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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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和自由军官领导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连串看似不可能实现的胜利。“纳赛尔主义”已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表达方式。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相信，这位埃及总统胸怀一个宏大计划，来团结阿拉伯人民并领导他们进入一个独立、强盛的新时代。从叙利亚与埃及的合并中，他们看到自己的愿望已然实现。

至20世纪60年代，纳赛尔非凡的胜利进程却戛然而止。1961年，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宣告解体，埃及军队深陷也门内战的泥潭。1967年，纳赛尔率领其国家和阿拉伯盟友步入了一场与以色列的灾难性战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剩余领土、埃及西奈半岛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占领，使得解放巴勒斯坦的长久许诺进一步遭遇挫败。1970年纳赛尔去世之际，阿拉伯世界在10年前的种种雄心壮志已然被消磨为一股幻灭与激愤的情绪。

20世纪60年代的经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一种激进化的影响。随着英、法帝国主义迅速成为陈年往事，阿拉伯人也发现自身被卷入冷战政治的漩涡。至60年代，阿拉伯国家已分裂为亲西方和亲苏联两个阵营。冷战对阿以冲突的影响最为显著，苏联和美国为冲突双方提供武器，使该冲突演化为一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看上去，阿拉伯人将继续经历分而治之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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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将证明，统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比纳赛尔预想的更具有挑战性。据传闻，两次遭到废黜的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曾告诫纳赛尔，他会发现叙利亚是“一个难以统治的国家”，并解释说：“50%的叙利亚人认为自己是民族领袖，25%的人认为自己是先知，10%的人幻想自己是真主。”1

叙利亚人在埃及统治下并不开心。叙利亚军官起初曾对叙、埃合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现在却痛恨埃及军官的颐指气使。当埃及土地改革计划被推行至叙利亚时，叙利亚的土地精英也被彻底激怒了。至1959年1月，叙利亚大土地所有者已有超过100万英亩的耕地被没收，以备分配给叙利亚农民。随着政府扩大其在经济规划中的角色，并通过社会主义政令将部分公司的私人所有权移交给国家，叙利亚商人也发现自身地位受到削弱。普通叙利亚民众则因埃及官僚系统臭名昭著的文书手续而痛苦不堪。

埃及人将叙利亚政治精英排除在政府之外，以疏远他们。叙利亚社会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叙利亚政治家对于自身政党遭到解散且受制于埃及的单一国家政党深怀不满。纳赛尔任命自己的得力助手、陆军元帅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担任叙利亚地区政府的行政长官，将他在复兴党内的支持者安排到次要职位之上。为表示抗议，至1959年底，包括萨拉丁·比塔尔等埃、叙合并设计者在内的复兴党领导人已经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阁中辞职。1961年8月，纳赛尔决定完全抛开叙利亚地区政府，通过一个常驻开罗的扩大化的内阁来统治叙利亚。

1958年2月，叙利亚军队曾领导他们的国家与埃及合并，现在又是他们策划了一次政变来切断这一联系并夺回叙利亚。1961年9月28日清晨，几支叙利亚政府军分队在黎明前进入大马士革，逮捕了阿米尔元帅并控制了广播电台。叙利亚过渡政府——一个完全的文职内阁——决定驱逐阿米尔，并于9月30日命令叙境内所有埃及人员全部离境，包括约6000名士兵、5000名文职人员以及1万至2万名埃及外来劳工。

纳赛尔对叙利亚分离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他的第一反应是派遣埃及军队武力镇压叛变，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平静下来并召回军队，接受了叙利亚的分离，“以便不流阿拉伯人的血”。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纳赛尔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而备受煎熬，这是他阿拉伯统一的梦想在国际上的第一次具体体现，但在他有生之年再没有尝试追求这一梦想。”2

叙利亚政变后，纳赛尔最初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归咎于其反对者——约旦人、沙特人，特别是美国人。但叙利亚的分离也迫使纳赛尔对他自己的政策导向以及埃及革命的走向等尖锐问题进行思索。他从未意识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明显问题，即之前埃及是以一种准帝国的方式来统治骄傲的叙利亚人。相反，纳赛尔最终认为埃及、叙利亚合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两国未能达到这样一个宏大的阿拉伯统一计划所必要的社会改革程度。作为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的回应，他将引入一套激进的改革方案，以便清除阿拉伯社会中的“反动”因素，为未来阿拉伯人民的一次“进步的”合并铺平道路。

1962年起，纳赛尔开始将埃及革命导向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项融合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雄心勃勃却又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埃及政府加快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业已启动的私有企业国有化的进程，目标是建立完全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1960年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已经出台了第一个苏联式的五年计划（1960—1965），为工农业经济产量的扩大设定了过于宏大的目标。在农村地区，随着新出台的法律将最高土地持有面积由200英亩降至100英亩，始于1952年的土地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被征用的土地被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埃及产业工人和农民在国家机构被给予了新的重要地位。

埃及新的政策导向被载入了1962年的《民族宪章》（National Charter）。这一文件旨在将伊斯兰、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政治工程。《民族宪章》不仅为埃及展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还为在整体上重塑阿拉伯社会设定了理想。官方的国家政党民族联盟被委以把控国家意识形态导向的重任，该党后来更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在转向阿拉伯社会主义之后，纳赛尔也放弃了颠覆冷战规则的立场，而是将自身命运与苏联相绑定，追随后者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了给未来的合并方案留有余地，纳赛尔在埃及沿用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名字。直到197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才寿终正寝，纳赛尔的继任者重新将埃及命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阿拉伯社会主义将在埃及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并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埃及的政治语言明显变得更加教条主义。阿联解体后，纳赛尔批评的首要对象是“反动派”，即那些将狭窄的国家私利置于阿拉伯民族利益之上的有产者。广而言之，那些受西方支持的国家如摩洛哥、约旦、沙特等保守君主国，以及突尼斯、黎巴嫩等自由主义共和国，都被划为“反动”国家（在西方被视为“温和”国家）。革命的阿拉伯国家都与莫斯科结盟，追随后者的社会经济模式。这些国家在阿拉伯世界被称为“进步”国家（在西方则被归为“激进”阿拉伯国家）。起初，“进步”国家的名单十分有限——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但随着阿尔及利亚、也门、利比亚革命的胜利，这一阵营也将有所扩大。

埃及在这一轮新的地区分裂中相当孤立，因为它与新兴的“进步”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伊拉克之间关系恶劣。1962年，埃及才获得了一位重要盟友：在经历了地区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反殖民战争之后，阿尔及利亚终于脱离法国实现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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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年11月1日首次起义的爆发，到1962年9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持续了近8年。冲突波及了阿尔及利亚的所有地区，从城市到农村无一幸免。战争结束时，超过100万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失去了生命。

当阿尔及利亚人发起争取独立的斗争时，他们完全有理由预料会有大量人员伤亡。1945年，法国人对东部贸易城镇塞蒂夫的温和民族主义者采取的镇压措施引发骚乱（民族主义者希望在庆祝“欧洲胜利日”的游行中，将阿尔及利亚旗帜与法国国旗并排举在一起），造成40名阿尔及利亚人和欧洲人死亡。1945年5月期间，法国人对塞蒂夫示威者的过激反应，在阿尔及利亚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法国人则部署了军舰、飞机和约1万名士兵来镇压起义。冲突中约100名欧洲男性、女性和儿童被阿尔及利亚起义者杀害，但死于法国报复性措施的阿尔及利亚人则远远高于这一数字——法国政府承认约1500名阿尔及利亚人死亡，军方将数字提升至6000—8000人，阿尔及利亚人则宣称死亡人数高达4.5万人。法国人试图将塞蒂夫事件作为对未来民族主义活动的一个警告。但可以预见的是，法国人致命的过激反应起到了反作用，反而激励大量阿尔及利亚人接受了民族主义事业。当1954年阿尔及利亚人再次发动反法起义时，对塞蒂夫事件的记忆仍像幽灵般困扰着他们。

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触目惊心的伤亡情况，反映出暴力报复的可怕逻辑。民族解放阵线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深信，他们必须对法国人施加恐怖行为，才能迫使殖民势力撤离他们的国家，而这一策略必然会引发后者可怕的报复。法国人方面则并不打算撤离这块历史最悠久、幅员最辽阔的北非属地，他们坚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并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相信民族主义者是一支可以被击败的边缘性力量，那些安于现状的阿尔及利亚人中沉默的大多数则将继续法国统治下的生活。结果是，这场充满了难以言说之恐怖的野蛮战争同时撼动了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根基。

针对平民的暴行始于1955年8月“民阵”对菲利普维尔法国定居者的袭击，行动中阿尔及利亚战士共杀害了123名定居者（包括儿童）。经过了塞蒂夫的经历之后，“民阵”很清楚法国人为了复仇将发动大规模报复行动，而这些行动将在广大阿尔及利亚民众中激起对法国人的仇恨。他们的预想非常准确：为报复菲利普维尔大屠杀，法国人据称杀害了超过1200名阿尔及利亚平民；“民阵”则宣称法国人杀害了1.2万人。结果，上千名阿尔及利亚人志愿加入“民阵”。就这样至1955年底，“民阵”发起于1954年的一场小规模起义已演化为全面战争。

随着数千名民众志愿加入民族解放斗争，“民阵”通过说服与恫吓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地巩固了其对阿尔及利亚政治的控制。法国军方的挑衅性策略，促使多个阿尔及利亚政党和运动与“民阵”联合一致，法尔哈特·阿巴斯等早期民族主义者以及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党都在组织层面与“民阵”完成了合流。对于国内反对派，“民阵”则表现得冷酷无情。据估计，在独立战争的前3年内，“民阵”在其行动中杀害的阿尔及利亚人比法国人多6倍。至1956年7月，“民阵”已确保了其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并将这场斗争同时定位为一场独立战争和一场社会革命。

“民阵”的领导层包括6位在5个起义省份即“战区”（wilayas）中组织抵抗运动的国内指挥官，以及3位常驻开罗的外部领导者。1954年民族主义起义爆发以来，法国人利用其广阔的情报网络全力搜捕“民阵”的国内领导层。在行动开始的最初6个月中，法国人成功击毙了第二战区的指挥官，逮捕了第一和第四战区的领导人。在国内领导集团陷入瘫痪的情况下，抵抗运动的主导权转入外部领导集团手中。

在“民阵”的3位外部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霍辛·艾耶特·艾哈迈德（Hocine Ait Ahmed）以及穆罕默德·黑德尔（Mohamed Khider）之中，本·贝拉声望最高（他后来成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从各种意义上讲，1918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西部一个小村庄的本·贝拉，是法属阿尔及利亚之子。他的母语是法语，1936年曾作为志愿兵在法军中服役，30年代末期甚至曾在一支法国足球队中效力，受到1945年法国对塞蒂夫起义镇压的刺激才转向民族主义政治。1951年本·贝拉曾被法国当局逮捕，但成功地从阿尔及利亚的监狱中逃脱，后逃亡至突尼斯和开罗，并在开罗建立了一个“民阵”办事处。战争爆发后，本·贝拉奔走于阿拉伯各国首都之间，为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而独立的诉求筹集资金和政治支持。

