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两手准备的和平统帅

书籍名:《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作者：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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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成熟的外交人员早该意识到，人们不应在第二回合也是更重要的回合中剥夺“和平统帅”成功建立全面和平的机会。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战死后，瓦伦斯坦二度出山担任统帅，遏止了瑞典军人的胜利进程。对于瓦伦斯坦和其他人而言，和平时机似乎成熟了，他开始与来自德意志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各方朋友和敌人进行试探与谈判——他享有部分权力，意图不甚明了，甚至显示出几分矛盾。心存善意的历史学家没有推测这是维也纳方面所宣传的背叛朝廷或者瓦伦斯坦有什么冒险计划，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认为，后期的瓦伦斯坦陷入了一张复杂的大网，失去了全局视角，在自己的种种计划中摇摆不定。

当人们一筹莫展且不明白瓦伦斯坦那些令人困惑的外交活动到底在谋求什么时，一个疑点出现了，即“弗里德兰人”自己并不真正知道这些，他的矛盾行为不再受到政治理性的驱使，而是被非理性的生活伴侣所操控——瓦伦斯坦信奉占星术且疾病缠身。除了计算出行星轨道的科学壮举外，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也会接一些占星订单，用以改善生活。事实上，瓦伦斯坦年轻时就曾在开普勒那里算过颇有激励意味的一卦，也抱怨过开普勒的某个预言已应验，但“日期算得不对”。现在，各种各样的预言都可以得到阐释，或者预言表达的方式有意强化了人们本就想做或不想做的事情。“弗里德兰人”后来有一位因席勒戏剧里的“赛尼”（Seni）(8)而出名的占星师，赛尼是意大利人赛诺的真名，此人滥用自己的机要职位进行暗中监视，并且很坚定地想要达成自己的诉求。再者，占星学的预测涉及种种行为领域，但瓦伦斯坦很少将其用于政治决策，还是主要用于自己的健康问题。瓦伦斯坦是否像他自己认定并进行理疗的那样身患痛风即惊风之症，还是像一些对此更了解的医药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染上了梅毒这一床笫间的“情欲传染病”，此处无关紧要。因为直至19世纪，这两种疾病均无法治愈，在罹患痛风和梅毒的患者中，不少人在离世之前相继达到了音乐、文学和政治成就的巅峰，如舒伯特、海涅或者之前的查理五世等。或许，值得思考的是，人们是否应给予历史人物保护隐私的尊重，以及在这样一场战争中，面对各种民不聊生以及瘟疫、感染导致的大规模死亡，人们是否应毫无理由地对当权者的痛苦表现出过多的好奇。因为，瓦伦斯坦的政策到头来还是解释得通的。

就此，历史学的政治分析中有两种基本解读方式，每种解读方式都有一整套的重点、变体和评价：瓦伦斯坦想要与皇帝一同缔结和约，还是想抛开皇帝，甚至是推翻皇帝？瓦伦斯坦并未留下明确的自述，但却有一些史料可以证明这样或那样的可能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无法澄清，相互冲突的史料则直接促成了如下情况：瓦伦斯坦的政策并不神秘，只不过是采用了包含两种选择的绥靖策略，将替代方案也计划在内。这一点令人惊讶，但近代政治史书写的创始人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表达了极其相似的观点。兰克的著作文献丰富，其中往往包含着一些被埋没的见解，足以为基于历史的政治视角带来全新的启发。在兰克撰写的瓦伦斯坦传记(9)中，这位史学巨匠用文献考证的传统史学方法和强权政治的专家报告，将看似矛盾的谈判抽丝剥茧。若是将这种经典史学书写的老式语言翻译成现代德语，人们可以清楚地解读出两个层面的理性考虑：以皇帝的名义策划常规的和平协定是绝对优先的；一旦无法让皇帝参与其中，也有一个甩开皇帝的和平B计划，或者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对皇帝不利。这种两手准备属于外交手段之一，最伟大的外交官们——不仅包括帝国缔造者俾斯麦，也包括18世纪致力于对法和解的奥地利首相考尼茨（Wenzel Anton von Kaunitz-Rietberg，1711—1794）(10)——他们绝对不像后世所读到的那样，在毫无预案的情况下贸然行动，成功后被载入史册。反之亦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判定，德军不会入侵中立国比利时，不过，这如意算盘落空了，其原因在于，英国军方抽屉里没有B计划。

瓦伦斯坦有B计划，但存放B计划的抽屉敞开着，这注定了他的厄运。他展开多方会谈，在多个欧洲国家和战争对手之间进行预防性的试探，这些都传到了维也纳耳中。或许，此举会给皇帝施加压力，促使其接纳统帅的和平大计。然而，维也纳朝廷满腹疑惑，并不理解也不愿看到这一点。最后，此事被人利用，维也纳决意铲除瓦伦斯坦这位合作伙伴。

