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第八章法兰西帝国在中东,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长久以来，法国为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觊觎大叙利亚地区——大概包含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等国领土。1799年拿破仑从埃及入侵叙利亚，但其军队因在阿卡遭遇奥斯曼守军的顽强抵抗而停滞不前，最终被迫撤退。19世纪30年代，法国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入侵叙利亚，希望通过埃及盟友将法国的影响力拓展至这一地区。1840年埃及撤出叙利亚之后，法国人加强了与叙利亚本地各天主教派，特别是黎巴嫩山地区马龙派间的联系。1860年黎巴嫩山爆发德鲁兹人屠杀马龙派基督徒事件后，法国派遣了一支由6000人组成的远征军，明目张胆地对叙利亚沿海地区提出权利要求。但随着奥斯曼政府在接下来半个世纪中重新确立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法国人的诉求也再次受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为法国提供了一个确保其对叙利亚权利要求的机会。基于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状态，法国及其协约国盟友终于能够公开讨论战争胜利后奥斯曼领土的分割问题。通过马克·赛克斯爵士与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在1915—1916年间进行的密集谈判——其最终结果即《赛克斯-皮科协定》，法国终于赢得了英国对其野心的支持。在相继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殖民化之后，法国政府相信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成功统治阿拉伯人。法国人坚信，在摩洛哥运转良好的模式，对叙利亚同样适用。此外，几十年来法国已经赢得了黎巴嫩山地区马龙派基督徒社群的忠诚和支持。事实上，一战结束时，黎巴嫩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有大量选民为法国委任统治而积极游说的国家。

奥斯曼帝国后期的黎巴嫩是一块以奇怪的方式被截取出来的土地。1860年屠杀基督徒事件后，奥斯曼人和欧洲列强举行会议，商讨在西俯地中海、东瞰贝卡谷地的高地上建立一个特殊的黎巴嫩山省。奥斯曼人则维持了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海地区——包括提尔、西顿、贝鲁特、的黎波里等城市的直接行政控制。1888年，叙利亚沿海地区被重新划定为贝鲁特省。结果，黎巴嫩山的绝大部分地区与海岸线相隔离，贝鲁特省的很多地区宽度则只有几英里。

黎巴嫩山自治省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其地理条件限制。该省的领土过于狭窄贫瘠，无法维持大量的人口，因此在奥斯曼人统治的最后时期，很多黎巴嫩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经济机遇而被迫远离故土。据估计，1900—1914年约10万名黎巴嫩人（可能高达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离开黎巴嫩山前往埃及、西非和美洲。1这也是统治黎巴嫩山的12人行政理事会越来越担心的一个原因，该理事会成员按比例从该地区不同社群中选出。随着一战临近尾声，行政理事会的成员开始渴望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并寻求其长期庇护者法国的帮助来实现这一宏愿。

1918年12月9日，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举行会议，就其希望向巴黎和会陈述的内容达成一致。理事会寻求在法国监护下黎巴嫩在其“自然边界”内的完全独立。“自然边界”意味着理事会成员设想扩大黎巴嫩山的版图，将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提尔等沿海城市以及贝卡谷地东部直至东黎巴嫩山西麓的领土都纳入其中。一个在其“自然边界”之内的黎巴嫩在南北方向将以不同河流、东部以山脉、西部以地中海作为其地理框架。

黎巴嫩山的民众深知法国自19世纪60年代起就倡导建立这样一个“大黎巴嫩”，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法国托管的方式来获取这块至关重要的领土。因此，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是受法国政府的正式邀请，在巴黎和会上陈述其方案。这与埃及、叙利亚等这些不合时宜的阿拉伯国家不同，后者的民族主义诉求与参会帝国的野心直接冲突，因而受到冷落和排斥。

行政理事会派遣了一支以马龙派政治领袖达伍德·阿蒙（Daoud Ammoun）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巴黎参会。21919年2月15日，阿蒙在其向巴黎和会委员会的发言中陈述了黎巴嫩山的诉求：

我们想要一个摆脱一切奴役状态的黎巴嫩，一个能够自由追求其民族目标的黎巴嫩，一个在其自然边界内得以重建的黎巴嫩。为了能自由地生活、在和平中实现繁荣，这些条件都不可或缺。

但我们深知，由于缺少在现代生活和西方文明方面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我们只有在一个西方大国支持下才能发展我们的经济、重组我们的自由。在过去的岁月中，法国一直向我们提供保护、支持、指引和教导，为此我们对她也怀有持久的情谊。我们希望获得法国的支持，以便完成内部重组，并保证我们的独立。3

显然，黎巴嫩代表团寻求的并非法国在黎巴嫩的殖民统治，而是在实现最终独立目标过程中后者的支持。然而，法国人似乎仅仅听到了他们想听的那一部分，也很乐意把黎巴嫩代表团作为论证其对黎巴嫩权利要求合法性的工具。

然而，行政理事会的发言并不能代表所有黎巴嫩人。在非洲、欧洲、美洲生活着超过10万名黎巴嫩移民，他们热切地关注着祖国的政治命运。很多黎巴嫩海外移民社团将自己视为更为广阔的叙利亚人民的成员，后一概念同样涵盖了来自巴勒斯坦、叙利亚内陆地区以及外约旦的移民。这些“叙利亚人”中包括了一些黎巴嫩最著名的文人，如神秘主义杰作《先知》的作者赫里勒·纪伯伦（Khalil Gibran）。他们将黎巴嫩视为大叙利亚独立但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呼吁叙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在法国的监护下实现独立。考虑到其对法国统治的支持，这些黎巴嫩的大叙利亚支持者同样受邀在巴黎和会上陈述其观点。

舒克里·加尼姆（Shukri Ghanim）是黎巴嫩海外侨民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是叙利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一个分支机构遍布巴西、美国和埃及的民族主义组织。1919年2月，加尼姆向（巴黎和会）“十人委员会”进行了陈述，呼吁建立一个在法国托管下的叙利亚国家联邦：“叙利亚必须被分为三个部分。如果算上巴勒斯坦，那就是四个部分。大黎巴嫩或腓尼基、大马士革地区和阿勒颇地区应被构建为独立、民主的国家。”但他并不相信所有叙利亚人生而平等，且带着不祥的口气预言道：“法国在那里的任务是引导、建议和平衡一切事物，还有——我们不介意对我们的同胞这样讲，他们都是明白是非的人——根据我们不同的道德健康的状况给予我们不同程度的自由。”4我们可能只能猜测加尼姆所谓“道德健康”所指何为，但他显然相信黎巴嫩相比叙利亚其他地区要远为先进，与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地相比更适合在法国的保护下享有完全独立。相比达伍德·阿蒙代表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所作的陈述，加尼姆的呼吁在很多方面，与法国人的想法更加一致。

然而，黎巴嫩政治中还有完全敌视法国在黎凡特地区地位的第三种趋势。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提尔等沿海城市的逊尼派穆斯林和希腊东正教徒并不希望从叙利亚政治社会主流中被分离出去，继而在一个基督徒主导的黎巴嫩国家中被弱化为一个少数群体。这是黎巴嫩山省的亲法国政治与沿海贝鲁特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明显分歧。几个世纪的奥斯曼统治之后，贝鲁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希望成为一个更广阔的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因而全力支持大马士革的埃米尔费萨尔政府。在1919年2月面向巴黎和会“十人委员会”的发言中，费萨尔代表沿海平原的黎巴嫩人表达了政治诉求，他在1916—1918年间领导了从希贾兹到大马士革的反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在发言中，他强调黎巴嫩是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之前许诺给他父亲谢里夫侯赛因的阿拉伯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受自己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的领导，而非任何委任统治的管辖。

埃米尔费萨尔在巴黎和会上对西方列强的陈述，受到了贝鲁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广泛支持。穆罕默德·哲米勒·贝胡姆（Muhammad Jamil Bayhum）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后成为费萨尔狂热的支持者。1919年7月在金-克瑞恩代表团到来之前，贝胡姆代表贝鲁特当选为在大马士革召开的叙利亚国民议会成员。“法国当局竭尽全力阻止选举的举行，同时向选举人和候选人施压，”贝胡姆回忆道，“但他们这些劝说或强制的手段最终都是徒劳的。”5黎巴嫩在叙利亚国民议会中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22名代表当选。

贝胡姆满怀激动地参加了1919年6月6日正式开幕的叙利亚国民议会。代表们坚信他们召开会议的目的，就是将叙利亚人民的政治意愿通过金-克瑞恩委员会传达给巴黎和会上的西方大国。他们企盼在整个大叙利亚地区建立一个在费萨尔统治下、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阿拉伯国家，尽可能减少或完全避免外部干预。贝胡姆笔下的大马士革充满了乐观主义和高度理想化的政治氛围，甚至将之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巴黎相媲美：“我们和来自巴勒斯坦、约旦、安条克、亚历山大勒塔、大马士革的代表一起出席了大会，所有人都希望协约国能听从我们的呼声，履行之前向我们做出的自由、独立的承诺。”6

贝胡姆留在大马士革参与了叙利亚国民议会的所有会议，即便在1919年7月金-克瑞恩代表团到来又离去后也没有立即离去。他不安地关注着英国1919年10月撤离叙利亚、法国军队取而代之等进展。1919—1920年的冬季，法国开始向被孤立的埃米尔费萨尔强加愈加严苛的条款，其意图明显是分裂大叙利亚、剥夺费萨尔政府的独立地位。1920年3月，叙利亚国民议会宣布大叙利亚独立，将这一既成事实摆在欧洲列强面前，作为避免委任统治的最后一搏。叙利亚国民议会仍坚称黎巴嫩是叙利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其独立宣言中强调：“我们将考虑黎巴嫩人民的所有爱国要求，在战前边界的范围内尊重其国家的自治地位，但条件是黎巴嫩远离一切外部势力的影响。”

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很快便对叙利亚国民议会的宣言提出抗议，坚称费萨尔政府无权“代表黎巴嫩发言，划定其边界，限定其独立或禁止其请求法国的合作”。7但黎巴嫩山的政治家也越来越担心法国的意图。1920年4月，英、法两国在圣雷莫（San Remo）会议上最终确定了奥斯曼阿拉伯行省的分割方案：黎巴嫩和叙利亚划归法国所有，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则归英国人统治。尽管很多马龙派基督徒过去曾请求法国人的技术援助和政治支持，但他们期望法国人这样做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原则，而非帝国利益的考虑。随着法国开始准备在黎巴嫩建立委任统治，法国军方管理人员也开始向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强加其政策。相应地，黎巴嫩山的政治家们则开始置疑在国家建设中寻求法国帮助的合理性。

1920年7月，11位行政理事会成员中的7位做了个惊人的180度转弯——寻求与费萨尔国王的大马士革政府达成和解。他们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呼吁叙利亚和黎巴嫩为实现完全独立而采取联合行动，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双方的领土纠纷和经济分歧。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黎巴嫩议员呼吁建立一个叙-黎联合代表团，向仍在巴黎会谈的欧洲大国陈述自己的要求。然而，法国人听到这一倡议的消息后，逮捕了去往大马士革路上的这7位议员。

部分最受尊敬的黎巴嫩政治家遭逮捕的消息在整个黎巴嫩山地区引发了震动。比沙拉·扈里（1890—1964）是一位年轻的马龙派律师，曾与法国军事管理人员保持密切合作（他后来将成为黎巴嫩独立后的首任总统）。1920年7月10日深夜，法国高级专员亨利·古罗将军（General Henri Gouraud）邀请扈里来他的住所商讨一个紧急事件。到达后，扈里发现古罗正在他的军官中间焦急地踱步。这位高级专员通知扈里，法国当局刚刚逮捕了7位持不同政见的理事会成员。