1956年10月，法国人成功地将“民阵”领导层一网打尽。根据可靠的情报，法国空军拦截了一架载有本·贝拉、艾耶特·艾哈迈德、黑德尔以及“民阵”的国内领导集团总协调员穆罕默德·布迪亚夫（Mohamed Boudiaf）的摩洛哥DC- 3飞机，并迫使该机降落于阿尔及利亚西部城市奥兰。上述“民阵”领导人全部被逮捕，随后被转移至法国的监狱中，并在那里度过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剩余岁月。

法国民众欢庆“民阵”领导人的被捕，仿佛这一事件标志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阿尔及利亚柏柏尔裔著名作家穆鲁德·费劳恩愤怒地表示，“民阵”领导人的被捕似乎不会有助于恢复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和平。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将［‘民阵’领导人的］被捕描述为一个伟大的胜利，乃至最终胜利的序曲。是什么的最终胜利？反叛的扑灭？叛乱的平息？还是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友谊、信心、和平的新生？”3透过字里行间愤怒的反讽语气，费劳恩指出无论法国人希望什么，本·贝拉及其同事的被捕只会预兆着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暴力。

本·贝拉被捕之时，暴力已然从农村传播至城市地区。1956年9月一个周日的晚上，在阿尔及尔欧洲区被引爆的3枚炸弹彻底打碎了首都相对的平静，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一场被称为阿尔及尔战役的血腥战斗的开端。“民阵”将战事推进到阿尔及尔，其精心策划的目标就是要煽动法国过度反应，从而在国内强化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同时在国外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孤立法国。自1956年秋至1957年冬，“民阵”组织了一系列致命的恐怖袭击。作为报复，法国人则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并滥施酷刑，以便暴露“民阵”在阿尔及尔的网络。阿尔及尔战役的确吸引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法国人也确实遭遇了谴责的声音，但阿尔及利亚人为这些“成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穆鲁德·费劳恩惊恐地关注着阿尔及尔发生的暴力行为，谴责法国和“民阵”双方杀害无辜者的行为。他在1956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城里的袭击越来越多，既愚蠢又残暴。无辜者被撕成了碎片。但是哪些无辜者呢？谁又是无辜者呢？是那数十名在酒吧里喝酒的平和的欧洲人吗？还是在一辆血肉模糊的巴士边横尸街头的数十名阿拉伯人？”他以反讽的苦涩笔调反思道：“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绝望的呼喊，剧痛的叫号，极度的痛苦，如此而已，这就是和平。”4

“民阵”在阿尔及尔战役中动员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女性在战役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她们搬运炸弹，走私枪支，充当藏匿中的领导人之间的信使，为法国人通缉的活动分子提供庇护所。哲米莱·布希里德（Djamila Bouhired）和其他女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在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1965年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中得到了极为真实地展现。

法提哈·布希里德（Fatiha Bouhired）和她22岁的侄女哲米莱在阿尔及尔战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法提哈的丈夫是她所在的卡斯巴街区即阿尔及尔老城最早加入独立运动的先驱之一。1957年初，他被法国人逮捕，并在逃脱过程中被杀害。丈夫的死强化了布希里德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她接纳“民阵”成员在其阁楼之上运作一个秘密的炸弹作坊，她的侄女哲米莱则成为炸弹运输员之一，并负责为潜藏在卡斯巴的“民阵”活动分子之间传递信息。在巨压之下，两位女性都表现得极度镇定。一次，法提哈和哲米莱发觉士兵们马上要对她们的房子展开搜查。她们煮上咖啡，在留声机上播放古典音乐，并精心打扮起来。士兵们到达后，即被奉上新鲜的咖啡，受到两位迷人女性接待贵客般的礼遇。

“我最好奇的是，在这些美丽的眼睛背后隐藏着什么。”巡逻队的队长向哲米莱·布希里德暗示般地低语道。

“在我眼睛后面，”她一面回答，一面挑逗式地转过她的头，“是我的头发。”5

就这样，军官们没有进一步搜查这间屋子。

不过，警察很快就会发现哲米莱·布希里德的另外一面。1957年4月9日，哲米莱在逃脱卡斯巴一支法国巡逻队追捕时被射中了肩部，并被发现随身携带着写给萨阿迪·亚瑟夫（Saadi Yacef）和阿里·拉波安特（Ali la Pointe）——两位“民阵”高层领导，也是当时阿尔及尔的头两号通缉犯——的信件。她被带到一家医院处理了弹伤，随后直接从手术台被转移到审讯室。

在随后的17天内她遭受了骇人听闻的酷刑折磨，对此她在向非正规法庭的证词中都做了冷静的描述，该法庭最终却判处她死刑。但她从未屈服。在法庭上她唯一的评论就是“那些折磨我的人没有权利向一个人施加这样的凌辱，对我而言是肉体上的，对他们而言是道德上的”。6她的死刑判决随后被减刑为终身监禁。

侄女被捕后，法提哈·布希里德继续支持“民阵”。她在卡斯巴买了一处新房子，以便为萨阿迪·亚瑟夫和阿里·拉波安特提供一个新的庇护所。他们无法相信其他任何人。“他们在我家里才感到无拘无束，藏在别人身边就不行。”布希里德解释说。法国人通过对拘押者的酷刑折磨获得了合作者和情报人员，随着这些人渗透入“民阵”组织，卡斯巴也被不信任的氛围所撕裂。法提哈·布希里德向一位采访者透露道：“我担心那些叛徒，所以我情愿所有事都自己做：我去买东西，做他们的中间人，帮助他们转移。所有的事我都一人担当，但这样我反而感觉更自在。”

在搜捕阿尔及尔剩余的“民阵”领导人方面，法国人表现得冷酷无情。1957年7月，亚瑟夫的一个姐妹被捕。在酷刑折磨下，她供认了法提哈·布希里德在抵抗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后者与萨阿迪·亚瑟夫和一位女性炸弹手哈希拜（Hassiba）之间的联系。法国当局立即逮捕了布希里德。“他们把我带走，整夜地折磨我。”法提哈·布希里德回忆说。“亚瑟夫在哪儿？亚瑟夫在哪儿？”法国人质问她。法提哈却坚称对萨阿迪·亚瑟夫的情况毫不知情，表示哈希拜来她的住处只是代表“民阵”就丈夫的死亡向她提供经济资助。在反复的刑罚期间，她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终于说服了法国人。法国人同意在她的家中安置间谍，以便在哈希拜下次来访时抓捕她。

即便法国间谍就在法提哈·布希里德的住处之内，阿里·拉波安特和萨阿迪·亚瑟夫仍然隐藏在老地方。这便造就了一个法国人向“民阵”秘密指挥中心提供安全保证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局面：法国士兵在一层活动之时，阿里·拉波安特就平安地藏在阁楼里。法提哈为楼下的法国间谍准备阿尔及利亚的传统菜肴库斯库斯，但在端给这些不速之客之前，总会让萨阿迪·亚瑟夫分享一部分食物。“这次先端给他们这份库斯库斯，下次我们要给他们奉上一道美味的炸弹大餐。”亚瑟夫暗中咒骂道。7

法提哈对于自己所扮演的法国人的假线人这一角色，并不开心，但她演的这出戏却突然落幕。1957年9月，法国人发现了亚瑟夫的藏身之处，当即逮捕了他和法提哈。她在狱中待了几个月，随后被置于软禁状态之下，日后她拒绝谈论在狱中所受的折磨。

随着“民阵”在首都所有高层领导人的牺牲或被捕，阿尔及尔之战也于1957年秋宣告结束。但更大规模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却仍在持续。

受到挫败阿尔及尔反叛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的鼓舞，法军重新发起在农村地区打破民族解放阵线的攻势。1956年末，法国人启动了一项强迫阿尔及利亚农民由其房产和农场迁徙至拘禁营的政策。阿尔及尔战役后，强制迁居的进程开始加速。成千上万的男女和儿童被聚集起来，被迫在法国人的监控下居住在集中营内，远离他们的农田和生计。因不愿忍受法国人的上述政策，很多农业工人逃亡至城市地区，聚居在贫民窟内，其他人则前往突尼斯或摩洛哥寻求避难。至1962年战争结束，已有约300万阿尔及利亚农村居民被迫迁离故土，很多人未能重返家园。

法国人还在阿尔及利亚与其邻国之间布置电围栏和地雷，关闭边境，进而防止武器、补给和战斗人员由摩洛哥和突尼斯流入阿尔及利亚，以此来孤立“民阵”。

在军事层面，至1958年法国人已经成功遏制并击退了阿尔及利亚的反叛。然而，“民阵”却在独立战争中开辟了新战线，成功地唤起国际社会对其事业的关注。在埃及和其他“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支持下，“民阵”成功地将阿尔及利亚问题纳入1957年联合国大会的议程。次年，“民阵”宣布以其驻开罗办事处为中心成立临时流亡政府，由老一代民族主义领袖法尔哈特·阿巴斯出任总统。1958年12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受邀向中国派遣一个代表团。尽管在军事层面法国人似乎赢得了战争，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却赢得了国际关注与支持，从而有助于在政治层面孤立法国。

至1958年，就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内部分裂日益加剧。法国纳税人开始感受到战争的巨额开销：1954年驻阿尔及利亚法军只有6万人，至1956年已增至原来的9倍，达到50万人以上。8这样大规模的占领军只有通过征兵和延长服役年限才能得以维持，而这些措施显然不受欢迎。年轻的入伍者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恐怖难言的战争，很多人返回家乡时已经因其所见所闻而满怀惊恐，因其所作所为而深受创伤：侵犯人权，强制迁徙，摧毁民宅，以及——最丑恶的——针对男女俘虏系统性的酷刑折磨。9法国公共舆论也因某些报道而感到震惊，这些报道称法国士兵不惜诉诸二战期间纳粹分子用来镇压法国抵抗运动的残忍手段。在国内，让-保罗·萨特等法国重要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公开地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在国际舞台上，法国也因在一个去殖民化时代发动一场暴力的帝国战争而遭受孤立。

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和定居者社群警惕地发觉，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支持已开始动摇。1958年5月，一群法国定居者发动反叛，公开反对无作为的皮埃尔·普夫里姆林（Pierre Pflimlin）政府，怀疑后者试图与“民阵”的敌人达成妥协。他们的口号是“军队掌权”。5月13日，定居者推翻了阿尔及尔的总督办公机构，宣布在一个革命性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实现事实上的自治，精英的伞兵部队指挥官雅克·马絮（Jacques Massu）将军担任委员会主席。