不过，一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是A计划。瑞典人在吕岑失去了他们的国王，而瓦伦斯坦则实际上输掉了战争。他利用无情的军事司法，处决了一些应对吃败仗负责的军官，却没有惩治士兵并重新对他们进行了武装。他曾透露，他从未做过更充分的战争准备，也从未有过像今天这么强烈的和平渴望，而且他给皇帝的相应奏疏也表明了这一点。此时，和平政策的核心变成了与萨克森选帝侯国达成和解，为此，他已经接受了皇帝下达的谈判任务。其间，瓦伦斯坦的首要对手汉斯·格奥尔格·阿尼姆（Hans Georg von Arnim，1583—1641）(11)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出身勃兰登堡的贵族世家，是“弗里德兰人”首个统帅任期内颇受器重的官员，却在《归还敕令》颁布后改换门庭，最后官至萨克森军队的总司令。他率领萨克森骑兵，为瑞典人在布赖滕费尔德的大胜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却又明确与瑞典盟友保持距离。由于彼此敬重，实际上已归属“第三方”的他依然与现在的战争对手瓦伦斯坦保持着个人联系。

在波希米亚利特梅里茨（Leitmeritz）(12)举行的预备会议上，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代表一方，由瓦伦斯坦担任顾问的皇帝使者则代表另一方，双方通过宗教和政治让步协定，就重建战前和平达成一致。布雷斯劳（Breslau）和会则本应就此后发生的变化进行磋商。人们已经考虑到了停火，但尚未决定。瓦伦斯坦火速想出个推波助澜的计策。此时，双方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为了对抗阿尼姆率领的从西里西亚步步逼近的大军，瓦伦斯坦按照战斗序列建立起一支全新的军队。这或许会成为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且无论战争是怎么结束的，几乎不可能在双方平等的情况下达成折中的和谈。而瓦伦斯坦却提出进行谈判，并首先与阿尼姆私下会谈，然后再正式与对方军官团谈判，且在预备会议的基础上约定休战两周。瓦伦斯坦拿出弗里德兰人慷慨的待客之道接待对方的军官团，并在前线部队举行露天盛宴，又争取到了四周的休战。然而，布雷斯劳和会却消逝在远方，最终未能举行。各项研究已达成共识，即和会夭折的原因在于瑞典人的蓄意阻挠，他们旨在阻止这种和平并且在奥克森斯切尔纳的带领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反哈布斯堡帝国的政策。

这首先意味着重新开战，接着启动B计划的和谈试探。萨克森的瑞典盟友一直霸占着西里西亚，对此，瓦伦斯坦通过几场小冲突和一场包围战逼迫城池坚固的施泰因瑙（Steinau）(13)订立城下之盟，俘虏了对方军官，将对方的部分占领军纳入本军麾下。由此，瓦伦斯坦的实力得到加强，使其在西里西亚乃至北德东部占据主导地位，也相应地在外交舞台上自信地登场。他越过皇帝，让人去试探碍手碍脚的奥克森斯切尔纳，为瑞典人提供一些政治和宗教上的修订方案，看是否能在西里西亚或者其他地方实现普遍的和平。要实现这样的普遍和平，要么瓦伦斯坦真正说服皇帝，要么他改换阵营，反对皇帝。但瓦伦斯坦只想迫使皇帝选择和平，而不是借瑞典人之力废黜皇帝，因此，他只是将后者当作极端紧急状况下的选项而搁置起来。即使是资助瑞典人并站队新教帝国等级的法国，也即奥地利、西班牙哈布斯堡皇室的宿敌，瓦伦斯坦也与之保持联系。法国曾提出襄助瓦伦斯坦登上波希米亚国王的宝座，对于这一后来传得沸沸扬扬的谣言，瓦伦斯坦从未作出回应，甚至连外交形式上的拒绝也没有。

比搞定皇帝更困难的是为了普世和平来争取西班牙人的支持。因为此时恰逢西班牙人开启新一轮的计划：他们想取道“西班牙之路”的陆路翻越阿尔卑斯山，沿莱茵河北上击退瑞典人和法国人，并欲在尼德兰通过军事手段巩固其统治。此外，与帝国内诸邦一致，“弗里德兰人”既不愿在莱茵河畔和莱茵兰普法尔茨看到法国人，也不想看到西班牙人，并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一切，只是在西班牙人迅速过境进入尼德兰的问题上作出了小小的让步。新任西班牙驻维也纳特使奥纳特（Oñate，1566—1644）(14)曾经与哈布斯堡王室的军备联盟进行过谈判，其谈判对象正是瓦伦斯坦。奥纳特本以为瓦伦斯坦不过是皇帝命令的执行者而已，后来对他所拥有的自主权大惊失色。于是，他很愿意看到这位在西班牙以高效著称的统帅被罢免和铲除，并以金主的身份对皇帝进行财政上的压榨，为他自己的想法铺路。

总而言之，瓦伦斯坦为帝国甚至欧洲和平谈判所制订的替代计划，似乎并没有成功的基础。常言道，在帝制和王朝的世界里，一位自身实力雄厚的帝国统帅根本不会有机会。甚至常有人质疑他作为独立政治行为体的权力。有人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在他被赋予军事全权的第二个统帅任期里，是否拥有就战争与和平进行谈判的政治权力。与所谓的《格伦多夫协定》（Göllendorfer Vereinbarungen）相关的文件似乎既不明确，也不完整，相关研究则再次出现分歧。然而，这并不重要。反正，瓦伦斯坦有权享有这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