“他们是叛徒，企图和埃米尔费萨尔联手，将黎巴嫩并入叙利亚，”古罗解释说，“行政理事会已经遭到解散。”

扈里震惊了，问道：“您采取这样暴力手段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古罗回答说已从这些人身上发现一封描绘其详细目标的备忘录。“在一切的一切之前，你首先是一名黎巴嫩人，”法国人对扈里说道，“您赞同他们的这种行为吗？”

由于尚未见到理事会成员备忘录的文本，扈里便谨慎地回答道：“我赞同所有追求独立的人，但我不会求助于黎巴嫩以外的任何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一位法国军官回答说。古罗告知扈里，这7名理事会成员将在一个军事法庭上受审。

对这些持异议的理事会成员的审判，疏远了法国在黎巴嫩一些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扈里惊骇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案件在两天内即审理完毕，并将庭审过程描绘为发生在“某种恐怖的氛围中”。让他感到愤怒的是，作为证词的一部分，黎巴嫩证人被强制要求宣誓“他们对法国的热爱”。被告人最终被处以罚款，禁止在黎巴嫩工作，并被流放至科西嘉岛。更糟糕的是，当扈里最后读到几名理事会成员备忘录的文本时，发现自己对他们的大多数目标都怀有同情之心。8事实上，由于这些高压的手段，法国人正在严重削弱他们在黎巴嫩的支持基础。

尽管如此，法国对这个新黎巴嫩国家的方案仍在按部就班地推进。1920年8月31日，黎巴嫩山的疆域被拓展至黎巴嫩民族主义者所要求的“自然边界”；次日，在法国的协助下，“独立的”大黎巴嫩国正式成立。但法国的协助越多，黎巴嫩享有的独立就越少。已经名存实亡的行政理事会被一个新的行政委员会所取代，委员会受一位法国长官的领导，后者则直接向法国高级专员负责。

在向黎巴嫩强加了一套全新的行政框架之后，法国政府开始根据自身对黎巴嫩社会的理解来重塑这一新国家中的政治文化。法国人将黎巴嫩视为一个由多个宗教社群组成的脆弱混合体，而非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进而根据这一观念来塑造黎巴嫩的政治机构。依据一种被称为教派主义的体制，新成立的行政委员会的席位被分配给各个宗教社群（法语为confessions）。这就意味着从理论上来说，政治职务依据人口比例分配给黎巴嫩不同的宗教团体。作为黎巴嫩天主教徒的长期庇护人，法国决心确保黎巴嫩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法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在扩大黎巴嫩领土边界的同时，又要避免将基督徒弱化为他们国家中的一个少数群体。尽管在黎巴嫩山地区基督徒占总人口的76%，但在新并入的沿海城市以及东部的贝卡和东黎巴嫩山等地区，基督徒又明显是少数群体。因而基督徒仅占大黎巴嫩人口总数的58%，考虑到不同教派出生率的差异，这一比例仍在下降。9法国人却无视黎巴嫩新的人口情况，继续优待受他们庇护的基督徒，在执政的行政委员会中赋予他们超出其人口比重的比例——10位基督徒代表，对应4位逊尼派、2位什叶派、1位德鲁兹派代表。

尽管法国专家们相信这一陈旧的政府体制最符合黎巴嫩的政治文化，但很多黎巴嫩知识分子却对教派主义越来越感到不安，渴望寻求一种民族身份认同。一位记者在《觉醒报》（Le Réveil）上写道：“我们是否想成为一个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民族？还是继续作为一个可笑的宗教团体的大杂烩，像敌对的部落一样始终相互隔离？我们必须为自己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统一的象征——一个国籍（nationality）。那枝花朵只能在一面国旗下绽放，而绝不会在教堂尖塔或宣礼塔下生长。”10然而，法国让独立的黎巴嫩升起的第一面国旗却是一面中间绘有一棵雪杉树的法国三色旗。从那一刻起，法国就开始在黎巴嫩显露自己的真面目。

1922年3月，古罗宣布将解散行政委员会，并以一个选举产生的代表理事会取而代之。这一举动激怒了黎巴嫩政治家，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单方面做出了这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成立的代表理事会所拥有的权限，甚至还不如之前的行政委员会。代表理事会与真正的民选立法机构相差甚远，不但被禁止讨论政治事务，且一年中召开会议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法令给予法国高级专员以立法权，后者可随意中止或解散代表理事会。即便是法国在黎巴嫩国内最狂热的支持者也感到愤怒，一位失望的亲法派移民写道：“这一奴役的法令现在给法国留下了一个将协议与友谊弃掷在士兵军靴之下的强权征服者的形象。”11

法国人完全不顾黎巴嫩人不断增长的反对之声，继续推动代表理事会的选举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不遗余力地确保其支持者成功当选，同时排除反对派人士。

穆罕默德·哲米勒·贝胡姆是参加1919年叙利亚国民会议的贝鲁特代表，他从原则上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并直言不讳地批评法国在黎巴嫩的行政措施。尽管他本人从未考虑参与竞选，他的密友们却说服他加入了一个反对派的竞选名单。贝胡姆会见了一名负责选举组织工作的法国官员，想试探一下当局是否反对其参与竞选。这位高提耶（Gauthier）先生向他保证，选举将是自由公正的，法国当局完全不会干预选举程序。受到高提耶这一答复的鼓舞，贝胡姆宣布加入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者竞选名单，该名单很快就在投票统计中遥遥领先。

尽管高提耶之前曾担保过，但法国当局很快就发现必须对选举程序加以干预。法国人意识到民族主义者名单的选举号召力后，马上便着手削弱相关候选人的影响力。在第一次会面数周后，高提耶就在办公室中召见了贝胡姆，以“最高当局的命令”之名明确要求后者退出竞选。贝胡姆被激怒了，当时他已经为竞选活动艰辛奋斗了一个月。高提耶却非常直接：“我们会在选举中阻止你。如果你当选了，我们也会将你强制逐出理事会。”贝胡姆拒绝让步，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在法庭上面临着选举舞弊的指控。在听证会上，法官传讯了作为证人之一的高提耶。

“尊敬的先生，您是否指控贝胡姆先生向次级选民行贿，以收买选票呢？”法官问道。

“是的，是的。”高提耶回答说。

法官又转向贝胡姆，指着一个卷宗说道：“我有一大卷文件都是关于你的，全部是指控你收买选票，而这是法律所禁止的。”

贝胡姆只能徒劳地为自己辩护。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就这样持续困扰着贝胡姆，只是为了迫使他退出代表理事会的竞选。

听证会之后，贝胡姆与民族主义者竞选名单上的其他成员商讨应对的策略。他的一位朋友是高提耶的私人医生，这位朋友提出愿意拜访这位法国官员，尝试说服后者撤销对贝胡姆的指控。让贝胡姆和他的朋友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医生在拜访高提耶之后笑着回来。原来高提耶驳回了医生为贝胡姆说情的请求，回答说：“我的朋友，你对政治一无所知。我想说是贝胡姆先生本人迫使我们将他排除在议会的大门之外。我们想要的是这样：如果我们把一个杯子放在窗台上，它就要原封不动，一根头发丝的距离都不能动。”

医生一下完全理解了高提耶的意思：法国人不会容忍对他们所建立的政治机构的任何挑战，像贝胡姆这样的人则有可能将法国殖民统治的“玻璃杯”打下黎巴嫩的窗台。贝胡姆回忆道：“我们所有人和这位医生一起，都为委任统治当局强加给我们国家的这条荒谬的政策而感到好笑。这就是曾许诺帮助我们实现独立的那同一个国家。”贝胡姆随后宣布放弃其候选人资格，不再参与理事会竞选。12

这次选举也证明法国意图将黎巴嫩作为一块殖民地来进行统治，而非帮助后者实现独立。这些举措也说服了一些曾经最有力的法国支持者，转而加入反对法国统治的黎巴嫩民族主义斗争。而这也成为两次大战之间法兰西帝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不祥开端：如果法国在黎巴嫩都不能确保诸事顺利的话，那它在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又将如何做到呢？

*

法国殖民当局在黎巴嫩面临选举斗争的同期，在摩洛哥则面对着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1921—1926年，里夫战争同时以西班牙和法国统治为打击对象，成为阿拉伯世界到那时为止对欧洲殖民主义构成的最重大挑战。

1912年，欧洲列强默许法国将摩洛哥纳入其在北非的领地之内。同年3月，摩洛哥素丹穆莱阿卜杜·哈菲兹（1907—1912年在位）同法国签订《非斯协议》，保留其家族在摩洛哥的统治权的同时，将绝大部分的国家主权以一种被称为“受保护领地”的殖民方式割让给了法国。原则上这意味着法国将保护摩洛哥政府不受外部威胁，实际上法国却通过素丹及其臣属实行绝对统治，即便是以间接的方式。

法国人的第一个失败就是未能维护摩洛哥的领土完整。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帝国利益可追溯至16世纪，其沿海要塞长久以来就已发展为殖民飞地（作为一个昔日帝国的遗存，休达和梅利利亚至今仍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法国不得不与西班牙商谈一项协议，以便划定两国在摩洛哥各自的“权利范围”。1912年11月，随着《马德里协议》的签订，这一程序最终完成。根据该协议条款，西班牙在摩洛哥北部和南部边缘地区拥有一个被保护国，其中北部区域包括约2万平方千米（8000平方英里）的大西洋、地中海海岸线和内陆地区，南部区域包括后来被称为西班牙撒哈拉或西撒哈拉的约2.3万平方千米（9200平方英里）的沙漠地区。此外，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港被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可以说，1912年以后摩洛哥素丹所统治的已是一个残缺不堪的国家。

尽管在沦为被保护国之前曾享受过数个世纪的独立政治地位，但摩洛哥的统治者从未成功地将其权威延伸至全国所有领土之上。长期以来，素丹对全国领土的控制都是在城市地区最有力，而在农村地区最薄弱。随着摩洛哥被纳入欧洲帝国统治之下，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士兵们发生哗变，很多人返回他们的部落，煽动农村反叛。当第一位法国总督于1912年5月到达摩洛哥履职之时，摩洛哥农村地区正陷入一片混乱。

赫伯特·利奥泰元帅（Marshal Hubert Lyautey, 1854—1934）在其执掌摩洛哥的13年间，将成为帝国治理方面最伟大的革新者之一。他到达非斯第二天，叛变的士兵及其部落支持者就对该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袭击。法国外交官在确保欧洲对本国在摩洛哥统治的支持方面显然成果有限，利奥泰对此有了切身体会。

尽管受训为一名军人，但利奥泰不希望法国重蹈在阿尔及利亚的覆辙。在武力“平定”阿尔及利亚的几十年时间里，数以万计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死于非命。利奥泰不愿强加欧洲式的行政管理方式，而是希望通过保留本地机构、与本地领袖合作来赢得摩洛哥人的支持，合作从素丹本人开始。

法国人主要通过素丹政府中被称为“迈赫赞”（Makhzan，字面意思为国库的土地）的机构来寻求对摩洛哥各城市的控制。为此，利奥泰对标志着素丹主权的象征符号表现出高度的尊重，在官方场合演奏摩洛哥国歌，在公共机构悬挂摩洛哥国旗。但这种对素丹职位的尊重并不总能延伸至职位所有者身上：利奥泰上台以来的最初措施之一就是迫使执政的素丹穆莱阿卜杜·哈菲兹退位，用一位更加顺从的统治者穆莱优素福（Moulay Youssef, 1912—1927年在位）来取代这位在他看来不可靠的素丹。