驻阿尔及利亚法军对定居者的行动完全抱以同情。5月9日，驻阿法军总司令拉乌尔·萨兰（Raoul Salan）向其远在巴黎的上司发送一封长篇电报，在电文中转达了其部下对于可能导致“放弃阿尔及利亚”的“外交进程”的忧虑之情。他继续写道：“如果国家的代表们并未下定决心保留法属阿尔及利亚，那么我们的战士就是在为一场无谓的牺牲而战斗、冒险。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对此深感困惑，因为它们对这些战士负有责任。”10萨兰警告说，只有为保留法属阿尔及利亚而采取果断行动才能避免一场军事政变——不仅是在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本土也同样如此。阿尔及利亚危机已经威胁到颠覆法兰西共和国本身。

定居者起义轰动了整个阿尔及尔。穆鲁德·费劳恩在5月14日的日记中，描述了这一事件引发的恐惧和不确定性：“革命的气氛。民众在家里设置路障。示威者在全市的主要交通要道上踱来踱去，街道两旁店铺紧闭。广播称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已经接管了一切，占领总督办公室并控制了广播电台。”阿尔及尔的穆斯林意识到这是一场法国人之间的、与己无关的争斗，费劳恩就对第四共和国能否顶住压力表示质疑：“从根本上说，阿尔及利亚战争会被证明是对法国的一个沉重打击，甚至是对（第四）共和国的致命打击。毫无疑问，这次打击将为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人带来解脱。”11

普夫里姆林政府在不久后就宣告倒台，1958年6月，二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英雄夏尔·戴高乐将军在民众的欢呼声中重返政坛。上任后不足3个月，戴高乐就将一个新宪法诉诸全民公投，并于1958年9月建立第五共和国。

戴高乐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飞抵阿尔及尔，面对面地会见反叛的定居者群体。在阿尔及尔发表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仍将属于法国，以安抚焦躁不安的军队和定居者。“我理解你们！”戴高乐向欣喜若狂的人群再次保证道。他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纲领，通过发展工业、土地分配以及创造40万个新就业岗位，发展阿尔及利亚，使其阿拉伯公民融入法国联邦。

戴高乐的倡议显然旨在重新确保阿尔及利亚军队和定居者的支持，结束萨兰将军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统治。然而，戴高乐的言论显示了他对“民阵”战争背后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何等地缺乏理解。针对戴高乐的表态，穆鲁德·费劳恩愤慨地写道：“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根本不存在。融合？你们已经做到这一点。”戴高乐似乎有意重拾1930年首先在布鲁姆-维奥莱特方案中提出的同化理想。晚至1945年底，同化可能还有些吸引力；但到了1958年，这一想法已然不切实际。对费劳恩来说，这就好比戴高乐在说：“你是法国人，老兄。仅此而已。别再给我们添麻烦。”

面对“民阵”顽强的抵抗，戴高乐被迫与阿尔及利亚人完全独立的要求达成妥协。尽管早些时候曾做出承诺，但戴高乐彻底反转了立场，开始为他的同胞接受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做思想准备。1959年9月，他第一次提及阿尔及利亚自决，次年1月在阿尔及利亚引发定居者一轮暴力示威活动。戴高乐坚持自己的立场，1960年6月在依云首次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展开直接谈判。

定居者运动中的强硬派及其在军队中的盟友开始将戴高乐视为一名叛徒。他们组建了多个恐怖组织，如法属阿尔及利亚阵线以及臭名昭著的“秘密军组织”——更多时候以其法语首字母缩写OAS而著称，积极策划暗杀戴高乐。秘密军还在阿尔及利亚掀起一波暗杀行动，随机地对阿拉伯平民滥施暴力。

依云谈判加之公共秩序的崩溃，在阿尔及利亚定居者及军队中间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1961年1月，法国政府就阿尔及利亚自决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结果高达75%的民众投票支持独立。1961年4月，驻扎在阿尔及尔的外籍军团伞兵团发生叛变，抗议法国政府认可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举措。然而，法国军队仍忠于戴高乐，叛变在军队中并未获得广泛支持，仅4天后叛变首领就被迫投降。

1961年至1962年初，随着定居者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越发脆弱，秘密军进一步升级了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恐怖暴力活动。“现在看来，秘密军根本不发出警告，”1962年2月，穆鲁德·费劳恩在他最后几条报刊文字中写道，“他们在汽车、摩托车上，用手榴弹、机关枪、刀子杀人。他们袭击银行出纳员、邮局、公司……在一些懦夫的合谋和串通之下。”123月15日，即《依云协议》签订前3天，秘密军枪杀了费劳恩，终结了他勇敢的理性声音。

暴力继续在阿尔及利亚肆虐的同时，“民阵”和戴高乐政府在依云的谈判中取得了稳步的进展。1962年3月18日，双方签订《依云协议》，正式授予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地位。7月1日，协议条款在阿尔及利亚被诉诸全民公决，投票中阿尔及利亚人几乎一致赞成独立（590万人赞成，1.6万人反对）。7月3日，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为了与1830年7月5日法国占领阿尔及尔的周年纪念相一致，庆祝活动被延后两天举行。132年后，阿尔及利亚人终于将法国人逐出其领土。

每天发生的恐怖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驱使法国人大批迁离阿尔及利亚——仅1962年6月就有30万人迁离，其中很多定居者家庭已经在北非生活了几个世代。这一年年底，仅剩约3万名欧洲定居者滞留在阿尔及利亚。

但最具毁灭性的却是在民族解放阵线国内和国外领导层之间迅速爆发的激烈内斗。为了夺取权力，这些人在这个他们为之艰苦斗争、做出巨大牺牲才赢得的国家内部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对于已经厌恶了战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而言，这一切显然无法接受。阿尔及尔妇女走上街头，高喊着“7年，已经足够了”的口号，抗议她们的自由战士之间爆发的内斗。

直到1962年9月艾哈迈德·本·贝拉和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确保了对阿尔及尔的控制，内战才宣告结束。本·贝拉出任政府首脑；1963年9月在宪法获得批准后，他当选为共和国总统。3年后，布迈丁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中推翻了本·贝拉，这也反映出“民阵”领导层内部派系斗争的继续。

对很多人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妇女而言，独立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胜利。在展现出巨大勇气和牺牲之后，妇女们惊恐地听到“民阵”领导人穆罕默德·黑德尔坚称妇女们应该“回到她们的库斯库斯那里去”。白雅·侯赛因，一位曾遭受酷刑折磨和多年监禁的阿尔及尔战役老兵，在反思伴随着独立而来的复杂心情时表示：

1962年是一个黑洞。在那之前是一场巨大的冒险，然后……你发现自己孑然一身。我不知道其他姐妹感受如何，但我脑海里并没有下一步的政治目标。1962年是最重要的慰藉，标志着战争的结束；同时它也是巨大的恐惧。在狱中，我们是如此坚信我们终将……重获自由，我们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阿尔及利亚。……随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实际上没有我们参与……没有任何人想到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对我们来说，这比过去还要糟糕，因为我们已经打破了所有的禁锢，再要我们回归这一切太过艰难。1962年，一切禁锢又被重新树立起来，但却是以一种对我们而言可怕的方式。他们被拉回了原位，结果却排除了我们。13

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但代价是高昂的：阿尔及利亚人口遭遇了大规模的伤亡和流离失所，其规模在阿拉伯历史上前所未有；其经济受到战争的摧残以及撤离中定居者蓄意的破坏；其政治领导层为派系斗争所割裂；其社会也因对于男性和女性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建设中所应扮演角色的不同期待而发生分裂。但阿尔及利亚很快开始组建政府，并作为一个脱胎于反帝革命斗争的共和国而跻身于进步阿拉伯国家的行列。

随着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纳赛尔在对抗阿拉伯“反动派”的斗争中又有了一个新的盟友。埃及——在叙利亚分离后仍保持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称呼——立志于将阿拉伯世界内的系统性改革作为实现阿拉伯统一的铺垫。革命的阿尔及利亚因对反帝、阿拉伯认同政治、社会主义改革的强调，成为埃及的天然盟友。1964年6月，纳赛尔新的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与“民阵”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确定了两国在推进阿拉伯社会主义方面的统一立场。14

纳赛尔因对阿尔及利亚革命自始至终的支持而受到赞扬。他也开始远离其早期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旗手的身份，而是寻求将自身塑造为进步革命价值观的拥护者。受到自身话语的迷惑，纳赛尔本人开始向任何地区发生的阿拉伯革命运动提供无条件的支持。因此，当一群军官推翻也门王室后，纳赛尔立即表示支持。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支持也门革命，即使我们不知道谁是这场革命的策划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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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也门一直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保持自治，1918年则确保了其作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地位。独立后也门的第一位统治者是伊玛目叶海亚（Imam Yahya, 1869—1948），作为一个仅存于也门的什叶派小支派宰德派的首领，叶海亚在这个国家同时扮演着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角色。20世纪20—30年代，叶海亚通过对居民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的也门北部部落领地的征服，扩大了其统治范围。

叶海亚在其统治期间，同时面临着来自沙特和英国人的压力：在北部，沙特夺取了叶海亚心目中“历史的也门”中的阿西尔和纳吉兰；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及其内陆地区自19世纪30年代起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尽管如此，叶海亚进行的征服却在这个沿地域、部落和教派界限严重分裂的社会中制造了统一的假象。在其统治之下，也门与外部世界极少交流，长期聚焦于维持其国家孤立地位的政策。

1948年，叶海亚被一位部落谢赫暗杀，其子伊玛目艾哈迈德（Imam Ahmad，1948—1962年在位）继位，也门的孤立地位也被打破。艾哈迈德素以冷酷无情著称，因在掌权过程中将其竞争对手囚禁或处决而恶名更著。为了寻求发展支持和军事援助，艾哈迈德抛弃了其父亲的仇外立场，与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艾哈迈德的王位并不巩固。1955年的一次未遂政变更加深了他对国内对手以及外部威胁的不信任，尤其是纳赛尔及其推翻“封建”政权的执着口号。总部设于埃及的“阿拉伯人之声”覆盖范围远达也门，传播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动人口号。16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相似，纳赛尔通过广播对民众的直接讲话使伊玛目艾哈迈德在也门饱受压力，这也成为也门、埃及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来源。

但纳赛尔并非一直对也门人怀有敌意。1956年，也门、埃及和沙特曾在吉达达成了一项反英协议。1958年，伊玛目艾哈迈德又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合并表示全力支持，并协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起加入了一个名为“阿拉伯联合国家”的联邦方案。然而，艾哈迈德反对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理念，包括国家主导下的经济以及私营公司国有化的主张。他在诗句中谴责“以禁止的方式夺取财产”，称之为“违背伊斯兰法的罪行”。17

艾哈迈德上述关于伊斯兰法的讲话刚好发表于1961年叙利亚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后，因此激怒了纳赛尔。埃及宣布与也门断交，“阿拉伯人之声”加大了宣传的力度，鼓动也门人民推翻他们的“反动”君主。

