰可见。子弹碰撞的冲击力除了造成软组织挫伤外，还导致多处骨头裂开，炸成许多碎片。尽管身受重伤，这名士兵很快又被卷入一场近身肉搏之中。也许是斧枪重重砍下来，砍穿了太阳穴附近的头骨，力量很大，右侧头盖骨裂开了一条长长的伤口。头盖骨大脑上的开口令他立刻失去意识，但并没有直接致死。受伤的士兵因为头伤严重瞬间倒在地上，仰面朝天，接着被一把匕首刺穿了咽喉。匕首从前面穿过脖子，切开气管和食管，在第二颈椎处将位于中间的脊椎突起戳裂。这样的伤定然是致命的。”或许有人会想，这恐怕是某个热播的侦探剧集里的尸检报告，因为骑兵手枪和斧枪不会被认为是历史上的射杀与劈杀武器。事实上，这是对一项战场考古学（Schlachtfeldarchäologie）新发现进行科学鉴定的报告节选，该报告从一名士兵的遗骸中读出了许多有关他悲惨一生的内容，也看到了更多的有关他漫长死亡过程的内容，以至于人们最后如释重负，即使专家也并不知道所有情况：“单次进攻间隔多久，已然湮没在历史的黑暗中。”也有包含细节信息的案例，如：其他124名士兵经受了类似“71号个体”（Individuum 71）(19)的生死故事，他们的遗骨于2007年在维特施托克战役遗址处被偶然发现，这是迄今为止为人所知的三十年战争时期最大的万人墓，受到保护和科学的评估分析。

20世纪末才拓展到近代战场的考古研究首先验证了有记载的地面战争的过程，在发现的小铅弹或使用劈杀、射杀武器的证据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修正，但随着一些单个万人墓的发现，全新的建构的工作开始了。其原因是，那些“墓中死者遗骸储存的信息”，不仅包含了他们的死亡方式，而且有他们的年龄和出身、先天不足和所患疾病，并且让今人对他们未曾通过书面文献流传下来的、往往十分痛苦的生活有所认识。这门崭新的专业学科将骨头和牙齿视为“生物历史文献”，作为书面文献的补充乃至替代品。比如现已查明，四分之一的死者肯定是瑞典人，其余人来自欧洲各地。这也使人容易推演出如下结论，即朋友和敌人被埋葬在一起。是因为死亡面前众生平等，还是人们对收殓尸体时无所谓敌友？

除了以上的认知机会外，还有另一个认识万人墓葬的视角。在维特施托克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墓穴，84具保存下来的骸骨并列嵌入，分三层叠放，毫无疑问排布得整齐而精心，节约了不少空间。几乎同时，人们勘测到一处位于布赖腾费尔德战役之战场（Schlachtfeld bei Breitenfeld）的万人墓，它实际上就是个大坑，死者遗体被扔进去后化成累累白骨，等待着负责阵亡战士墓的科研机构前来寻找和修缮。即便如此，与那些曝尸战场、遭到动物噬食并腐烂、被当地居民草草埋葬并永远消失的士兵相比，这样的收殓方式已经算是优待了。文博专家则将尚能展出的维特施托克战场遗址的发掘物展览出来，起名为《他们的最后一役》。策展人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展出死者的整副遗骸的想法，其理由十分中肯、令人信服：死者肯定不希望自己的身体在遥远的未来被这样展示出来。不过，在当时那个社会，阵亡者遗体上发生了什么或许并不重要。在古代，兵团士兵为罗马而死是无上荣耀；在近代，从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到为祖国而战的两次世界大战，国家均会为士兵树碑立传。然而，在近代早期最早的部队中，死者却被弃如草芥。而在当时的社会，晚期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一如既往地尊崇古希腊罗马时期所有基督教教派均采用的宗教仪式和复活希望为死者祷告。可战场复战场，万人坑又万人坑，这个社会真的容不下一场个人的基督教葬礼吗？因此，策展人强调，他举办展览的动机不仅仅是科研上的好奇，更有对这些重见天日的阵亡者的尊重——这样的尊重，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是缺失的，的确，这是一场迟到了近400年的纪念。

现在我们也无法断言，统帅和军官们是否像后来很常见的那样把他们手下的战士从安全的港湾送进了万人坑。因为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死亡的威胁——古斯塔夫·阿道夫、蒂利、魏玛公爵伯恩哈特（Bernhard von Weimar，1604—1639）等指挥千军万马的战争英雄都在战役中、在战场上阵亡，或者像瓦伦斯坦那样被自己阵营的人刺死。不过，他们享受到了一等一的葬礼，被隆重地入殓、安葬，军官们也被尽可能地安葬在教堂的墓地中。普通参战人员享受不到的安葬仪式也有其重要意义，以下事例体现了这一点：来自瑞典的德裔贵族默尔讷（Moerner）家族(20)的一位成员被捕并遭到杀害，比他的死亡更令人震惊的是，人们想转运他的遗体时却找不到其遗体了。不过，也有少量贵族军官在整场战争结束后得以幸存，这好似一个奇迹，也被他们的家族视为奇迹。比如来自奥格斯堡的传奇商贾家族富格尔氏，当时已晋升至帝国贵族，按照所处阶层的规制，他们得派出不少于7名子弟参战，其中有3人战死。擢升至军队领导层的奥特海因里希·富格尔（Ott-Heinrich Fugger，1592—1644）活了下来，只是因为遭到突袭时射向其太阳穴的骑兵手枪哑火了，他才有机会捅死进攻者。我们再引用一个大名鼎鼎的勃兰登堡贵族世家的事例：俾斯麦家族和容克贵族奥古斯图斯（Augustus）联合选送了一位狂野的骑士，他似乎参加了所有有名的、没名的战事，经常受伤甚至送掉半条命，简单拾掇、疗伤后重上战场，其恢复之快，足以让人们觉得战场上的军医至少对一流勇士而言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糟糕。他在回顾其戎马生涯、堪称其“简历”的报告中如是说道：“在战争中熬了21年，其间挨过霉运、辛劳和愁苦。”他自己也有罪，人们只能这么说。那么，能否有一位积极参战之人思考一下这场战争的意义和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