利奥泰对摩洛哥农村地区的控制则依靠三个本土支柱：大首领，即部落领袖；诸苏非教团，即伊斯兰神秘主义兄弟会，其地方分支网络遍布全国；以及本地的柏柏尔人。这些大首领掌控着其部落追随者的忠诚，随时有能力动员起数百名武装人员。由于在到达后不久就目睹了部落民对非斯的袭击，利奥泰深深认识到确保部落民支持对于法国统治的重要性。苏非教团代表着一种超越部落纽带之上的信仰网络，其地方分支过去就曾成为庇护异议分子、动员宗教反对派以驱逐非穆斯林侵略者的工具。利奥泰深知阿尔及利亚的苏非教团在19世纪30—40年代阿卜杜·卡迪尔对法国占领的抵抗运动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因而决心吸纳这些团体以支持其政府。柏柏尔人是一个不同于阿拉伯人、具有独立语言文化的少数群体。法国人采用一种经典的分而治之策略，试图挑动北非的柏柏尔人反对其阿拉伯邻居：1914年颁布的一则法令规定自此之后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将在法国的监管下，依据其自身法律和习俗而接受统治，从而成为一个被保护国中的被保护国。

利奥泰的治理体系并未因保留了本地机构就缺少了帝国特征。法国行政官员控制着所有的“现代”政府机构——财政、公共工程、卫生、教育、司法等，而宗教事务、宗教基金、伊斯兰法庭等机构则受摩洛哥人的管理。但利奥泰体系为本地领袖提供了一些诱导因素，来吸引他们协助而非颠覆法国殖民当局。摩洛哥的显贵们越是牵连进法国统治之中，利奥泰就越不需要在战场上寻求“平定”。利奥泰被尊为一位伟大的革新者，他对保护本地传统习俗的关注被其同时代人视为一种温情的殖民主义。

然而，即便在利奥泰体系之下，仍有很大一部分摩洛哥领土有待征服。为减少对法国军队兵源的占用，利奥泰招募并训练了一支甘愿将自己的国家交给法国人统治的摩洛哥军队。尽管也渴望完全的征服，但利奥泰更多聚焦于摩洛哥的经济中心地区——被他戏称为“有用的摩洛哥”（le Maroc utile），包括那些农业、矿产和水力资源充裕的地区。

由于来自农村地区的持续抵抗，对“有用的摩洛哥”的征服进展缓慢。从1912年建立被保护国到1914年一战爆发，法国在摩洛哥的控制范围由非斯延伸至马拉喀什，包括拉巴特、卡萨布兰卡等沿海城市以及新建的盖尼特拉港——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利奥泰港。一战期间，摩洛哥的本地事务暂时被搁置，当时约3.4万名摩洛哥士兵应召参加了法国对德国的战争，为他们的帝国领主付出了惨痛的伤亡代价；利奥泰也在1916—1917年被召回，担任法国战争大臣。即便如此，利奥泰体系依旧如故，大首领被证实为法国在摩洛哥最重要的支持者。1914年8月，摩洛哥农村显贵在马拉喀什举行集会，承认他们对法国的依赖。一位重要显贵表示：“我们是法国的朋友，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会与法国休戚与共。”13

一战及巴黎和会结束之后，利奥泰重启对摩洛哥的征服，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抵抗。1923年，超过2.1万名法国士兵与约7000名摩洛哥反叛者展开激战。然而，利奥泰最大的挑战将来自法属保护国领土之外，来自北部西班牙属地里夫山区的柏柏尔人。他的死敌是一位地方小镇上的法官，名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Muhammad ibn Abd al-Karim al-Khattabi），更多以阿卜杜·克里姆（Abd el-Krim）的名字闻名。阿卜杜·克里姆在1921—1926年间，从他的家乡、俯瞰地中海海岸线的里夫山区，掀起了一场长达5年的大反叛，其间成千上万的西班牙士兵被杀。这场战争也被称为20世纪殖民军队在非洲所经历的最惨痛的失败。14

1921年夏，里夫民众（被称为里非）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冲突正式爆发。受到伊斯兰社会、宗教改革讨论的启发，阿卜杜·克里姆同时拒绝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希望在里夫建立一个独立于西班牙王国的国家。“我想让里夫成为一个像法国、西班牙一样的独立国家，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完整主权和独立的自由国家，”他解释说，“这种独立能确保我们自决和管理自身事务的完全自由，我还希望能按照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缔结这样的协议和联盟。”15

作为一名拥有强大个人魅力的领袖，阿卜杜·克里姆很快招募了数千名里夫人，组建了一支纪律严明、目标明确的部队。里夫人在战斗中占据着双重优势：一方面，他们是为保卫自己的家乡、亲属免遭外国入侵者伤害而战斗；另一方面，他们在战斗中可利用家乡崎岖多变的山区地形。1921年7—8月，阿卜杜·克里姆的军队重创了西班牙守军，杀害约1万名士兵并俘虏了数百人。西班牙迅速派兵增援，并于1922年重新收复了阿卜杜·克里姆部队所占领的地区。然而，里夫人在与西班牙军队的对抗中继续捷报频传，成功缴获了超过2万支步枪、400支山地枪以及125架加农炮。这些武器很快就分发给了战斗人员。

这位里夫领袖通过赎金换俘虏的方式，迫使西班牙人为他的战备工作买单。1923年1月，作为释放战争开始以来里夫人俘获俘虏的条件，西班牙政府向阿卜杜·克里姆支付了超过400万比塞塔。这笔巨款资助了阿卜杜·克里姆雄心勃勃的计划，即通过反叛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1923年2月，阿卜杜·克里姆为在里夫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他接受了里夫各部落的效忠承诺，启用了里夫山区埃米尔（指挥官或统治者）这一政治头衔。作为回应，西班牙发动了又一轮攻势，企图重新夺回里夫地区。1923—1924年，里夫人连胜西班牙人，这一系列胜利在1924年秋攻克山城沙万的战斗中达到顶点。西班牙人在战场上又损失了1万名士兵。这些胜利给予了阿卜杜·克里姆和他的里夫军团更多自信而非审慎：如果击败西班牙人这么容易，击败法国人又有何不可能呢？

里夫战争在法国国内引发了深深的忧虑。在1924年6月对北部边境地区的一次巡查中，利奥泰警惕地发现西班牙军队的战败使得法国阵地很容易受到里夫人的袭击。里夫是一个贫穷的山区，在粮食进口方面严重依赖于法属区内的肥沃谷地。为了防止里夫人为保证食物需求而主动入侵，利奥泰需要强化非斯与西班牙属区之间的军事防卫。

1924年8月，利奥泰返回巴黎，向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及其政府简要汇报了阿卜杜·克里姆的反叛对法属区造成的威胁。但占领莱茵兰及在叙利亚与黎巴嫩建立行政机构已将法国的战线拉得过长，因此，法国无力提供在利奥泰看来保存法国在摩洛哥地位所需的最少人力和物力。利奥泰要求立即增派四个步兵营，但法国政府仅集结了两个。作为一个天生的保守派，利奥泰感觉他并没有得到赫里欧激进党政府的支持。当时他已年届七旬，且身体状况不佳，回到摩洛哥后已不具备必要的身体条件或者政治力量来遏制里夫人。

1925年4月，阿卜杜·克里姆挥师南下侵入法属区。他们寻求占据着里夫南部农业用地的本地部落的支持。他的指挥官会见了部落领袖，向后者解释了他们对当时情况的认识：“以复兴的伊斯兰之伟大荣耀的名义，阿卜杜·克里姆——摩洛哥真正的素丹已经发起了‘圣战’，目标就是驱逐异教徒，特别是法国人。”他们继续解释说，阿卜杜·克里姆的部队占领整个摩洛哥“不过是几天之内的事情”。16阿卜杜·克里姆本人则越来越将此运动视为一场反抗非穆斯林侵略者占领穆斯林土地的宗教战争，并公然对整个摩洛哥素丹国而不仅仅是更小的里夫共和国提出了领土要求。

就像利奥泰所担心的那样，里夫人很快便席卷了防御严重不足的北部农业地区；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法国人被迫疏散了所有的欧洲公民，并让部队从农村地区退守至非斯城。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法国人在对抗里夫人的军事行动中就失去了43个军事哨所，遭受了1500人死亡、4700人受伤的巨大损失。

6月，阿卜杜·克里姆的部队已经停驻在距离非斯城仅40千米（约25英里）的地方，这时他写信给城内著名的卡鲁因（Qarawiyyin）清真寺学府的伊斯兰学者们，试图赢得他们对自己事业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你们和你们的同事都具有高贵的信仰，与伪善者和异教徒并无瓜葛。我要提请你们注意，不团结的摩洛哥所深陷其中的奴役状态。”他进而指控当政的素丹穆莱优素福已经将自己的国家出卖给了法国人，且与腐败的官员为伍。他要求得到非斯城宗教领袖的支持，强调这是一种宗教义务。17

这封信论证有力，采用了合理的神学术语，并辅以《古兰经》节文的支持，来论证“圣战”的必要性。然而，非斯城的阿拉伯学者并未因此就站到里夫的柏柏尔人一方。阿卜杜·克里姆的军队到达非斯市郊时，遭遇由利奥泰体系创造、处于法国牢固控制之下的“有用的摩洛哥”。面对这一两难选择——一方是来自里夫地区、胸怀抱负的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则是法国帝国统治所牢固建立的制度和工具，非斯的穆斯林宗教学者们显然认为利奥泰体系更为强大。

1925年6月，阿卜杜·克里姆的运动在非斯城停滞不前。如果说法国在摩洛哥农村地区统治的三大支柱是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重要部落首领以及柏柏尔人，那么当时利奥泰已经确保了其中两者的支持。“我的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阿卜杜·克里姆后来反省道，“正是宗教狂热。”考虑到他本人也曾将伊斯兰作为争取对反帝“圣战”运动支持的工具，他的这一说法显然前后并不一致。但实际上这位里夫领袖所指的是，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坚信“苏非教团的谢赫们是我最大的敌人，也是我的国家前进道路上的敌人”。此外，他在对付大首领时也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功。“起初，我想通过说服和论证的方式来赢得民众对我观点的支持，”阿卜杜·克里姆写道，“但我遭到了拥有强大影响力的重要家族的激烈反对。”除去一个例外，他解释说：“其他家族都是我的敌人。”18通过反对阿卜杜·克里姆，大首领和兄弟会的谢赫如利奥泰所设想的那样，支撑起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统治。至于柏柏尔人，阿卜杜·克里姆和他的里夫战士们本身就是柏柏尔人，他们强化了利奥泰的柏柏尔分离主义政策，甚至比利奥泰本来设想的还要更进一步。毫无疑问，里夫人的柏柏尔人身份在劝阻摩洛哥阿拉伯人加入其反法斗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尽管利奥泰的殖民政府体系仍屹立不倒，但其本人却因里夫的挑战而一蹶不振。对他在巴黎的批评者而言，里夫战争波及法国的保护国，本身就意味着利奥泰寻求摩洛哥完全臣服的努力失败了。1925年7月，随着大规模援军由法国涌入摩洛哥，因数月战事和健康状况不佳而心力交瘁的利奥泰，请求另一位指挥官来协助他工作。法国政府派了一战中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菲利浦·贝当元帅前来协助。8月，贝当接管了法军在摩洛哥的军事行动指挥权。次月，利奥泰提出辞职，并于10月永久地离开了摩洛哥。