第二年机会终于到来。1962年9月，伊玛目艾哈迈德在睡梦中去世，王国转由他的儿子伊玛目白德尔继任统治。仅一周后，白德尔就被一次军官政变推翻，也门阿拉伯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邻国沙特的支持下，也门王室的支持者向政变者发起挑战。埃及则全力支持新生的共和国及其军人统治者，在纳赛尔看来这也是阿拉伯世界进步势力与反动派之间更大斗争的一部分。

也门革命很快演变为一场也门内战，一场埃及人和沙特人之间的阿拉伯内斗，也是“进步的”共和秩序和“保守的”君主国为争夺阿拉伯世界未来而进行的一场战斗。对埃及人来说，他们的利益并未受到威胁，仅仅是混淆了政治口号和现实政治。这是纳赛尔主动选择的第一场战争，也将成为他的“越南”。

1962年9月政变后，埃及军队开始涌入也门。在未来的3年内，埃及部署在也门的总兵力由1963年底的3万人增至1965年巅峰时期的7万人，即埃及总兵力的近一半。

从一开始，埃及在也门的战争就毫无胜算。埃及人面对的是在其熟悉的地形上活动的部落游击队，超过1万名埃及士兵在5年的战争中被杀。考虑到埃及人始终无法将阵线推进到首都萨那以外较远的区域，惨重的死伤和胜利的渺茫开始严重削弱军队的士气。沙特人向保王派提供资金支持，英国人则提供隐蔽的支持，相比之下埃及人缺乏财政盈余来支持一场海外战争的巨额花销。但这些现实考虑并未左右纳赛尔的判断，他已经被其在阿拉伯世界推动革命性改革的使命所蒙蔽。他对在也门的长官说：“撤退完全不可能，那将意味着也门革命的崩溃。”18

纳赛尔乐于承认，他将也门战争视为“更大意义上的一次政治行动，而非军事行动”。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也门战争将影响埃及为对抗更迫切的以色列威胁所采取的军事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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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的10年内，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就开始为不可避免的下一轮战争而进行军备竞赛。美国开始取代法国成为以色列军事装备的首要来源国，英国向约旦人提供武器，苏联人则武装了叙利亚和埃及。在这块对两个超级大国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苏联人不惜利用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地位来向其对手美国施压。

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都不满于现状，且不愿在现状基础上考虑和平，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人是如此不甘于与以色列人和解，以至于拒绝用名字来指代这个国家，而是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1948年和1956年两次在战场上输给以色列军队后，阿拉伯人决心要一雪前耻。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每天都在提醒人们，阿拉伯人未能履行其解放巴勒斯坦的承诺。

以色列人同样决意要开战。他们担心本国在海岸线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狭窄的腰部——在某些地区宽度仅7.5英里（12千米）——会使以色列暴露在将本国拦腰截断的敌对行动之下。其次，以色列人无法接近哭墙和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社区，这些地区仍在约旦人的控制之下。叙利亚人则控制着俯瞰加利利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戈兰高地。此外，以色列人还相信随着苏联向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提供装备有最新技术的武器系统，他们的战略优势——相比其阿拉伯邻国拥有更多、更高质量的武器——将大打折扣。以色列人需要一场出色的战役来确立可防御的边界，并彻底击败阿拉伯人，以便在能保证以色列生存的前提下实现和平。

1967年春，以色列人开始抱怨巴勒斯坦潜伏者由叙利亚跨境袭击以色列，两国间紧张关系迅速升级。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都将本国军队调整到戒备状态。总理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威胁说如果叙利亚不停止挑衅行为，以色列将发动进攻。4月，口头威胁升级为敌对冲突，以色列战机与叙利亚空军在叙领空展开缠斗，以空军击落了6架叙利亚米格战机，其中两架在大马士革郊区坠毁。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叙利亚和以色列间的局势变得非常危险。”19双方敌对行为的突然升级，将整个地区拉到了战争的边缘。

在这一高度紧张的时刻，苏联却选择向埃及当局泄露一条虚假情报，声称以色列部队正在叙利亚边境集结。以色列人和他们的法国幻影战斗机轻而易举地击落了苏联提供给叙利亚空军的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这无疑令苏联感到痛心。埃及与叙利亚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以色列人向叙利亚开战，埃及人将被迫参战。或许苏联人想通过虚假情报来动员埃及人，以两线作战的前景来遏制以色列人。

尽管纳赛尔有准确的情报——包括航拍图片——显示事实上以色列人并未在叙利亚边境上集结兵力，但在公开场合他却表现得好像战争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也许纳赛尔希望不开一枪一炮就能宣称对以色列取得了胜利：首先散布关于叙利亚受到以色列威胁的苏联情报，然后将部队部署到以色列边境以构成震慑，最后宣布以色列部队已远离叙利亚边境，从而证明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压力下完成撤退的。无论他是如何推理的，纳赛尔继续在苏联虚假情报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命令其军队在5月16日跨越苏伊士运河，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西奈半岛一侧集结。这一误判将被证实为导向战争的第一步。

纳赛尔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对以色列人构成切实可信的威胁。考虑到手下5万人的精锐部队仍受也门战争的牵制，为集结必要的兵力，纳赛尔被迫征召了全部的预备役军人。他还需要包装自己的士兵，使他们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强大。这一方面是为了激发埃及民众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是对以色列人展现出真实的威胁。为此，纳赛尔在军队部署中安排了戏剧性的一幕：他要求自己的士兵和坦克在检阅期间横穿开罗市中心，以便享受民众的欢呼以及国际媒体的关注。“我们的部队在通往西奈的途中故意穿越开罗街头，”阿卜杜·加尼·盖迈西（Abd al-Ghani al-Gamasy）将军抱怨说，“一览无遗且所有人都看得见——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媒体报道了这些行动，而这与所有的安全原则和措施都背道而驰。”20

川流不息赶赴前线的士兵队伍，激起了公众对于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的期待，而这场战争可能挽回阿拉伯人的尊严并解放巴勒斯坦。在纳赛尔数百万的支持者中，没有任何人对于埃及军队将带领其阿拉伯盟友战胜以色列有片刻的怀疑。然而，被派往西奈时，埃及军队却并没有明确的军事目标，似乎其庞大的规模就足以对以色列人构成恫吓。同时，正如盖迈西后来反思的，“以色列已经在最佳环境下不动声色地为战争做好准备”。以色列战略家对埃及军事部署的规模和装备了如指掌——他们不仅在之前数月的时间内搜集了详细的情报，而且在电视上也看得一清二楚。

埃及军队到达西奈后，开始与联合国紧急部队面对面地相遇。该部队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被部署到西奈半岛的，目的即维护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该部队共包括驻扎在41个观察站的4500名国际战士，这些观察站位于沿埃以边境的加沙地区以及西奈半岛南部的沙姆沙伊赫。

夹在埃及部队和以色列边境之间的联合国部队现在成了一个障碍：如果两军之间存在一个缓冲区，埃及军队如何对以色列人构成可信的威胁呢？于是埃及总参谋长致信联合国紧急部队长官，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出埃以的东部边境。联合国部队长官将这一请求转达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后者回复说基于主权埃及有权利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出其领土，但他仅接受联合国部队的完全撤离。吴丹表示，联合国紧急部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撤出该部队位于东部边境的部分同时又保留位于加沙地带和蒂朗海峡的维和部队将毫无意义。经过对联合国秘书长答复的慎重考虑，5月18日埃及政府最终要求联合国部队完全撤出西奈半岛。最后一支联合国部队于5月31日完成了撤离。突然之间，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不再有任何缓冲地带，两国间紧张关系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是纳赛尔的第二个误判，也让他离战争更近了一步。

联合国部队的撤离为纳赛尔制造了一个未曾预见的外交难题。1957年以来，联合国部队维持蒂朗海峡向所有船只开放，无论这些船只的国旗或目的地如何。这促成以色列在这10年之内可由其港口埃拉特向红海自由航行。联合国部队撤出后，蒂朗海峡主权重归埃及人手中，其阿拉伯邻国开始向埃及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其禁止所有以色列船只或驶往埃拉特的船只通过蒂朗海峡。正如安瓦尔·萨达特回忆的，“很多阿拉伯兄弟开始批评埃及向国际特别是以色列航线开放……蒂朗海峡”。

在1967年5月激烈的气氛中，纳赛尔最终屈服于压力。他召开了一次最高执行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元帅、总理西德基·苏莱曼（Sidqi Sulayman）、议长安瓦尔·萨达特以及其他自由军官领导人。“现在我们集结在西奈半岛，”纳赛尔表示，“战争的概率是五五开。如果我们关闭［蒂朗］海峡，战争肯定100%要爆发。”纳赛尔转向他的武装部队总司令，问道：“阿卜杜·哈基姆，军队做好准备了吗？”阿米尔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领袖!我以项上人头保证！一切都完美无缺了。”21

5月22日，埃及宣布禁止一切以色列船只以及驶往埃拉特的油船通过蒂朗海峡。纳赛尔对于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判断非常准确：对以色列而言，对其海路航线的威胁已然构成战争的理由。

至5月底，阿拉伯世界已经放弃了任何避免战争的努力。对于1948年、1956年两次失败的战争以及一系列小规模的袭击，阿拉伯公众仍感到愤恨心痛，因而迫不及待地盼望看到以色列受到致命一击。官方电视台对埃及部队动员情况的详尽报道，也提升了公众的预期，似乎清算的时刻已近在眼前。阿拉伯国家间开展合作，意味着以色列将同时面对三条战线的进攻。叙利亚和埃及已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5月30日，约旦国王侯赛因也飞往开罗，将其命运与纳赛尔绑定在一起。现代化的武器、统一的意图、强有力的领导人，似乎阿拉伯人已经拥有了彻底击败以色列人所需的一切。然而在这一切虚张声势的背后，阿拉伯人比以往任何一次战争都缺乏准备。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并未吸取1948年阿以战争的教训，他们并未采取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作战计划。尽管相互间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埃、叙、约三国间并不存在军事协调，更别说击败如以色列这样一个顽强的敌人所需的战略。更糟糕的是，埃及已将其财政与军事资源浪费在也门的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之上：1967年5月，埃及武装部队仍有三分之一的兵力被牵制在也门，这就好比埃及在投入一场战争时自缚一臂。

与以色列的战争肯定是纳赛尔在1967年时最不愿看到的情况，但他已经被自己的成功所绑架。埃及人民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响应他的动员，信任他的领导。他们极为相信他的领导才能，坚信他将成为拯救者。因此，纳赛尔的公信力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都处于胜败的关头。由于他的每一次误判使得他更接近战争，他本人可用于避免战争的回旋余地已越来越小。

埃及的战争动员在以色列激发了深沉的危机感。由于越来越担心阿拉伯敌人的包围，以色列公众指望着政府的承诺，也变得更加焦虑。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尝试所有的外交手段。以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为首的将军们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行动足够迅速，在敌军建立起巩固的阵地并协调好进攻计划之前，以军有能力击败每一支阿拉伯军队。内阁会议中分歧愈发严重：艾希科尔担心在三条战线上与埃及、叙利亚、约旦同时开战；即使是已退休的鹰派前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也对拉宾的战争动员表达了保留意见。“你已将国家引入了一种非常严峻的处境，”他温和地批评拉宾，“我们绝不能开战。我们被孤立了，你要负全责。”22

在关闭蒂朗海峡与战争爆发之间的两周是一段极为紧张的时期，在以色列被称为“等待期”。以色列公众担心他们国家的根本生存，对他们的总理缺乏信心，因为后者看起来过于优柔寡断。

5月底成为事态的转折点。由于在联合政府中受到孤立，艾希科尔被迫任命强硬的退役将军摩西·达扬（Moshe Dayan）进入其内阁担任国防部部长。达扬进入政府使得内阁的天秤倾向了主战派。在得到美国在战争爆发时将支持以色列的保证后，以色列内阁于6月4日举行会议，决定发动战争。将军们立即采取行动。

1967年6月5日早8点，约旦阿杰隆的一部预警雷达监测到了由以色列空军基地出发、驶往西南方向的多批战机。约旦操作人员立即向位于开罗的埃及空军防御中心以及埃及国防部传达警报信号。但他的警告却没有被听到：主接收中心值班的士兵将其收音机调到了错误的电台，国防部值班的军官则未能向部长传达这一消息。以色列在完全出其不意的优势下发动了战争。

在多批以色列战机驶向埃及领空的同时，埃军总指挥阿米尔元帅正和几名高层军官搭乘一架运输机，前往西奈检阅空军和步兵阵地。西奈的高级指挥中心负责人阿卜杜·穆哈辛·穆尔太吉（Abd al-Muhsin Murtagi）将军正在泰马达空军基地地面上等待迎接埃及军队的最高首领。他回忆说：“8点45分，以色列战机袭击了机场，摧毁了所有的埃及战机，还对跑道进行了轰炸，使之无法继续使用。”由于无法着陆，阿米尔的飞机被迫飞回了开罗，而西奈所有的空军基地都同时受到了攻击。23

恰恰在同一时间，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斐伊（Husayn al-Shafʻi）正陪同伊拉克总理塔希尔·叶海亚（Tahir Yahya）参观苏伊士运河区。他们于8点45分降落在法伊德机场，正赶上第一波以色列战机发动袭击。沙斐伊写道：

我们的飞机刚一成功着陆，两枚炸弹就在附近爆炸。我们狼狈不堪地走下飞机，在地面上躲避了起来，目睹了事态一分钟一分钟地发展。敌机以3—4架为一组，每隔10—15分钟会发动一次袭击，袭击目标主要是那些停在地面上一动不动的埃及战机。这些飞机的机翼相互连接在一起，仿佛是特别准备好，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不费吹灰之力地被摧毁一样。敌军每出动一架次，都会有一两架埃及飞机爆炸起火。24

代表团乘汽车返回开罗途中，每经过一处空军基地都会看见成排的烟柱滚滚升起。

在不到3小时的时间内，以色列空军取得了对埃及空军的绝对优势，歼灭了后者所有的轰炸机和85%的战斗机。雷达系统和飞机跑道也遭受重创，以至于其他战机也无法继续使用埃及领空。事实上，纳赛尔曾向阿尔及利亚政府请求借用其米格战机，之后才意识到埃及空军基地所受重创已使其无法部署这些飞机。

埃及空军完全瘫痪后，以色列继续将矛头转向约旦和叙利亚。根据6天前与纳赛尔达成的防御协议，侯赛因国王已将其军队置于埃及人的指挥之下。埃及指挥官命令约旦炮兵和空军向以色列空军基地发动进攻。规模有限的约旦空军出动了头一批架次，随后返回基地加油，但刚刚午后便遭遇了以色列战机的袭击。仅用了两个批次，以色列人便歼灭了整个约旦空军，包括飞机、跑道和基地。他们随即向叙利亚人发动袭击，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消灭了叙空军三分之二的有生力量。

一旦取得制空权之后，以色列人很快便派出几波地面部队，试图歼灭其阿拉伯敌人——埃及、约旦、叙利亚，以避免同时面临多线作战的风险。他们先从西奈动手，派遣了约7万名步兵以及700辆坦克来迎战该地区约10万兵力的埃及部队。经过6月5日的激烈战斗，以色列人占领了加沙地带的大部分地区，突破了地中海沿岸的埃及防线，在黄昏时已控制了西奈东部的战略要冲艾布·欧维格莱。

埃及人进行了反击。次日清晨，埃及指挥官命令一个装甲旅尝试夺回艾布·欧维格莱。盖迈西将军是一位见证者。“我目睹了一个装甲旅遭到攻击。那场面真是令人心碎。以色列飞机在空中享有完全的自由，埃及坦克在白昼之下穿越空旷的沙漠，在缺乏有效防御手段的情况下成为轻松的射击目标。”25到下午时，埃及人已放弃了进攻。在未咨询战场指挥官的情况下，陆军元帅阿米尔贸然下令从西奈全面撤退，以便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重整部队。由于完全缺乏组织与协调，这次撤退将埃及人的败局转变为溃败。盖迈西回忆自己目睹了部队“在敌方不间断的空袭之下……以最悲惨的方式进行着撤退，米特拉山口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墓地，到处散布着尸体、起火的设备和爆炸的弹药”。26

既然埃及军队已经被彻底消灭，以色列人便转向约旦战线。在6月5日空袭成功后，以色列人利用其空中优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们轰炸了固守约旦河西岸的约旦装甲部队。6月5日夜间，以色列继续对耶路撒冷和杰宁的约旦阵地进行联合攻击，直至黎明时分空军再次发动空袭为止。至6月6日，约旦地面部队已被围困在耶路撒冷老城之内，在杰宁的守军则准备撤离。侯赛因国王亲自赶往前线来判断战场的局势。他回忆道：“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幻影般的失败景象。路上塞满了卡车、吉普车和其他各类车辆，有的扭曲变形，有的开膛破肚，有的凹痕累累，同时还冒着烟。这座大坟墓里都是人，2—30人一组不等，一个个遍体鳞伤、筋疲力尽，绝望地试图从以色列空军的致命打击下开辟一条逃生路线。当日艳阳高照，万里无云，以色列的幻影战机群就在他们头顶上盘旋轰鸣。”27

侯赛因国王继续坚持抵抗，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脱离阵线而受到阿拉伯同胞的指责，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一项联合国停火协议，从而有可能保全其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地位。但停火对约旦而言来得太迟了：6月7日清晨耶路撒冷老城陷落，而在以色列人同意与约旦达成停火之前，西岸其他地区的约旦阵地也已经土崩瓦解。6月8日，叙利亚和埃及同意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却利用有利形势向叙利亚发起进攻，占领了戈兰高地。1967年6月10日，“六日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埃及的指挥官们对他们的损失感到震惊，便诉诸幻想来争取时间。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开罗官方报道称击落了161架以色列战机。28叙利亚人如法炮制，宣称在战斗打响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击落了61架以色列战机。一场协调一致的虚假宣传就此开始，假消息通过无线电传播，随后由政府控制的报纸转载，这让阿拉伯世界民众相信，以色列已接近于完全战败。一位埃及情报官员回忆道：“我们从广播中收听有关战争的消息，整个世界都以为我们的部队已经推进到特拉维夫郊区。”29

至于那些阿拉伯领导人愿意承认的挫败，他们将之归咎于美国人与以色列人共谋。在战争的第一天，“阿拉伯人之声”便开始广播对美国的指控：“美国是敌人。美国是以色列背后的敌对势力。阿拉伯人啊，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是生命的杀手，是嗜血的恶魔，正是美国妨碍你们消灭以色列。”30事实上，纳赛尔专门联系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后者在阿拉伯进步阵营中因其与英、美两国的密切联系而臭名昭著，以便在声明中协调一致，将以色列人在战场上的收益归因于英、美的共谋。在一次被以色列人破译的轻率的电话交谈中，纳赛尔为侯赛因国王的默许而欢欣鼓舞。“我会发表一份声明，”纳赛尔解释说，“你也要发表一份声明，我们会确保让叙利亚人也发表一份声明，在声明中指责美国和英国战机从其航空母舰上参与了对我们的空袭。我们会强调这一点。”311956年英、法曾伙同以色列发动对埃及侵略这一事实，也增加了阴谋论谣言的可信度。

阿拉伯领导人所推动的虚假宣传攻势仅仅延缓了可怕的清算之日，在那一天，他们将不得不向本国公民揭示其失败的惨重程度：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军队和空军的完全失败，广阔阿拉伯领土——包括埃及整个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阿拉伯东耶路撒，叙利亚戈兰高地——被占领的事实。

然而，在6月的第一周，被蒙骗的阿拉伯民众仍在庆祝胜利。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欢腾的人群在组织胜利庆典，从未怀疑他们的领导人在向他们撒谎。安瓦尔·萨达特回忆了当他看到自发的游行队伍“庆祝我们的媒体每小时推出的关于莫须有的胜利的报道”时的那种绝望感：“他们在庆祝一场想象的胜利——庆祝一场实质上的失败——这一事实，使我对他们感到歉意和同情，同时对那些欺骗了他们和整个埃及的人感到深深的厌恶。”萨达特甚至不敢想象那个不可避免的真相大白的时刻，那一刻埃及人民“意识到他们被兜售的那场胜利实际上是一场可怕的灾难”。32

那一刻终于在6月9日来临。当日，纳赛尔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对这次“逆转”承担全部责任，并递交了辞呈。他称这场战争为“大挫折”。他坚持指控英、美与以色列人合谋，宣称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试图主导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漫长历史中的最新篇章，而现在美国成为急先锋。根据萨达特的回忆，纳赛尔表示美国“希望独自控制全世界并且‘统治’埃及。由于纳赛尔不允许这一愿望的实现，他别无选择，只有下台并交出权力”。33

就在广播之后，开罗的大街小巷迅速挤满了示威者。萨达特在其回忆录中回忆道：“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的男人、女人与儿童，被一种危机感团结为一个坚强的整体，他们协调一致，共同发声，呼吁纳赛尔留任。”接受战败的震惊对埃及人民而言已然足够困难了，他们不想在没有纳赛尔的情况下承担这一切。对埃及人而言，维护他们的领袖正是抵抗失败和外部控制的一部分——“这一次是美国而非英国”。萨达特称，连续17个小时人们拒绝离开街道，直到纳赛尔最终宣布撤销了辞呈。34尽管同意继续留任，纳赛尔自此再也没有从这次“大挫折”中恢复过来。