利奥泰离开后，阿卜杜·克里姆也没有坚持很久。法国、西班牙两国军队开始合力镇压里夫反叛。里夫军队撤退至位于摩洛哥北部家乡的山区后，1925年9月开始面对法、西大规模军队的两面围困。10月，欧洲军队已经彻底包围并全面封锁了里夫山区，试图迫使后者投降。阿卜杜·克里姆提出议和，但遭到法、西的粗暴拒绝。1926年5月，一支由约12.3万名士兵组成的欧洲联军攻陷了里夫山区，里夫抵抗运动最终失败，阿卜杜·克里姆于5月26日向法国投降。随后他被流放至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直至1947年。

里夫战争失败后，法国和西班牙恢复了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再也没有受到新的本地抵抗运动的困扰。尽管里夫战争并未引发对法国或西班牙在摩洛哥统治的持续反抗，但阿卜杜·克里姆及其抵抗运动却激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者的想象力：里夫人被视为阿拉伯人的一支（而非柏柏尔人），他们领导了一场反对欧洲统治的英雄般的抵抗运动，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信仰而多次击败了欧洲人的现代军队。里夫人反抗西、法的5年反叛（1921—1926），也激励了部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后者在1925年发动了自己的反法斗争。

*

在叙利亚中部城镇哈马，一位年轻的军官从报纸报道中热切地关注着里夫战争局势的进展。法乌齐·盖伍格吉（Fawzi al-Qawuqji）曾与法国人作战。盖伍格吉的出生地的黎波里，当时已成为大黎巴嫩的一部分。作为费萨尔国王事业的支持者，他曾加入那支于1920年7月在汗·麦赛伦反抗法国殖民占领军的非正规部队。那次惨痛的失败使得盖伍格吉确信，叙利亚人在当时不可能将法国人赶走。

麦赛伦战役后仅数周，盖伍格吉就放弃理想主义而选择现实主义，进入一支法国人新建立的叙利亚部队服役，该部队叫作特别部队（Troupes Spéciales），或称叙利亚军团。尽管与一个外来帝国合作来管理自己的国家，但盖伍格吉对自己身穿法国军服并不感到舒服。正是在哈马军营之中，他和同伴中的民族主义者受到报纸上关于里夫战争报道的启发，将阿卜杜·克里姆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在他们的斗争中所看到的英雄主义，使我们相信阿拉伯人的这种独特的个性并没有彻底消失，”盖伍格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一种对牺牲的向往在我们中间传播。我着了魔似的关注着摩洛哥的事态发展，甚至找来了冲突地区的地图。”19

如果说里夫战争启发了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那么叙利亚的帝国行政人员则从利奥泰在摩洛哥的治理策略中汲取了灵感。被指派来管理叙利亚的法国官员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利奥泰“学派”的毕业生：法国首任驻叙利亚高级专员亨利·古罗将军，曾是利奥泰在摩洛哥的助手；其他被指派到叙利亚的重要殖民官员，也曾在利奥泰手下供职，其中就包括古罗派驻大马士革的代表卡图上校（Colonel Catroux），驻阿勒颇代表德·拉莫特将军（General de Lamothe），以及派驻在阿拉维地区的两位上校。很多低级别官员也是从摩洛哥来到叙利亚任职。因此可以预料的是，他们试图在叙利亚复制一个经过调整的利奥泰体系。20

自占领叙利亚伊始，法国就同时在城镇和农村地区面临民族主义者的抵抗。1919年，叙利亚西部的阿拉维山区爆发了反法起义，经过两年的时间才得到镇压。阿拉维派（Alawites），一个可追溯至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社群，仅仅希望保留其自治地位，并不妄称为民族独立而战斗。法国人通过建立一个微型国家，成功地满足了阿拉维派维持地区自治的愿望。这一微型国家以港口城市拉塔基亚及阿拉维山区为基础，由地方显贵与法国行政长官合作进行统治。

1919年，一次更危险的民族主义反叛在北部城市阿勒颇附近爆发。反叛领导人易卜拉欣·哈纳努（Ibrahim Hananu）是一位拥有土地的地方显贵，一战前曾在奥斯曼官僚机构中任职，后因对奥斯曼战时镇压政策感到失望，在1916—1918年阿拉伯大起义期间志愿加入埃米尔费萨尔的军队，并参加了1919年叙利亚国民议会。在哈纳努这位实干家看来，叙利亚国民议会不过是只说不做的清谈，因此他北上回到阿勒颇，开始组织一支游击队伍以便对法国人构成实际的震慑。他发起了一场抵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农村暴动，1920年法国占领阿勒颇后，这一运动很快发展为一场民族主义起义。1920年夏秋之间，起义军规模迅速由800人扩大至近5000名志愿军。21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从邻国的土耳其人那里获得武器和资金援助，后者正在安纳托利亚南部沿海地区武装反抗法国人对该地区的短暂占领。为防止哈纳努起义在叙利亚引发一场全国规模的民族主义大起义，法国人迅速部署了军队，强化了对阿勒颇的控制。1921年秋，哈纳努逃亡至约旦，随后被英国当局逮捕并移交给法国司法部门。法国人对哈纳努进行了审判，但很明智地宣判其无罪，避免使其成为一名烈士。当时法乌齐·盖伍格吉已经加入了叙利亚军团，对他而言，哈纳努起义的失败也印证了他的这一观点：叙利亚人目前尚无实力对抗法国人。

事实上，法国人比法乌齐·盖伍格吉设想的要更担心民族主义煽动可能带来的挑战。为应对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法国人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叙利亚分割为四个微型国家：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被设置为两个独立政府的首都，以防止叙利亚主要城市的民族主义者为共同事业而实现联手；法国人还为叙利亚地区两个拥有悠久的地区自治传统的宗教团体——叙西部的阿拉维派和南部的德鲁兹派设计了两个独立国家。法国人希望能通过利奥泰柏柏尔政策的模式，在委任统治框架内赋予阿拉维派、德鲁兹派某种既得利益，从而确保他们与城市民族主义相隔绝。法国高级专员古罗依据其在利奥泰元帅“学院”中所学得的信条，将叙利亚划分为自治区，又任命本地精英担任叙利亚各个独立地区的总督。22

在全力确保叙利亚德鲁兹派、阿拉维派社群善意的同时，法国当局对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领袖却毫不妥协。20世纪20年代初期，叙利亚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是阿卜杜·拉赫曼·沙哈班达尔（Abd al-Rahman Shahbandar, 1882—1940）。沙哈班达尔是一名医生，受训于贝鲁特美国大学，由于医学训练而精通英语。1919年，他曾充当金-克瑞恩代表团的导游和翻译，并与查尔斯·克瑞恩结下了私人友谊。1920年5月，他曾在费萨尔国王最后一任内阁中短期担任外交大臣，同年7月费萨尔政府倒台后流亡埃及。1921年夏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宣布大赦后，他才回到大马士革。

在回归叙利亚途中，沙哈班达尔博士重启民族主义运动，并建立了一个名为“铁拳协会”（Iron Hand Society）的秘密组织。“铁拳”集结了奥斯曼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团体的资深成员，以及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的支持者，其共同目标是将法国人逐出叙利亚。“铁拳”的行动受到法国当局的严密监控。1922年4月7日，法国人以涉嫌煽动反叛为由，逮捕了沙哈班达尔以及该运动的另外4名领导人。

法国当局的局部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异议人士的愤怒。次日，一群民族主义者利用市中心伍麦叶清真寺周五聚礼的机会，鼓动8000名聚众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当时，“铁拳”成员率领着由宗教领袖、街区强人、商人、学生等组成的复杂队伍，穿越大马士革的中央市场向城堡行进，在那里被法国安全部队强行驱散。安全部队逮捕了46名大马士革人，并造成数十人受伤。

然而，法国人的镇压措施并未能遏制抗议活动，更多的大马士革人开始响应民族主义者的号召。4月11日，以沙哈班达尔的妻子为首的40名妇女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法国当局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民族主义者发起大罢工，在法国当局审判沙哈班达尔及其他反对派领袖期间，大马士革店主们进行了长达两周的罢市。最终，法国当局通过了针对被告人的多项指控，沙哈班达尔被判处20年徒刑，其他人量刑也在5—15年之间。“铁拳”最终被击破，民族主义者的声音遭到压制，国内舆论一片死寂。但这样的情况仅持续了3年。

经过3年相对稳定的时期之后，法国自1925年开始重新审视其在叙利亚的政治安排。同时运转多个微型国家被证明过于昂贵。鉴于高级专员古罗已完成其任期，他的继任者们便宣布将阿勒颇与大马士革合并为一个国家，并为将于1925年10月举行的新的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定了日程。

经过3年的政治平稳时期，法国人放松了对叙利亚政治的严密掌控。新任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Maurice Sarrail）将军赦免了政治犯，并允许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在代表大会选举之前组建一个政党。在狱中度过两年之后，沙哈班达尔因大赦而被释放，并于1925年6月建立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机构即人民党。沙哈班达尔的政党吸引了一些最重要的大马士革精英。作为回应，法国当局也扶植了一个亲法的党派——叙利亚联盟党（Syrian Union Party）。叙利亚人担心法国会操纵选举的结果，正如后者在黎巴嫩所做的那样。然而，打乱这一政治进程的插曲却来自德鲁兹山，而非高级专员的办公室。

1921年起，法国人与德鲁兹人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发酵。1921年，利奥泰“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乔治·卡图（Georges Catroux）将军依据法国在摩洛哥柏柏尔政策的模式，起草了法国人与德鲁兹人之间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德鲁兹山将构成一个独立于大马士革的特别行政单元，拥有一位选举产生的本地长官和代表会议。换言之，山区的行政管理表面上将处于德鲁兹人的控制之下。作为交换，德鲁兹人将接受法国委任统治的条款，同意在山区派驻法国顾问并建立一个法国军营。很多德鲁兹人对协议的条款深怀疑虑，担心法国人借协议过多干涉其内部事务；绝大多数德鲁兹人则持观望立场，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判断法国人的意图。然而，随后几年的经历却没能使他们安心。

首先，法国人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即疏远了最强大的德鲁兹领袖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Sultan Pasha al-Atrash）。1921年，法国当局为削弱这位山区最强大领袖的权威，提名苏尔坦帕夏的一位次要的亲戚赛里木·艾特赖什（Salim al-Atrash）担任德鲁兹山区长官。这也为法国人与苏尔坦帕夏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1922年7月，苏尔坦帕夏的属下释放了一名法国人捕获的俘虏，作为回应，帝国政府派遣部队和战机摧毁了苏尔坦帕夏的住宅。苏尔坦帕夏不为所动，领导了一场针对法国在山区据点的游击战，战斗持续了9个月之久，直至1923年4月这位德鲁兹军阀被迫投降。法国人与这位德鲁兹领袖达成了休战，从而避免了将如此重要的一位地方领袖送上法庭的危险。但德鲁兹山名义上的长官赛里木·艾特赖什已经提交了辞呈，而在苏尔坦帕夏的反对下，没有任何一位德鲁兹领袖愿意接受山区长官这杯“毒酒”。

在缺少合适的德鲁兹派候选人的情况下，法国人打破了利奥泰体系的一条核心原则以及他们自己与德鲁兹人达成协议的条款——1923年法国当局任命一位法国军官担任山区长官。更糟糕的是，他们所任命的长官人选加布里埃勒·卡比耶（Gabriel Carbillet）上尉是一位狂热的改革派人士，他将摧毁德鲁兹山地区他所谓的“古老的封建体制”视为自己的使命，这一体制在他看来是“倒退的”。德鲁兹人对卡比耶的不满与日俱增。沙哈班达尔就不无讽刺地指出，他的很多民族主义同僚认为这位法国军官将德鲁兹人逼迫到反叛的边缘，从而推动了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发展。23