1967年战争的失利为阿拉伯政治开启了一个激进的新时代。失败的惨烈程度加之对阿拉伯民众的故意欺骗，触发了一场对阿拉伯政治领袖的信任危机。即便是拥有民众拥护的纳赛尔也未能逃脱公众的鄙夷。萨达特对其前任并不总是表现得宽宏大量，他就曾回忆，1967年战败后，“各地的民众如何嘲讽［纳赛尔］，将他视为一个笑柄”。阿拉伯巨人纳赛尔跌下神坛，这给了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片刻的喘息。过去一旦与埃及的政策有所出入，他们就要面临纳赛尔宣传机器通过“阿拉伯人之声”广播而散布的激烈攻击，现在他们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这一时刻并未延续多久，在“大挫折”之后，针对阿拉伯领导人的内部威胁迅速增长。

正如1948年战争后所发生的，民众幻想的破灭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触发了一波反对现任政府的政变和革命的浪潮：1968年，伊拉克总统阿卜杜·拉赫曼·阿里夫（Abd al-Rahman ʻArif）被复兴党领导的政变推翻；1969年，利比亚伊德里斯国王（King Idris）被以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为首的自由军官推翻；1969年，加法尔·尼迈里（Jaʻfar al-Numayri）从苏丹总统手中夺取权力；1970年，叙利亚总统努尔丁·阿塔西（Nur al-Din Atassi）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哈菲兹·阿萨德夺取政权。上述新政府无一例外地采纳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纲领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号召摧毁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并战胜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

1967年战争彻底改变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从那时起，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开始了，这一关系有多好，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敌意就有多深。双方之间的分歧必然会出现，因为彼此的地缘战略优先关切不同：美国人无法说服阿拉伯人站在自己一边对抗苏联威胁，阿拉伯人也无法让美国人认同他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看法。

1967年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领导的政府放弃了在阿以冲突中的中立地位，转而支持以色列。他们相信纳赛尔和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正把阿拉伯世界带入苏维埃阵营，他们很高兴看到他在失败中名誉扫地。而纳赛尔则开始相信自己的虚假信息，即声称美国站在以色列这边，参与了战争。最初，这只是为了转移国内批评的烟幕，但现在却逐渐演变成一种信念，即美国在新一轮帝国主义浪潮中，利用以色列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阿拉伯世界各处都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所谓的勾结来解释那场没有人能想象到的失败。因为美国在1967年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除突尼斯、黎巴嫩、科威特和沙特外，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断绝了与美国的关系。

事后来看，我们知道纳赛尔关于美国站在以色列一方参与战争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战争爆发后第四天，以色列空军和海军袭击了一艘美国侦查船“自由号”，造成34名美国军人死亡、171人受伤。以色列人从未公开解释过这次袭击，尽管很明显，他们希望通过攻击，使美国人无法监控他们在战场上的通信信号。不过，这样一次无缘无故且造成美军如此重大伤亡的袭击行为，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得到宽恕，这一事实已然反映出美、以两国间全新的特殊关系的本质。

“六日战争”后，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立场同样明显趋于强硬。自1948年这个犹太国家成立以来，阿拉伯国家曾几次主动示好，阿拉伯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也曾有过几次秘密外交。1954年，纳赛尔曾与以色列人进行了秘密接触;1963年，侯赛因国王则与这个犹太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渠道。351967年阿拉伯战败后，所有与以色列人的秘密谈判都戛然而止。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最大的纳赛尔和侯赛因都希望通过协商，与以色列达成一项战后解决方案，以收复阿拉伯领土。然而，1967年8月底至9月初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峰会所采取的强硬路线，却将二人彻底边缘化。喀土穆峰会因划定了阿拉伯外交中“三不原则”而闻名于世，即不承认犹太国家、不与以色列官员进行谈判、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不缔结和约。自此以后，阿拉伯政治的道义制高点将通过对此次峰会决议的遵循程度来衡量。

国际社会仍希望将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聚在一起，以便达成一项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当联合国于1967年11月就这一议题展开辩论时，发现阿拉伯世界就外交解决的可能性问题产生了分裂。联合国安理会于1967年11月22日一致通过的第242号决议，为基于土地换和平原则解决阿以冲突提供了法律框架。该决议呼吁“以色列军队撤出在当前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从而换取“对该地区内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以及他们在安全、公认的边境内和平生活权利的尊重和认可”。联合国第242号决议仍是后续关于阿以冲突的一系列“土地换和平”倡议的基础。

该决议获得了埃及和约旦的支持，但却未能赢得叙利亚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对这些国家来说，喀土穆峰会所制定的“三不原则”排除了第242号决议所隐含的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这是一种顽固的不妥协立场，但在1948年、1956年和1967年连续输掉三场对以色列的战争之后，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只愿接受从一个强势的立场来与犹太国家展开谈判。1967年之后，这些领导人坚信阿拉伯人在目前的处境下无力展开谈判。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后外交中，巴勒斯坦人失去的东西最多。自从被驱赶出其家园以来，巴勒斯坦人在过去的20年内从未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一个拥有民族权利的独特民族。自委任统治时代以来，他们就一直被称呼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非巴勒斯坦人。194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采纳了以色列人作为民族身份，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却依旧仅仅是“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即那些在以色列国建立时选择留守其家园的人口少数，或者是“阿拉伯难民”，即那些为躲避战乱而逃亡至邻近阿拉伯国家的难民。对西方公共舆论而言，这些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或埃及的阿拉伯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适当的时候将被他们的接收国吸收。

1948—1967年间，作为一个政治群体的巴勒斯坦人完全消失。当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宣称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之时，国际社会中很少有人会质疑她这一明显出于自利考虑的说法。巴勒斯坦人这种缺乏民族诉求的现状也反映在1967年秋的联合国辩论之中。尽管现在我们听起来很合理，第242号决议在当时却意味着全部巴勒斯坦民族诉求的终结。“土地换和平”原则在将阿拉伯巴勒斯坦剩余狭小领土归还于埃及或约旦的监管之下的同时，将承认以色列在民族国家集团中的永久地位；之前被称为巴勒斯坦的那个国家将在地图上永远消失，而所有在1948年、1967年两次战争中作为难民被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将不再有国家。拒绝第242号决议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还不够，他们必须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使国际社会关注到其事业的公正性。

20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始终将他们的事业托付给阿拉伯兄弟，寄希望于通过阿拉伯人的联合行动来实现被占家园的解放。1967年阿拉伯人的集体失败，最终说服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去把握主导权。受第三世界革命者的启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团体发起了自己的武装斗争，其斗争对象不仅是以色列，还包括那些阻碍他们的阿拉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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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巴勒斯坦武装抵抗运动的创始人们在开罗首次会面。1952年，一位名叫亚西尔·阿拉法特（1929—2004）的工程学学生，同时也是1948年战争的亲历者，当选为开罗巴勒斯坦学生联盟主席。他正是利用这一职位激励了一代巴勒斯坦青年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身。

萨拉赫·赫莱夫（Salah Khalaf）是阿拉法特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后来以其化名艾布·伊亚德（Abu Iyad）闻名于世。1948年阿以战争期间，15岁的赫莱夫被迫从家乡雅法迁居至加沙地区。随后他又前往开罗的师范学院学习，在1951年秋巴勒斯坦学生会的一次会议上遇见了阿拉法特。“他比我年长4岁，”赫莱夫回忆说，“我立即就被他的精力、热情和事业心所吸引。”1948年灾难后，两人意见相投，都不信任阿拉伯政权。赫莱夫回忆，在纳赛尔和自由军官上台后，“一切看起来皆有可能，甚至解放巴勒斯坦也不例外”。36

事实证明，革命时代的埃及对巴勒斯坦政治而言是一个艰难的环境。尽管许诺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但纳赛尔政府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活动施加着严密的控制。在随后的几年内，巴勒斯坦学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散布开来，在多个国家建立了稳固的落脚点，而这些落脚点最终发展为组织化的基层团体。1957年，阿拉法特迁居至科威特，两年后赫莱夫也前往科威特与其会合。其他人，如现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穆德·阿巴斯，则在卡塔尔找到了工作。受过良好教育的巴勒斯坦人在新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将他们的资源导向了民族事业，即巴勒斯坦的解放。

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巴勒斯坦人才开始创建独立的政治组织。1959年10月，阿拉法特、赫莱夫与另外20名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在科威特举行了一系列会谈，旨在建立法塔赫。该组织的名称具有双重的重要性：一方面，它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Harakat Tahrir Filastin）首字母缩写的倒置形式；另一方面，它又与阿拉伯语“征服”一词具有相同的拼写形式。该运动提倡通过武装斗争超越派系主义，实现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在随后的5年内，该组织在新成员招募和组织方面也将取得飞速的进展。法塔赫开始出版一份名为《我们的巴勒斯坦》（Filastinuna）的刊物来传播其观点，这份刊物的编辑哈利勒·瓦齐尔（Khalil al-Wazir，化名为艾布·吉哈德）也将成为法塔赫的官方发言人。

阿拉伯国家决定建立一个官方机构来代表巴勒斯坦人的诉求。1964年首届阿拉伯国家首脑峰会在开罗举行，峰会呼吁建立一个新组织，以便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在他们祖国的解放、命运的自决方面扮演自身的角色”。阿拉法特及其同僚对这个被称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新机构怀有强烈疑惧。在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解放组织的过程中，却没有征求巴勒斯坦人的意见。不仅如此，纳赛尔还指派律师艾哈迈德·舒盖里（Ahmad Shuqayri）来领导巴解组织，而后者在巴勒斯坦人中的威望最多也只能说有限。舒盖里出生于黎巴嫩一个混合了埃及、希贾兹、土耳其多种血统的家庭，截至1963年一直担任沙特驻联合国代表。阿拉法特和其他法塔赫积极分子深信，阿拉伯各政权建立巴解组织乃是为了控制巴勒斯坦人，而非帮助他们投身于祖国解放的事业。

起初，法塔赫试图与巴解组织合作。阿拉法特和赫莱夫在舒盖里访问科威特期间同他举行了会面，并派遣代表参加了1964年5月在巴勒斯坦举行的第一届巴勒斯坦国民大会。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受邀参会的422名代表——绝大多数来自精英家庭——重组为巴勒斯坦国民大会，扮演着某种流亡议会的功能。大会通过了一整套目标，这些目标在《巴勒斯坦民族宪章》（Palestinian National Charter）中被奉为金科玉律。该新组织甚至呼吁建立一支巴勒斯坦民族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解放军。法塔赫在大会上彻底被边缘化，在离开耶路撒冷时已决心要抢这个新巴勒斯坦官方机构的风头。为了抢占先机，法塔赫决定对以色列发动一次武装袭击。

法塔赫的第一次反以行动在军事层面是一次失败，但在宣传层面却大获成功。按计划，三支突击队将于1964年12月31日分别从加沙、约旦和黎巴嫩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然而，埃及、约旦和黎巴嫩政府都有意避免巴勒斯坦人激怒以色列人，深知任何敌对行动都将使他们自己的领土面临严厉的报复。埃及政府在行动开始前一周拘捕了加沙的法塔赫敢死队；黎巴嫩安全部队在第二组人马抵达黎以边境前实施逮捕；第三支队伍于1965年1月3日由约旦河西岸进入以色列境内，并在一个灌溉水泵站内安放了爆炸装置，但在爆炸前，以色列人便发现并解除了爆炸物。返回约旦境内后，这些巴勒斯坦突击队员随即被捕，一名游击队员在拒捕中被杀。法塔赫有了自己的第一位烈士，尽管值得注意的是，他是被自己的阿拉伯同胞所杀。

与法塔赫的实际军事目标相比，这些最终未成功的袭击的象征意义远为重要。1965年元旦当天，法塔赫假托“风暴”（al-Asifa）组织之名发布了一条军事声明，宣称：“我们的革命先锋队破土而出，坚信武装革命才是回归和自由的途径，同时也是为了向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资助者强调，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在战场上，他们并没有死去，而且永远也不会死去。”37

全世界的巴勒斯坦人都因这则消息而振奋不已。“1965年1月1日，法塔赫为现代巴勒斯坦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武装斗争战士莱拉·哈立德（Leila Khaled）写道，他全家在1948年被逐出海法。对莱拉而言，上述行动象征着巴勒斯坦革命的开端，也是迈向其祖国解放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人民在流亡中度过了17年，生活在阿拉伯领导人编织的幻想之中。1965年，他们决定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而非等待真主的佑助。”38

在最初的18个月中，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仍是一支边缘化的力量，很容易受到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的遏制。萨拉赫·赫莱夫称，在1965年1月至1967年6月期间法塔赫共开展了“约200次突袭行动”，但他也承认这些袭击“在规模上很有限，并无法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或稳定造成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人在1967年的失败对巴勒斯坦武装斗争而言却成为解放的时刻。考虑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现处于以色列人的占领之下，而非埃及或约旦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首次有机会以被占领土地上巴勒斯坦人代表的身份发声，正如1948—1967年期间那阵。此外，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从被击败的阿拉伯国家手中获得了自由。过去，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对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派别施加着严格的限制。“六日战争”后，心怀愧疚的纳赛尔不再阻碍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行动自由，而是利用其已被削弱的威信向其他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施压，要求后者允许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领土上向以色列发动袭击。

“六日战争”结束伊始，约旦成为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的首要中心。在其武装部队遭遇毁灭性打击并失去约旦河西岸地区之后，侯赛因国王开始默许法塔赫的反以行动。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在约旦河谷的卡拉迈村建立了指挥部。以色列人开始留意法塔赫的准备工作。1968年3月，法塔赫接到约旦当局警告，称以色列人即将对其位于卡拉迈的基地发动突袭。面对实力占优的以色列军队，巴勒斯坦人决定坚守阵地、抵抗敌军，而不是提前撤退。约旦人则同意从俯瞰约旦河谷的高地上提供炮火支持。

3月21日，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色列分遣队跨越约旦河，试图摧毁法塔赫的指挥部。约1.5万名以色列步兵和装甲部队向卡拉迈村和法塔赫训练营同时发起了攻击。马哈穆德·伊萨，一位在1948年被迫迁离阿卡的难民，当时就在现场。伊萨回忆说：“我们收到命令，不要介入行动的第一阶段，艾布·阿马尔［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化名］亲自过来解释说，在这样绝望的局势下，只有通过计谋，我们才有可能生存下来。他毫不费力地说服了我们。在物力方面，我们无力保卫卡拉迈。”事实上，据现在估计，当时在卡拉迈只有250名法塔赫游击队员和行政人员，以及当时以卡拉迈为基地的约80名巴勒斯坦解放军成员。伊萨继续写道：“我们唯一的选择，是伏击以色列人，并且要选择正确的时机。”39

伊萨和他的同伴在训练营外布置好阵地，以便在日落时分发起反击。伊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白昼慢慢地逝去，卡拉迈完全消失在暮色中，只剩下废墟。很多女人、男人和儿童遭到俘虏，还有很多人死去。”以色列人在约旦猛烈炮火的攻击下完成任务后开始撤退。这正是伊萨和他的同伴等待的时刻。

当（以色列）坦克从我们阵地边驶过的时刻，我们收到发起进攻的信号。无论对我还是我的同志们而言，这都是个如释重负的时刻，就好像我们已经憋气憋了太长时间。我们径直向前冲锋，但还嫌跑得不够快。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人的吃惊程度，他们眼见那些本以为已经埋藏在碎石瓦砾之下的突击队员现在突然向他们冲来。灯光熄灭了。跨越约旦河的桥梁被炸毁了。坦克的履带也停止了转动。在［约旦］炮火的掩护下，一场新的战斗打响了。

在以色列人完全撤出约旦领土之前，巴勒斯坦人凭借枪榴弹和轻型武器摧毁了多辆以色列军车，并对以军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伤亡。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卡拉迈之战是为求生存、反抗强大敌军而取得的一场胜利；而当以色列人在炮火下被迫撤退之时，卡拉迈之战也成为捍卫巴勒斯坦人尊严的时刻（值得一提的是，“卡拉迈”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尊严或尊重）。然而，尊严的代价是高昂的。尽管阿拉伯媒体报告了一些夸大的数据，但至少28名以色列人、61名约旦人和116名巴勒斯坦人在这次行动中丧生。40但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卡拉迈之战却被奉为巴勒斯坦人的一场彻底的胜利。自1948年以来，首次有一支阿拉伯军队在战场上直面以色列人，同时证明其敌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法塔赫成为这次战役的首要受益者。莱拉·哈立德带着某种冷静的批评口吻回忆道：“阿拉伯新闻媒体夸大了这一事件，结果看来似乎离完成解放巴勒斯坦的大业都只有一步之遥了。数千名志愿者蜂拥而入，金钱和武器更是积压如山。法塔赫——一个由几百名半正规的游击队员组成的组织——在阿拉伯人眼中似乎可以与1949年10月前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相提并论了。甚至连侯赛因国王也宣称他是一名突击队员！”41法塔赫的创立者之一萨拉赫·赫莱夫也表示他们的办公室已然被成群的志愿者淹没，志愿加入突击队的人数在战役后头两天就达到了约5000人。相应地，法塔赫反以军事行动的次数也迅速增长：从1968年的55次行动猛增至1969年的199次，在1970年的最初8个月中更是达到了顶点——279次。42

民众对巴勒斯坦武装抵抗运动尤其是法塔赫的支持，掩盖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内部分裂的宗派主义和深刻的政治分歧。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催生了不同的斗争策略，也导致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由游击战争走向了激进主义。

1967年战争后，巴解组织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型。艾哈迈德·舒盖里从未对广义上的巴勒斯坦运动建立起有效的领导权，最终于1967年12月辞去了巴解组织主席的职务。尽管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处于接管巴解组织的优势地位，但法塔赫的追随者还是决定维持现状，保留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所有派系的门面，而法塔赫则成为巴解组织伞状结构下的主导性政党。1969年2月，亚西尔·阿拉法特当选为巴解主席，在2004年去世前他将一直保留这一职位。

并非所有的巴勒斯坦团体都接受法塔赫的领导地位。医生出身的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 1926—2008）领导下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以下简称“人阵”），与法塔赫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人阵”认为基于中国和越南模式，只有在一场社会革命之后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才可能取得胜利；相比而言，法塔赫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置于首位。这位“人阵”的领导人对法塔赫不屑一顾，认为法塔赫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破产的敌对组织，并被他眼中腐败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所玷污。

法塔赫控制了巴解组织之后，“人阵”领导层决定坚持他们自己通向巴勒斯坦革命的道路，唤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议题的关注。他们脱离法塔赫，以便通过在以色列境内的游击行动来寻求武装斗争；而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高伤亡率（根据以色列数据，至1969年底已有1350名游击队员被杀，2800人被俘），这一策略看起来越来越不切实际。43为实现唤起对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关注的既定目标，“人阵”转而采取针对境外以色列和美国目标的高调行动。

“人阵”是参与空中劫持行为的首个巴勒斯坦组织。1968年7月，3名“人阵”突击队员劫持了一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民航飞机，并命令飞行员在阿尔及尔降落。与劫持人质相比，劫机者更愿意举办一个记者招待会，因而毫发无损地释放了所有乘客。1968年12月，卡拉迈战役的亲历者马哈穆德·伊萨在雅典清空并破坏了另一架以色列航空的飞机。他收到上级的指示要向希腊政府投降，希望对他的审判能激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从而成为向全球听众展示巴勒斯坦议题的一个平台。伊萨原原本本地执行了他的任务，劫持并清空了飞机，随后在空荡荡的机舱内引爆手雷，并向迷惑不解的希腊政府自首。

作为对巴勒斯坦袭击其客机的回应，以色列人轰炸了贝鲁特国际机场，炸毁了黎巴嫩国家航空公司中东航空的13架波音飞机。“我们感谢以色列人争得了黎巴嫩人对［巴勒斯坦］革命的支持，”莱拉·哈立德不无嘲讽地评论道，“我们也非常赞赏他们如此大胆地炸毁了那些70%—80%的股权为美国人持有的飞机！”44

“人阵”认为其策略正在取得成果，坚信他们已然使国际社会聚焦于巴勒斯坦议题。“整个世界最终被迫关注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阿拉伯媒体无法忽视他们，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无法掩饰这些行动。”哈立德总结道。45然而在国际媒体中，巴勒斯坦人正在赢得的声誉却是“恐怖主义”，这一标签将削弱他们的运动在西方公共舆论中的合法性。

正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一样，女性在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艾米娜·宰哈布尔（Amina Dhahbour）是第一位参与劫机行动的巴勒斯坦女性，1969年2月她在苏黎世强行控制了一架以色列航空的客机。宰哈布尔的行动鼓舞了其他投身巴勒斯坦运动的女性。莱拉·哈立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新闻频道听到这则消息后，便立即转告了她的女性同胞。“几分钟之内，我们集体庆祝巴勒斯坦的解放，庆祝女性的解放。”她回忆道。46

哈立德当时刚刚加入“人阵”不久。她志愿提出加入特别行动小组，随后被派往安曼接受训练。1969年8月，哈立德接到了她的第一次任务。“莱拉，”她的上司们对她说，“你要去劫持一架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她因这项任务而兴奋不已，将之视为一次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使命。47她坚定地认为劫持以色列和美国飞机的策略推动了解放巴勒斯坦运动的战略目标。哈立德写道：“总体而言，我们行动的目标并非要重创敌人——因为我们缺乏做到这一点的能力，而是为了传播革命话语、恫吓敌人、动员我方群众、将巴勒斯坦议题国际化、团结进步力量，并在西方公共舆论面前凸显我们的不满，因为西方舆论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引导下（对巴勒斯坦人的不满）始终无动于衷。”48劫持这架客机的日期将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举办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年会上发表讲话的日期一致，即1969年8月29日。