德鲁兹领袖们无法接受法国人对其1921年协议的公然违背，决定直接向委任统治当局进行申诉。1925年春，山区领袖组成一支代表团前往贝鲁特，试图会见高级专员并对卡比耶提出申诉。高级专员萨拉伊非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来安抚心怀不满的德鲁兹人，反而拒绝接见代表团，进而公开羞辱了这些山区重要人物。德鲁兹领袖们怒火冲天地回到山区，已然决心发动反法起义，并开始寻找合作伙伴。他们转向了城市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

1925年，民族主义运动在叙利亚全国城镇进展迅速。在大马士革，沙哈班达尔将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聚集在他的人民党之下。在哈马，法乌齐·盖伍格吉已建立了一个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政党，即真主党。在这一意义上，盖伍格吉成为最早意识到伊斯兰用以动员民众反抗外来统治的政治力量的先驱之一。盖伍格吉蓄须明志，每夜拜访哈马城内不同的清真寺，为发动起义而争取支持。他和城内的穆斯林布道者们建立了良好关系，鼓励后者在周五聚礼的布道中增添《古兰经》中号召“圣战”的段落。此外，他还从哈马部分富有的地主家庭获得了财政上的支持。1925年初，盖伍格吉派遣使者前往大马士革会见沙哈班达尔，提议在后者的人民党与哈马的真主党之间达成更好的协调。沙哈班达尔则劝阻这些来自哈马的使者，提醒说“在当前的情形下发动起义具有明显的风险，将伤害到民族的利益”。24同年5月，随着德鲁兹人加入民族主义事业，沙哈班达尔认为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一个可期成功的关键体量。

5月，德鲁兹领袖集团与沙哈班达尔以及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取得接触。最初在一位资深记者家中会面，双方对话主要围绕发动起义的方式而展开。沙哈班达尔向德鲁兹人简要介绍了法乌齐·盖伍格吉在哈马的活动情况，提议在一场全国性的叙利亚大起义中开辟多条反法战线。后续一系列会议都在沙哈班达尔家中举行，参与者包括艾特赖什氏族的重要成员。所有参会者秘密宣誓并签署协定，宣誓为实现民族统一和独立而全力合作。25当然，这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盟友关系：沙哈班达尔和他的同僚当然乐见德鲁兹人在其山区发动武装起义，因为相比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德鲁兹人在其山区内享有更高的机动性且武装更加充分；作为回报，德鲁兹人也不会单独面对法国人的军事压力——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许诺将起义传播至全国各地，同时给予德鲁兹人率先发难所需的支持。

7月，德鲁兹人发动反法起义。苏尔坦·艾特赖什率领数千名战士向驻扎在山区第二大城镇萨勒赫德的法军发动了袭击，并于7月20日占领了该镇。次日，他的部队包围了德鲁兹山地区行政首府苏伟达（Suwayda'），使得很大一批法国行政人员和士兵陷入围困。

由于事发突然，法国人尚缺乏足够的兵力和策略来遏制德鲁兹人起义。之后的几周内，由8000至1万名志愿者组成的德鲁兹起义军击败了一支又一支被派来镇压起义的法国军队。为了防止全国性大起义这一噩梦的发生，法国高级专员萨拉伊决心在起义初期就予以镇压。他从叙利亚北部和中部调动法军与叙利亚军团的兵力，来镇压南部德鲁兹山地区的起义。8月，法国当局对大马士革所有一般的民族主义嫌犯采取打压措施，大肆逮捕，未经审判就流放了大量相关人士。沙哈班达尔和他最亲密的合作者逃离大马士革，前往德鲁兹山地区的艾特赖什家族寻求避难。尽管法国人做出最大努力，起义仍开始蔓延至其他地区。下一轮的爆发在哈马。

法乌齐·盖伍格吉已经为在哈马发动起义做好了准备，仅在等待最佳时机。在见证了以往各次反法斗争的潮起潮落后，盖伍格吉深信1925年的情况已有所不同。法国统治的各支反对力量——德鲁兹人、大马士革人以及盖伍格吉的哈马派之间的协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德鲁兹人的反叛已经对法国人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此外，盖伍格吉还关注着摩洛哥里夫战争的进展，了解到法国人在那里的情况也在恶化：“法国军队已经卷入与阿卜杜·克里姆领导下里夫地区部落的战斗而无法自拔。后者胜利的消息不断向我们传来。我们还收到消息称法国增援部队已被派往马拉喀什。”盖伍格吉意识到法国人一旦向摩洛哥增派部队，就无力再向驻叙法军增派援军。“我的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了，”他总结道，“所剩的就是执行这些准备工作。”26

1925年9月，盖伍格吉向德鲁兹山的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派遣使者，提议德鲁兹人进一步升级其攻势，从而将法军全部吸引至南部地区。随后，他将于10月初在哈马发动进攻。为了确保在哈马开辟第二条反法战线，苏尔坦帕夏愿意让他的战士面对法军的激烈战斗，因而就同意了盖伍格吉的方案。

10月4日，盖伍格吉在周边贝都因部落战士和哈马城市人口的支持下，领导叙利亚军团发动兵变。他们俘虏了多名法国士兵，并将该市的行政人员围困在政府大楼内。至当日午夜，哈马市已落入起义者的控制之下。

法国人很快做出回应。尽管正如盖伍格吉料想的那样，绝大多数法国军队都在德鲁兹山作战，但法国人还有空军力量。法国人开始了一场针对城市居民区的轰炸，将哈马市中心市场的一部分夷为平地，造成约400名平民死亡，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尽管最初承诺支持盖伍格吉的运动，但哈马的显贵们也是最早脱离反抗队伍、并与法国人就停止反叛和轰炸达成一致的人。起义后仅3天，盖伍格吉及其追随者就被迫撤离至农村地区，任由法国人重新占领哈马。

未受哈马失利的影响，盖伍格吉和他的部下继续将反叛传播至叙利亚其他城镇地区。“叙利亚土地上反叛的大门已经在我们面前敞开。通过这些演习，”盖伍格吉自诩道，“法国人的智慧和机智在阿拉伯人的智慧机智面前已然落败。”27

几天的时间内，起义已传播至大马士革周边的村庄。法国人试图通过展示极端暴力来遏制这场运动：整批的村庄在炮兵和飞机的轰炸下被摧毁；大马士革内陆地区近100名村民被处决，死者尸体作为可怕的战利品被运回大马士革，以便对其他起义的支持者形成震慑。可以预见的是，暴力行为引发了更多的暴力：作为对与殖民当局勾结的警告，12名为法国人服役的本地士兵残缺不全的尸体也被暴露在大马士革城门之外。

至10月18日，起义已传播至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居民不分男女大量加入抵抗运动。加入战斗的男人们依靠他们的妻子与姐妹将食品和武器偷运至其藏身之处：在一位法国士兵的注视之下，一位大马士革战士的妻子就成功地将食品和武器送到她的丈夫及其起义战友的手中。大马士革记者希菡·特季曼（Siham Tergeman）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法国哨兵］从未想到妇女们正在帮助叛军从屋顶逃跑，或者在罩袍或食盒掩盖之下向他们运送武器，从而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28

对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领袖而言，起义已经成为一场“圣战”，战斗人员也就成了“圣战者”。近400名志愿军进入大马士革，成功确保了对沙古尔和米坦街区的控制，迫使法国行政官员进入城堡避难。起义军的一支分遣队甚至攻入阿兹姆宫，试图抓捕法国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将军。这座宫殿本是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Asʻad Pasha al-ʻAzm）在18世纪建立的一个奢华的建筑，在法国人接管后则被改造为长官府邸。尽管萨拉伊实际上已撤离了相关街区，但一场激烈的枪战仍使这座古老的宫殿陷入火海。但这还只是故事的开始。

为了挫败大马士革的起义，法国人不惜动用蛮力。他们从城堡上用火炮对大马士革各个街区进行狂轰滥炸。大马士革民族主义领袖沙哈班达尔博士写道：“在指定的时间，这些令人憎恶的装备将它们的灰烬喷射向这座城市最美的街区。在随后的24小时内，毁灭性的炮弹和大火吞噬了600多座最美的房屋。”紧随其后的是长达数日的飞机轰炸。“轰炸从周日中午一直持续到周二傍晚，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死于碎石瓦砾之下的死者的准确数量。”沙哈班达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道。29据后来的估算，3天暴力期间死者人数高达1500人。

对平民人口的巨大影响迫使起义者停止了在大马士革市区内的行动。“当起义者们看到针对街区的连续轰炸使妇女儿童感到恐怖，看到空中盘旋的飞机对市内房屋不加区别地倾泻炸弹时，他们便离开了大马士革市区。”沙哈班达尔后来回忆说。尽管被逐出了哈马和大马士革，这些起义者已成功缓解了德鲁兹山的局势，3个月以来德鲁兹山一直是法军镇压首当其冲的区域。但如果法国人幻想通过在哈马和大马士革滥用暴力来遏制起义的传播，那他们肯定将感到失望。1925—1926年的冬季，随着起义传播至全国各地，法国当局已被迫将军队派送至叙利亚全国各个角落。

法国人成功镇压了叙利亚北部和中部的反叛之后，才有能力返回德鲁兹山地区。在那里，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仍领导着一场活跃的抵抗运动。1926年4月，法国人重新占领了德鲁兹地区首府苏伟达。同年5月阿卜杜·克里姆在摩洛哥最终投降之后，法国人终于得以将大量兵力调往叙利亚。根据盖伍格吉的说法，驻叙法军增至9.5万人。叙利亚抵抗力量被法国人彻底压倒，其主要领袖流亡海外。1926年10月1日，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和阿卜杜·赖哈曼·沙哈班达尔博士跨越边境进入邻国外约旦。

在其他民族主义领袖放弃抵抗之后很久，法乌齐·盖伍格吉仍尝试继续武装斗争。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仍不知疲倦地呼吁重新起义。但叙利亚人民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动力，他们在面对法国人野蛮报复行为时变得谨慎起来。在1927年3月的最后一场战役中，盖伍格吉成功招募了一支由74名战士组成的队伍，但其中仅27人拥有马匹。他们绕开大马士革，隐藏至荒漠地区，最终被之前支持其运动的沙漠部落所出卖。凭借机智和骗局，他们才成功逃脱，撤退至外约旦，但也使自己的国家牢牢控制在法国人手中。30

叙利亚大起义未能从法国统治下实现独立。之后，民族主义运动领导权落入一个新的城市精英领导层手中，后者回避武装斗争，试图通过谈判和非暴力抗议的政治程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直至1936年，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种种努力都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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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摩洛哥到叙利亚，法国殖民当局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于镇压叛乱，但他们至少在阿尔及利亚还有一个盛大的聚会值得期许。

此时，距1827年阿尔及利亚德伊暴怒挥动蝇拂从而决定了他国家的命运已有一个世纪。自从1830年6月法国军队首次在西迪·法鲁什登陆起，法国人已先后驱逐了奥斯曼人，击败了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镇压了多次大规模起义，最后一次起义发生在1871—1872年。至20世纪初，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地中海到撒哈拉的征服。

至20世纪20年代，已有超过80万名定居者从法国移居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不再是生活在一块外国土地之上。31自1848年起，阿尔及利亚就被宣布为法国领土，奥兰、阿尔及尔、君士坦丁三个省份则被转变为法国的海外省，在巴黎的法国议会中拥有民选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们——更准确地说，是法裔阿尔及利亚人代表，因为本土阿尔及利亚人既无权投票，也不得参选国民职务——在议会中享受着远超其人口比例的影响力，作为一个集团致力于保护定居者的利益。

随着1930年百年纪念的临近，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开始抓住这一机会，向法国本土的法国人以及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展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存在的胜利和持久性。关于庆典的规划几年前就已开始。1923年12月，阿尔及利亚总督采取了第一步，下令建立一个“筹备庆祝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百年纪念项目”的委员会。法国议会批准了一项4000万法郎的预算，并授权成立一个负责组织庆典工作的委员会。最终，庆祝活动耗费超过了1亿法郎。

为了这一年，整个阿尔及利亚的面貌都发生了变化。为点缀城市和乡村，艺术家们受委托创作了众多纪念法属阿尔及利亚历史中重大里程碑事件的纪念碑；众多博物馆在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奥兰等大城市中先后落成；公共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兴建，其中包括学校、医院、孤儿院、贫民院、农业学院、专业学校，以及一个能确保百年庆典新闻传播至阿尔及利亚全国各地的世界上最大的广播站；一个大型博览会在西部港口城市奥兰举行，其空前盛况可媲美一次世界博览会；超过50次国际会议和大会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其涵盖的主题林林总总；各类体育项目、穿越撒哈拉的汽车拉力赛、帆船比赛同样被列入了日程；各城市在夜间灯火通明，重要建筑物的轮廓被电灯和精致的烟火表演所点亮。

百年庆典的象征意义最集中地体现在受委托而创作的众多纪念碑之中。在距阿尔及尔南部仅几英里的布法利克，竖立着一座宽45米、高达9米（宽约148英尺、高约30英尺）的巨型雕像，以庆祝“法国殖民天才们的不朽荣光”。雕塑家亨利·布沙尔（Henri Bouchard，位于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纪念碑的设计者）将一小撮法国“文明的开路先锋”置于整个纪念碑的中心，为首的便是19世纪30—40年代为击败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而不惜将阿尔及利亚烧为焦土的两位军事指挥官比若将军和德·拉莫里西耶将军（General de Lamoricière）；在军人背后骄傲地站立着一群法国显贵、市长以及“模范定居者”；在雕像后部俯视上述身着制服和套装的法国人的位置，雕塑家增加了少数身着民族服饰的阿拉伯人，他们代表着“最早一批驯顺的本地居民，其积极的忠诚使得［法国殖民］任务成为可能”。32

法国人甚至成功地将一种带有同情色彩的阿尔及利亚元素巧妙地纳入了1830年的军事记忆。旨在纪念1830年6月14日法军在西迪·法鲁什登陆的纪念碑是否会“引发本土居民的不快”？围绕这一点，法国媒体已经展开热烈讨论。百年庆典的官方历史学家梅西耶（Mercier）写道：“所有了解阿尔及利亚以及与其阿拉伯-柏柏尔人保持日常接触的人，在这方面都不会有任何担心。”梅西耶强调，所有本土阿尔及利亚人的真实感情充分体现在部落领袖布阿齐兹·本·加纳（Bouaziz Ben Gana）的评论之中。加纳曾表示：“假如本土居民在1830年就认识法国人，他们本可以在步枪上装上鲜花，而非子弹，去迎接他们。”在这座高达10米(1)的雕像的铭文中，描绘了头戴三色帽的玛丽安向下凝视着一个恭顺的阿拉伯儿子的双眼这一场景，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感：“100年后，法兰西共和国已赋予这个国家繁荣、文明和公正，一个心怀感恩的阿尔及利亚则向祖国致以永垂不朽的敬意。”法国人似乎希望将阿尔及利亚人刻画为其国家殖民化进程支持者的角色。33

1930年6月14日，百年庆典活动在西迪·法鲁什达到顶点。在这里，活动组织者再次试图将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描绘为一个法国-阿拉伯联合成果，活动官方称其为“对法国人口与本土人口联合的庆祝”。大量民众聚集在新的西迪·法鲁什纪念碑周围，观看阅兵式并聆听讲话。阿尔及利亚总督率领着一支由殖民官员组成的方阵。空军飞过上空，并向纪念碑周围的聚众抛撒花瓣。火炬传递手仿照奥运会的方式，从纪念碑出发跑向东部约30千米（19英里）外的阿尔及尔。

法国人的讲话不出意外地充满胜利者的口吻，而更让人震惊的是登上讲台的阿尔及利亚高层官员所做的评论。一位代表清真寺学校教职人员的宗教学者哈吉哈姆（Hadj Hamou），对他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讲授伊斯兰教的自由表示感谢。他宣称所有清真寺的聚众在对“神圣的世俗法兰西共和国的共同的爱”方面，都追随其伊马目们的引导，这是多么奇妙的自相矛盾的表述。代表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言的M.贝勒哈吉（M. Belhadj）在当天的庆典中，则强调“法国人与本地人民的深度融合”，他们已然转变为“和平与和谐地生活在同一旗帜下，同样热爱祖国母亲的单一、独特的民族”。一位重要的阿拉伯显贵M.欧拉白（M. Ourabah）则恳求道：“教导我们，让我们上升得更高，升到你们的高度吧！让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呐喊：法国万岁，永远伟大！阿尔及利亚万岁，永远属于法国！”34

在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阿尔及利亚似乎正在拥抱帝国主义。然而，阿尔及利亚人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很多受过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精英认识到他们无法击败法国人，因此他们试图加入后者，即享有法国公民身份的充分权利——这些权利直至1930年对他们而言仍遥不可及。在接受法国统治不可避免的前提下，这些阿尔及利亚人选择了一场公民权利运动，而非民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阿尔及尔大学一名药理学学生——法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

法尔哈特·阿巴斯（1899—1985）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某小镇的一个外省行政官员和地主家庭。他在法国学校接受教育，最终认同了法国的价值观念。他最渴望的就是享有任何法国人都拥有的完整权利，但法国法律却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司法、政治权利施加了诸多严重限制。这些法律从地理层面将阿尔及利亚一分为三：欧洲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施行法国普通法；欧洲人占少数的农村社群，施行军事和民事混合统治；阿拉伯领土则完全处于军事管理之下。

相关法律还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与穆斯林之间做出明确区分。1865年法国参议院颁布法令，规定所有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为法国臣民。他们可以在军事和民事部门任职，但并非实际上的法国公民。作为被考虑授予法国公民权的条件，本土阿尔及利亚人不得不放弃其穆斯林民事地位，同意遵从法国个人身份法。考虑到婚姻、家庭、遗产分配等问题在伊斯兰法中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一条件无异于要求穆斯林放弃其信仰。因而毫不奇怪的是，在该法律施行的80年时间里，只有约2000名阿尔及利亚人申请获取法国公民权。

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不但不受法国法律的保护，还受制于一套被称为《本土居民法典》的歧视性法规。与美国南北战争后通过的旨在维持非裔美国人隔离、从属地位的《吉姆·克劳法》相似，上述法典起草于1871年最后一次重要的阿尔及利亚反法起义之后，规定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可因部分欧洲人有权合法从事的行为而受到起诉，如批评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官员。法典中设定的绝大多数罪行都十分细碎，惩罚措施也很轻微，不超过5天的监禁或15法郎的罚款。但正因为其结果是如此微不足道，法典的内容越是能按部就班地执行。此外，该法典比其他任何司法区分都更加直接地提醒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对于法尔哈特·阿巴斯这样深受法国共和思想熏陶的人而言，这种侮辱显然难以忍受。

阿巴斯以一篇用法语写成的尖锐的批评文章作为对百年庆典的回应。这篇文章也典型地反映出法国统治一个世纪后一位阿尔及利亚青年的幻灭情绪，题为《青年阿尔及利亚人：从殖民地到行省》。阿巴斯的这篇力作不啻为一篇要求以法国共和主义的开明侧面取代当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殖民主义的雄辩的请愿书。

已经逝去的这个世纪是一个泪水与鲜血的世纪，而在哭泣和流血的主要是我们这些本土人民……百年庆典活动只不过是对一段痛苦过去的笨拙提醒，是某些人的富有在另一些人的贫穷面前的一种炫耀……如果新的世纪不能将这个国家的不同组成元素一视同仁、给予弱者提升其地位的手段的话，种族间的相互理解就仍将是空谈。35

在阿巴斯的文字中，我们听到了在西迪·法鲁什百年庆典中发言的阿尔及利亚显贵们呼声的回响——“让我们上升得更高，升到你们的高度吧！”不过阿巴斯在提出要求方面更加明确自信。

阿巴斯指出，阿尔及利亚人凭借其战时军事服务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公民权。自从1913年将强制兵役引入阿尔及利亚以来，法国就给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20万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应征入伍，其中很多人再也未能返乡。关于战争中阵亡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数量，估计在2.5万至8万之间，伤者更远多于这一数字。36

即便在一战结束后，阿尔及利亚人仍被征召进入法国军队。阿巴斯宣称凭借1922年他在军队中的服役经历，他已经赢得了他本人的公民权。他指出，法国并不按种族、宗教区分服兵役的士兵，在法律方面也不应有这种区分。“我们是穆斯林，同时我们也是法国人，”他继续写道，“我们是本土居民，我们也是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有欧洲人和本土民族，但都是法国人。”37然而，在殖民主义社会及其法律之下，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在自己的国家却被降格为次等公民。“对于本土居民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街道上、咖啡馆里、日常生活最细小的交易中每日所遭受的侮辱，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理发师拒绝为他服务，旅馆拒绝为他提供住宿。”38

阿巴斯尤其批评了要求穆斯林放弃其个人身份的法国入籍法律。“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为何要寻求入籍？成为法国人？鉴于他的国家被宣布为法国领土，他已经是了。”写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统治者时，他反问道：“他们是希望把这个国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还是想分而治之？”对阿巴斯来说，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引导穆斯林阿尔及利亚走向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最需要的就是将同样的法律应用于所有的人。”39即便如此，在其作为法国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歧视的前提下，他仍坚持阿尔及利亚人保留自身宗教并使用本民族语言阿拉伯语接受教育的文化权利。

阿巴斯并非是第一个提出完整公民权诉求的人，自20世纪初青年阿尔及利亚运动就已开始推进类似的改革。他也无法为所有阿尔及利亚人代言。以阿卜杜·哈米德·本·巴迪斯（Abd al-Hamid Ben Badis, 1889—1940）为首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就断然拒绝了阿巴斯的同化思想。阿巴斯和伊本·巴迪斯之间的分歧，鲜明地体现在1936年二人在一系列社论的交锋之中。当时，法尔哈特·阿巴斯大胆提出并没有什么阿尔及利亚民族：“作为一个祖国的阿尔及利亚是一个神话。我并没有发现它。我询问了历史，询问了逝者和今人，访问了墓地，但没有人对我谈起过它。”他指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阿尔及利亚人就是法国人。事实上，受到自己慷慨陈词的裹挟，他甚至豪言他本人就是法国（La France, c'est moi）。40“不，先生们！”伊本·巴迪斯反驳说：

我们仔细检查了历史的记载和当前的局势。我们发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这个共同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充满了壮举伟业；它有自己宗教和语言的统一性；它有自己的文化、风俗和习惯，其中有好也有坏，像其他民族一样。此外，这个阿尔及利亚和穆斯林民族并不是法国：它不会知道如何成为法国；它不想成为法国；即使想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法国。

但在呼吁阿尔及利亚独立方面，伊本·巴迪斯并没有比阿巴斯走得更远。阿巴斯寻求与法国人的平等，伊本·巴迪斯则希望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与法国人“分离但平等”。他要求法国人给予本土阿尔及利亚人自由、公正和平等，同时尊重他们独特的文化、阿拉伯语言和穆斯林信仰。在其文章的末尾处，伊本·巴迪斯坚称：“这个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祖国将是法国的忠实朋友。”41世俗同化主义者与伊斯兰改革者之间的分歧绝非不可跨越。

反讽的是，唯一一群要求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的积极分子，却来自法国的侨民工人社群。在这支多达10万人的阿尔及利亚劳工队伍中，一小撮政治活跃人士通过共产党接触到了民族主义。其领袖麦萨利·哈吉（Messali Hadj, 1898—1974）于1926年在工人中建立了民族主义协会“北非之星”（L'Étoile Nord-Africaine）。1927年2月，麦萨利将这一新组织的章程提交给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殖民压迫联盟大会，章程中提出的要点包括：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占领军撤出阿尔及利亚；建立一支国民军队；没收定居者种植园，将农业用地重新分配给本地农民；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开展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42该协会的要求在当时可谓公正，但又同样地脱离现实，因而在国内外的阿尔及利亚群体中仅得到了少数支持。

在20世纪30年代阿尔及利亚所有的政治活动家之中，法尔哈特·阿巴斯的影响力最大。受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及法国政策制定者都广泛阅读他的著作。“我非常有兴趣地读了您的著作，”阿尔及利亚前总督莫里斯·维奥莱特（Maurice Viollette）在其1931年写给阿巴斯的信中写道，“换成是我，我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写作它。我对其中某些页面深表遗憾，但也遇到了一些真正的挑衅段落……我承认对你而言控制自己的情绪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我也深表理解。”这种语调是居高临下的，但阿巴斯显然并不介意（他将这段引文作为颂词置于其著作的书皮上）。他明白，通过维奥莱特，他的观点将可以在法国行政当局高层中得到讨论。

莫里斯·维奥莱特作为阿尔及利亚总督的任期结束并返回巴黎后，他的影响力反而进一步扩大。他被提名为法国参议院议员，1935年他提出一项议程，提议在吸取法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授予一小部分阿尔及利亚人以公民权。这部分人在法语中被称为“进化者”（évolués），意思是“进化程度更高者”，这是纯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着阿尔及利亚人在弃绝阿拉伯文化、拥抱更“高级”的法国价值观的过程中，由一个更低的文明状态进化到一个更高的文明状态。这种“文明化使命”正是法国人论证其帝国事业合法性的主要原则之一。在执行“文明化使命”的同时，维奥莱特在参议院辩论说，进步的穆斯林阿尔及利亚人的解放也将遏制民族主义，并推进同化。

然而，法国殖民主义游说（包括定居者代表及其在巴黎的支持者）太过强大，最终挫败了维奥莱特1935年的动议。他们担心给予有限的一小群阿尔及利亚人完整公民权将导致更大规模的解放，最终将削弱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主导地位。

1936年，维奥莱特在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中被授予一个内阁职位，其争议观点也获得了一个更有同情倾向的听众群体。人民阵线提出要在法国和其殖民地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阿尔及利亚政治精英们则很清楚维奥莱特是他们事业上的盟友。伊本·巴迪斯所领导的伊斯兰改革者决定与法尔哈特·阿巴斯的同化主义者联合起来。1936年6月，他们在阿尔及尔召开了首届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大会，宣布在不要求放弃其穆斯林民事身份的前提下，支持莫里斯·维奥莱特关于授予有限数量的亲法阿尔及利亚人以完全公民权的提议。随后，大会派遣一支代表团前往巴黎，向法国政府提交其政治要求。代表团成员受到布鲁姆和维奥莱特的接见，两人许诺将满足阿尔及利亚人的多项要求。

1936年12月底，布鲁姆和维奥莱特已经起草了一份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法案，并提交给法国议会。他们坚信《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是一项进步的立法，通过该国政治、经济精英间的合作，可一劳永逸地稳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位置。两人在该法案的前言部分写道：“在多届政府做出如此多庄严的承诺之后，特别是在（1930年）百年庆典之际，我们不可能不意识到这样一项必要的同化工作的急迫性，这一工作将在最大程度上影响到阿尔及利亚的道德健康。”43

法案限定了有资格申请法国公民权的阿尔及利亚本地穆斯林的类别。九个不同的群体得到界定，首先就是曾在法军中服役的阿尔及利亚军官、职业军士长或受勋的士兵。那些曾在法国或穆斯林学术机构中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及通过竞争性考试招募的政府文职人员，同样有资格申请。当选进入商会、农业协会或财政、市政、地方理事会行政职位的本地精英，以及阿迦（agha）、头领等控制着传统职位的显贵，同样榜上有名。最后，任何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劳动奖章等法国荣誉的阿尔及利亚人，也将有资格获得完全的解放。总之，根据《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的条款，在阿尔及利亚全部450万人口之中仅有不超过2.5万人有资格申请公民权。

考虑到该法案极为有限的目标，以及法案起草者维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长期统治的明确意图，布鲁姆-维奥莱特改革仍遭遇到如此巨大的阻力着实令人惊奇。殖民游说集团再次采取行动，确保了法案根本未得到讨论，毋庸说投票表决。殖民地媒体猛烈攻击该法案为法国的伊斯兰化以及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终结打开了洪水闸门。

法国议会中的辩论在阿尔及利亚街头的法案支持者和反对者中间引发了骚动。本土阿尔及利亚人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以主张对公民权利的要求。阿尔及利亚的动荡则仅仅强化了保守派和殖民游说集团的论断，即问题都是由布鲁姆政府灾难性的政策导致的。法案由一个议会委员会转到另一个，却从未得到切实讨论，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市长以及民选的阿尔及利亚政治家纷纷罢工表示抗议。最终，殖民游说集团取得了胜利：《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于1938年最终被放弃，之前甚至从未在国民议会大厅中得到讨论的机会。

百年庆典也告一段落。尽管之前做出过众多庄严承诺，但法国政府却无法容忍同化的紧急任务。我们甚至很难估量阿尔及利亚精英幻灭之深，这些人的期望值曾被推升到新的高度，最终却因布鲁姆政府无力实现其承诺而彻底破灭。自此以后，民族主义者将成为阿尔及利亚反对派运动中的主流；法国也不会再获得另一个百年庆典的机会——16年后两个国家将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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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曾经也希望能解决法国与其在叙利亚、黎巴嫩托管国间的分歧。多年的反对夹杂着徒劳无益的谈判之后，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开始以一种新的乐观立场来回应法国政府的变动。1936年似乎预示着一个更广阔的阿拉伯独立以及更有限的帝国控制的新时代：继1930年赋予伊拉克独立地位之后，1936年英国已接近与埃及达成一个相似的协议。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帝国问题上持进步观点的人民阵线政府将紧随英国的步伐，与叙、黎两国达成协议，使两国能够继伊拉克、埃及之后以名义上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国际联盟。

1925—1927年的大起义之后，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诉诸所谓“光荣合作”的政策，开始以非暴力和谈判的方式追求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在所有致力于实现叙利亚独立这一共同目标的政党和派系中，以富有的城市显贵为首的“民族集团”（National Bloc）成为主导性的党派联盟。1930年伊拉克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之后，该联盟也加大了其政治活动的力度。然而，面对着保守的法国殖民游说集团的持续反对，民族集团的合作策略并未取得任何成果。法国人于1933年11月提出的第一份协议远远不能满足叙利亚的独立要求，因而遭到叙利亚议会的否决。“光荣合作”开始让位于系统性的抵抗，最终在1936年初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发起的一次长达50天的大罢工中达到顶点。

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似乎对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抱有同情，同时又十分重视恢复托管国国内的和平与稳定。1936年6月上台伊始，布鲁姆政府就与叙利亚民族集团展开新的谈判。由于法国谈判者对民族主义者的很多要求做出让步，双方谈判取得飞速进展。同年9月，法国和叙利亚谈判者已经达成一项《特惠同盟协议》草案，并分别提交本国议会批准。叙利亚相信自己距离独立已近在咫尺。

鉴于叙利亚（谈判）的成功，黎巴嫩人也开始敦促法国政府起草一份类似的协议，给予黎巴嫩独立地位。1936年10月，双方正式开启谈判。遵照叙利亚文件的模式，双方在短短25天内就达成了一项《法黎协议》草案，并分别提交巴黎和贝鲁特的议会等待批准。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对两国政府与法国达成协议的条款非常满意，大马士革和贝鲁特顺利的审批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点。黎巴嫩议会、叙利亚议会分别于1936年11月和12月底以全票通过的结果批准了协议。然而，与《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的情形类似，法国国内的殖民游说集团在国民议会中成功阻止了任何关于1936年《叙法协议》（即《特惠同盟协议》）《法黎协议》的讨论或投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1937年6月布鲁姆政府倒台，叙利亚、黎巴嫩的独立希望也随之破灭。

1939年，随着欧洲大战再次迫近，法国议会正式拒绝批准上述协议。雪上加霜的是，法国殖民当局为确保土耳其在迫在眉睫的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正式将叙利亚西北部领土亚历山大勒塔割让给土耳其。长期以来，土耳其就以占总人口38%的土耳其少数群体的名义对该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被激怒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活动，进而引发法国当局的镇压，后者借机宣布搁置叙利亚宪法、解散议会。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并推翻其政府后，法国几乎与其在黎凡特地区的两个托管国爆发重大冲突。一个通敌的法国政府——维希政权在菲利浦·贝当元帅的领导下建立起来，而后者正是里夫战争关键时期取代利奥泰在摩洛哥职位的那位“凡尔登英雄”。在新政权之下，叙、黎两国将受一位维希高级专员亨利·邓茨（Henri Dentz）将军的统治。

英国人已然受困于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亲轴心国倾向，此时则更加将叙利亚、黎巴嫩的维希政府视为一个敌对政权。1941年5月，当高级专员邓茨允许德国人使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之时，英国迅速做出干预。联合夏尔·戴高乐将军所领导的反维希的自由法国部队，英国人于1941年6—7月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

英国人占领叙利亚后，自由法国政府许诺给予叙、黎两国完全的独立地位。在英、法入侵后迅速发布的一份公告中，乔治·卡图将军代表戴高乐将军宣布：“我到来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委任统治机制，宣告你们的自由与独立。”44法国宣布叙利亚、黎巴嫩独立的宣言则受到大英帝国政府的担保。但事实证明，叙、黎两国民族主义者的庆祝活动还来得太早——自由法国政府还没有放弃在战后维持其帝国的希望。面对法国的执意反对，叙利亚、黎巴嫩两国为确保自身的独立地位都还要面临一场艰苦的战斗。

自由法国政府刚一宣布委任统治结束，黎巴嫩人就开始着手为独立做准备。1943年，黎不同宗教派别的民族主义领袖就权力分享安排达成一项口头协议，即《民族宪章》（National Pact）。在所有相关教派政治领袖的见证之下，黎巴嫩人自然全力支持该宪章，甚至未觉得有必要在一份官方文件中记录下其条款。根据宪章的条款，自此以后黎巴嫩的总统、总理和议长将分别由马龙派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担任；其他重要的内阁职位则将在德鲁兹派、希腊东正教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社群间分配；议会席位将以6名基督徒对应5名穆斯林（为此，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都被视为穆斯林）的比例进行分配。

《民族宪章》似乎解决了黎巴嫩不同教派间的紧张关系，促使它们在国家政治体制中都拥有一定的既得利益。然而，宪章实际上将法国人所推行的同一个“社群主义”原则神圣化，僵化地在各宗教社群之间分配权力职位，削弱黎巴嫩政治，妨碍国家实现真正的融合。在这一意义上，法国人在黎巴嫩留下了分裂的遗产，其为害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法国人统治的历史。

在解决了内部政治分歧之后，黎巴嫩的显贵们开始号召在1943年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根据黎巴嫩宪法，新当选的55名议会成员又召开会议选举共和国总统。1943年9月21日，他们选举民族主义律师比沙拉·扈里担任独立后黎巴嫩的第一任总统。

扈里正是曾担任（首任高级专员）古罗将军顾问、作为法国在黎巴嫩委任统治早期的批评者的那同一位律师。1934年，扈里与一群思路相近的政治家一起组建了“宪政集团”（Constitutional Bloc），致力于以一项《法黎协议》取代法国委任统治，他也因此在黎全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自那时起，他就一直致力于结束法国在黎巴嫩的统治。当扈里最终被提名为总统时，代表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议会内放起了白鸽。“当最终结果被宣布时，”扈里回忆说，“我走上讲台准备发表演说。我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完全被外面的喊声和枪声淹没。尽管如此，我还是成功地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谈到我们应如何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结束黎巴嫩的孤立状态。”45

黎巴嫩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完全的独立，并没有预料到会面对来自法国人的任何抵制行动。自由法国政府已承诺结束委任统治，维希政权则被英国人武力逐出黎凡特地区。黎巴嫩议会开始修改宪法，剥夺法国的一切特权地位或干涉黎巴嫩事务的权利，以便进一步确认自身的独立地位。然而当自由法国政府了解到1943年11月9日黎巴嫩议会的议程时，他们立即要求会见黎巴嫩总统扈里，并警告后者，戴高乐将军将不会容忍任何调整法-黎关系的单方面措施。会谈现场气氛紧张，结束时双方并未就分歧取得解决方案。

黎巴嫩人并未特别在意法国人的警告。自由法国是一个流亡中的四分五裂的政府，黎巴嫩人相信这一政府无力阻碍他们对独立的合法诉求，且英国已为黎巴嫩的独立作担保。黎巴嫩议员们如期举行了会议，修改了宪法第一条关于将黎巴嫩边界界定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官方承认的（界限）”的内容，从而确认了他们在本国现有公认边界内的“完全主权”，上述边界在修订内容中有详细描述。他们将阿拉伯语确立为唯一的官方民族语言，将法语降至从属性的地位。此外，议员们还授权黎巴嫩总统，在议会通过的情况下缔结一切外交协议，而非法国政府。原来由国联授权给法国的一切权力和特权都从宪法中被正式删除。最后，议员们通过投票修改了宪法第五条关于国旗的设计：红、白、红的横条纹取代了法国三色旗，而雪杉树这一民族的象征仍然被装饰在国旗的中央。无论从法理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黎巴嫩都已确立了其主权地位，剩下的工作只是确保法国认可这一新秩序。

法国当局迅速果断地对黎巴嫩宪法的修订做出了回应。11月11日凌晨时分，总统扈里被破门而入的法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惊醒。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些人可能是前来刺杀他的叛徒，便大喊着要求邻居报警，但没有人回应。他的房门被一位法国上尉撞开，后者手持手枪，还抓着扈里的儿子。“我不想伤害你，”这个法国人说道，“我只是执行高级专员指派的任务来逮捕你。”

“我是一个独立共和国的总统，”扈里回答说，“高级专员无权向我发号施令。”

“我会向你宣读逮捕令。”上尉回答说，随后便宣读了一份机打的声明，指控扈里阴谋颠覆委任统治政权。这位军官拒绝将逮捕令交给扈里，仅给他10分钟时间收拾行装。扈里则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着，让他心情沉重的是这些士兵都是黎巴嫩人。法国人用汽车将扈里押解到南部城镇拉什亚的城堡之中，在路上他们与另外几辆汽车会合，车上则押解着总理里亚德·苏勒哈（Riyad al-Solh）以及内阁的主要成员。当天下午，黎巴嫩政府的6名成员已被囚禁至拉什亚。

逮捕的消息传开后，立即在贝鲁特引发了激烈的示威活动。扈里的妻子加入了示威人群，以声援那些抗议其丈夫和黎巴嫩政府所遭遇不公的示威者。黎巴嫩人向英国人提出申诉，后者正是1941年7月自由法国政府宣布黎巴嫩独立时的担保人。英国政府迅速介入，迫使法国人释放了扈里总统及其他黎巴嫩政治家。黎巴嫩宪法的变动得到了保留，但法国通过对安全部队的控制仍执意维持其在黎凡特的托管国。为了确保对其军队和警察部队的控制，在之后3年的时间内黎巴嫩政府仍将与法国人展开一场持久的战役。46

1941年7月自由法国政府的宣言发布后，叙利亚人对实现独立前景的估计并没有黎巴嫩人那样乐观。大马士革的自由法国当局已向叙利亚政治领导层明确表示，在保证法国在叙、黎两国利益的一系列条约达成前，法国无意承认叙利亚或黎巴嫩的独立地位。叙利亚民族集团还需要动员一次与法国人的重大对抗，以便实现其独立诉求。

民族集团领导人舒克里·古瓦特里（Shukri al-Quwwatli）出生于大马士革一个富裕的地主显贵家族。1927年古瓦特里因参与民族主义活动而被法国当局流放，1942年才返回叙利亚并担任民族集团的领导职位。1943年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古瓦特里的竞选名单作为明显多数脱颖而出，他本人则当选为总统。民族集团政府对法国采取一种和解性的政策，希望说服自由法国政府放弃增加其权威，以便确保叙利亚的独立地位。但和黎巴嫩相似，叙利亚人发现法国人不愿在国家安全部队方面做出让步，包括国民军即所谓叙利亚军团，以及国内安全部队（Sureté Générale）。

叙利亚的古瓦特里政府与黎巴嫩的扈里政府密切合作，为其反法立场寻求国际支持。1944年冬至1945年春，大规模的反法示威游行在两国举行。当法国宣布在叙利亚政府签订协议之前不会放弃对叙国民军的控制时，叙、黎两国政府拒绝进一步谈判。

1945年5月，法国人的固执在叙利亚全国引发了广泛的示威和反法抗议活动。作为首都和全国政治的中心，大马士革成为反对派的中心。鉴于法国当局不具备足够的武装部队来维持秩序，随着局势的快速恶化和失控，法国人开始诉诸致命的武力，试图通过斩首和轰炸迫使叙利亚政府及其公民屈服。

法国人攻击的首要目标是叙利亚政府本身。哈立德·阿兹姆（Khalid al-Azm）是民族集团成员，1943年当选为叙议会议员并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1945年5月29日晚6点，他正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内与一群议员谈论当前的危机，突然听到了第一轮炮火的声音。47阿兹姆和他的同事们对法国推动危机升级并诉诸猛烈炮击的做法感到震惊。他们试图求救，但发现政府办公室内的所有电话线都已被掐断。阿兹姆通过信使收到消息说议会大楼已经遭到攻击并被法国部队占领，后者还杀害了那里的所有叙利亚安保人员。占领议会大楼后不久，法国士兵就在政府大厦周围安置了岗哨。他们向政府大厦开火，炸碎了玻璃。

法国人已切断了对大马士革的电力供应，夜色很快降临在这座黑暗的城市之上。政府大厦内的叙利亚政治家和他们的警卫人员用桌椅堵住了建筑物的入口，奢望以此阻止法国人进入。午夜之前，阿兹姆和他的同事们收到风声说法国人计划占领该建筑后，他们才及时从一扇后窗溜出。他们绕开法国部队，穿过大马士革的偏僻小巷，最终躲藏在阿兹姆位于大马士革老城中心的宽敞住宅之中。很快，他那宽大的庭院就挤满了超过100名避难者，包括政府部长、议会议员和警卫人员。总理哲米勒·麦尔达姆（Jamil Mardam）却愚蠢地试图使用阿兹姆的电话——电话已在法国人的监控之下，致使法国人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法国人将炮火转向阿兹姆的街区，开始了一场无情的狂轰滥炸。部长和议员们逃到最安全的房屋内。炮火和飞机轰炸震动着他们脚下的土地，将砖石和灰泥倾泻在这些避难者身上。伴随着城市毁灭的声音，他们在恐惧和犹疑中度过了这个夜晚。

第二天，法国人为迫使叙利亚政府屈服而加大了暴力的力度。总统古瓦特里已在位于山坡上的萨利西耶（Salihiyya）郊区建立了办公室，大多数政府部长也都加入了他的队伍。阿兹姆选择与家人留守大马士革，决心与这座城市同命运。法国人的攻击愈加猛烈。他们开始向城市的住宅区发射燃烧弹，其引燃的火势迅速失控。“居民们陷入一片恐慌，他们担心整个街区都会被大火吞噬。”阿兹姆回忆说，“炮弹继续降落，消防队却不愿或无力灭火，因为法国士兵不会允许他们履行职责。”在经历了又一天的炮火轰炸后，阿兹姆决定放弃自己的家，携家人逃往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和其他政府成员所在的相对安全的郊区。

总统古瓦特里从位于萨利西耶的安全藏身处，呼吁英国官员进行干预。援引1941年叙利亚独立的保证，他正式请求英国人与法国人进行斡旋，以便后者停止对大马士革的轰炸。叙利亚总统的请求使英国获得了介入法国帝国事务的合法依据，他们成功说服了其战时盟友解除了攻势。当法国人停止进攻时，已有超过400名叙利亚人丧生，数百座私人住宅被毁，在凶猛的炮火下叙利亚议会所在的建筑被夷为平地。法国孤注一掷地试图保存其在黎凡特地区帝国的版图，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任何理由都无法说服愤怒的叙利亚人放弃其对完全独立的长期诉求。

1945年7月，法国最终承认自己的失败，同意将军事和安全部队的控制权移交给独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法国向两国强加一份协议的问题也不复存在。当1945年10月24日两国以创始成员国这个与法国平等的身份加入联合国之时，国际社会便承认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所剩的工作只是法国从黎凡特地区撤出其部队。1946年春法国军队撤离叙利亚，同年8月从贝鲁特登船回国。

大马士革一位年轻女记者希菡·特季曼记录下了1946年4月最后一名法国士兵撤出叙利亚首都的那晚大马士革举行的庆祝场景。她描述了一个欢欣鼓舞的城市，庆祝它真正独立后的第一个夜晚，这是一场“自由的婚礼”，而大马士革本身就是那位“快乐而充满魅力的新娘”。“客人们乘着大大小小的汽车或马车赶来，火把照亮了城市的所有屋顶、旅店、过道、电线杆、麦尔季（Marje）的花园、希贾兹铁路的柱子、巴拉达河的栅栏以及所有的大街小巷。”特季曼和她的家人整夜庆祝，歌唱家和音乐家们在中央麦尔季广场为聚集的民众放声高歌。她后来回忆道：“叙利亚的独立婚礼一直持续至拂晓时分。”48

委任统治结束之际，叙利亚人的欢乐正好与法国人的愤恨形成鲜明对照。尽管仍控制着北非的阿拉伯领地，法国还是为失去在东地中海的影响力而悔恨万分。经过在贝鲁特、大马士革26年的统治，法国人却一无所成。更糟糕的是，法国人怀疑英国——其战时盟友和帝国对手，向叙利亚和黎巴嫩施以援手，乃是为了将这些黎凡特国家纳入其自身的影响范围。即便如此，1946年英国在中东的帝国同样备受压力且处于衰退之中。事实上，与英国1946年在巴勒斯坦所面临的危机相比，法国在叙利亚、黎巴嫩的困境似乎还不算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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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文介绍此雕像高9米（约30英尺），故此处也应为9米。——编者注

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第八章法兰西帝国在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