考虑到今天机场内所采取的严密安保措施，莱拉·哈立德及其同伴在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竟能如此轻易地将手枪和手榴弹偷运上环球840航班，似乎让人难以置信。起飞后不久，她的同谋者强行进入驾驶舱，并宣布飞机处于一位“新机长”的指挥之下，随后莱拉便接管了飞机的指挥权。“为了展现我的可信度，我立即把手榴弹的安全扣作为纪念品送给了［飞行员］卡特机长。他礼貌地拒绝了我的礼物。我把它扔在他的脚下，开始了我的演说：‘如果你服从我的命令，一切都会平安；如果你拒不合作，你要为乘客和飞机的安全负责。’”49

确保了对飞机的控制之后，哈立德开始充分享受她的指挥权。她命令飞行员飞往以色列；直接与航线中的飞行交通管制员进行对话；还强迫以色列当局以“人民阵线，自由的阿拉伯巴的勒斯坦”取代“TWA840”，作为对该航班的称呼。在3架以色列战斗机的影随之下，她迫使飞行员在她的出生地海法上空盘旋，这也是自1948年以来她首次看到这座城市。最后，她命令飞行员在大马士革降落，最终所有的乘客都被安全释放。莱拉及其同伙被叙利亚政府软禁长达45天，随后才被允许返回黎巴嫩。他们的任务取得了完满的成功，且全身而退。

20世纪60年代末是巴勒斯坦突击行动的全盛时期。法塔赫在以色列境内的活动以及人民阵线的劫机行动，引发了全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也使全球范围内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心生希望。然而，巴勒斯坦革命与其客居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迅速恶化。这种紧张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黎巴嫩和约旦。

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黎巴嫩享有相当高的公众支持率，那些不满于马龙派主导下保守政治秩序的左翼和穆斯林群体尤其如此。但黎巴嫩政府却将巴勒斯坦运动视为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一个直接威胁。1968年以色列突击队员突袭贝鲁特机场之后，黎巴嫩政府试图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严厉措施。1969年，黎巴嫩安全部队与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爆发冲突。埃及总统纳赛尔介入，最终在黎巴嫩政府与巴勒斯坦各派系之间达成一个和解方案。1969年11月的《开罗协议》为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领土内开展行动设定了基本规则，允许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黎巴嫩领土内开展活动，并承认了巴各派系对生活在黎巴嫩境内难民营的超过30万巴勒斯坦人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开罗协议》仅在黎巴嫩政府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之间提供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停战协议，在未来的6年内，该协议将逐渐趋近于崩溃的临界点。

与约旦王国的关系甚至更加不稳定。一些巴勒斯坦派系公开呼吁推翻“反动的”哈希姆王室，以便通过社会革命来动员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众。在他们看来，这样一场社会革命是解放巴勒斯坦必要的第一步。萨拉赫·赫莱夫承认游击队员应部分地为双方关系的崩溃而负责。“的确我们自己的行为并非完全一致，”他写道，“出于对自身力量和冒险行为的自豪，突击队员（fedayeen）常常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有时甚至是傲慢，同时并没有考虑到约旦本地人的感受和利益。更严重的是他们对约旦军队的立场。他们对待后者好像对待敌人，而非潜在的盟友。”50巴勒斯坦各派系都深信，侯赛因国王对他们阳奉阴违，在反对巴勒斯坦事业方面与美国人甚至以色列人站在了同一边。

至1970年，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已经走上了对抗的道路。6月，“人阵”将美国驻约旦使馆第一秘书劫为人质，还劫持了安曼市内两个最大的酒店——洲际酒店和费城酒店，绑架了80多名房客。作为回应，侯赛因国王命令军队袭击了安曼多个难民营内的巴勒斯坦阵地。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周之久，直至双方达成休战，所有人质才被释放。莱拉·哈立德很后悔“人阵”没有坚持继续战斗，她在日后的回忆中表示：“我们错过了推翻侯赛因的机会，当时我们既享有民众的信任，也具备实力击败他那支四分五裂的部队。”51

1970年9月，“人阵”再次发难，劫持了另一架飞往雅典的飞机，并要求释放马哈穆德·伊萨。1968年袭击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民航客机的事件之后，伊萨就被关押在雅典的一间肮脏的牢房之内，完全被世人遗忘。他曾幻想的旨在让国际社会聚焦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审，在希腊从未变为现实。由于这一大胆且成功的劫持行动，“人阵”登上媒体头条，并成功迫使希腊政府释放了伊萨。

伊萨回到约旦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不到两个月，他就接到了另一项任务——他将为“人阵”的一项重大行动准备一条飞机起落跑道，这一行动计划同时劫持3架以色列和西方飞机，并将这些飞机停落在约旦荒漠地区。“人阵”希望通过上述方式占据世界媒体的头版头条，同时确立巴勒斯坦革命对约旦的权威。这是一次有意的挑衅，也是对侯赛因国王及其军队的公然挑战。伊萨开始在约旦首都安曼以东的一条被称为道森机场的废弃跑道上开展工作，该机场也因这一行动而被重新命名为“革命机场”。

1970年9月6日，“人阵”突击队员登上了美国环球航空一架由法兰克福飞往纽约的客机，以及瑞士航空一架由苏黎世飞往纽约的客机，迫使两架飞机在约旦降落。

同一天，“人阵”还指派了4名突击队员去劫持一架以色列客机，但以色列国家航空的地勤人员拒绝让两名准劫机者登机。后者转而选择劫持一家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泛美航空的飞行员以跑道长度不足以容纳体型庞大的波音747客机为由，拒绝在道森机场降落。他驾驶飞机飞往了贝鲁特，在那里“人阵”爆破小组在该机头等舱上安装了爆炸引线，随后命飞机继续飞往开罗。劫机者向乘客和机组人员声称在飞机着陆后，他们只有8分钟时间用于撤离飞机。事实上炸药在飞机着陆仅3分钟后随即引爆。值得庆幸的是，机上全部17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飞机爆炸前全部安全撤离。

另外两名“人阵”任务执行者成功地登上了以色列航空一架由阿姆斯特丹飞往纽约的航班，为首者正是环球840客机的劫机者莱拉·哈立德。鉴于自1968年起受到一系列攻击，以色列航空强化了安全措施——驾驶舱门得到加固，且每架航班都配备了空中警察。起飞后不久，莱拉和她的同伴试图控制飞机，但遭遇了空中警察和机组人员的顽强抵抗。双方共发射了14发子弹，造成一名以色列机组人员重伤、劫机者帕特里克·阿奎罗死亡（莱拉·哈立德称后者在飞机上被当场处决）。哈立德最终被制伏并解除了武器。为了输送受伤的机组人员，飞行员在伦敦紧急迫降。英国政府将阿奎罗的尸体运下飞机，并逮捕了莱拉·哈立德。“人阵”迅速做出回应，于9月9日在巴林劫持了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机，随后该客机在约旦“革命机场”与瑞士航空和泛美航空两架客机完成会合。

这一连环劫机案，加之在开罗被炸毁的泛美航空客机，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在空中劫持方面，1970年9月连环劫机事件直至2001年9月才被超越。考虑到约旦境内3架飞机在其掌控之下，“人阵”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释放莱拉·哈立德、被拘押在联邦德国的3名游击队员、在瑞士遭到扣押的另外3名游击队员，以及被以色列囚禁的数量不明的巴勒斯坦人。如果其要求在3天内未得到满足，被劫持的客机——机上共载有31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将全部被摧毁。事实上，由于不愿因杀害人质而疏远国际公众舆论，“人阵”不久就开始释放妇女和儿童。人质亲身经历的描述垄断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9月12日，剩余的乘客被“人阵”武装人员带下飞机，作为人质被扣押在“人阵”控制下的一所位于安曼市中心的酒店。空飞机上被安置了炸药，在一系列巨大的爆炸声中化为乌有，而这一切都被全世界媒体的电视镜头捕捉下来。

5天后，随着约旦军队向巴勒斯坦革命正式宣战，一场更大的爆炸也接踵而至。对侯赛因国王和他的军队而言，巴勒斯坦各派系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东道国的容忍范围。卡拉迈的兴奋已经让位于“黑九月”（这场将巴勒斯坦革命逐出约旦领土的战争后来被这样称呼）。“人阵”毫不掩饰其推翻约旦王室、将约旦转变为解放巴勒斯坦的发射台的意愿，而在约旦领土上发动劫机暴行的决定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塔赫谴责“人阵”的所作所为，但约旦人已不再区别对待不同的巴勒斯坦派系。在约旦已没有巴勒斯坦革命与哈希姆王室共存的空间。

“人阵”在约旦领土上开展激进暴力活动的大胆行为，彻底激怒了侯赛因国王和他的军队。约旦军队中有些部门试图介入道森机场的劫机事件，但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却以杀害人质相威胁。约旦士兵被迫撤退并避免开火，等待人质危机解决后再采取行动。这种面对巴勒斯坦人威胁而毫无作为的表现让约旦士兵雄风扫地，几乎逼得他们发动一场反对国王的哗变。当时一则广为流传的趣闻称，在国王检阅装甲部队时，士兵们将女性内衣挂在他们的天线上以示抗议。“现在是我们成为女人了。”一位坦克指挥官对国王说道。52

9月17日，侯赛因命令他的部队采取行动。“黑九月”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战争，在10天的时间里，巴勒斯坦游击队与约旦军队激烈交火，双方冲突险些扩大为一场地区战争。作为四分五裂的中东地区一个保守君主国的首脑，侯赛因受到“进步”阿拉伯邻国的威胁，这些邻国希望站在巴勒斯坦一方介入冲突。侯赛因面对着来自伊拉克部队的严重威胁，这些军队自“六日战争”起就被部署到约旦，他的北部省份还遭到了打着巴勒斯坦解放军旗号的叙利亚坦克的实际入侵。

现在，侯赛因的军队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要同时对抗巴勒斯坦人和入侵的叙利亚军队。考虑到军队战线拉得过长，侯赛因用上了他与美国和英国的友谊，甚至寻求以色列人的援助，以保护约旦领空免遭外部袭击。但西方军事介入又可能引发苏联的回应来保护其地区盟友。纳赛尔呼吁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冲突彻底失控之前，协调出一个解决方案。

最后是纳赛尔凭借其威信才于9月28日将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国王聚集在开罗，来解决两人之间的分歧。基于阿拉伯国家首脑协商而达成的一份协议，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同意完全停火。劫机戏码中剩余的西方人质被从酒店和“人阵”控制下的不同扣留场所释放。英国政府悄悄释放了莱拉·哈立德和多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但已造成的损失已然无法弥补——即便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也无力回天。在“黑九月”战争中，约3000名巴勒斯坦战士和平民被杀，约旦方面也遭遇了数百人的伤亡。安曼市在10天的战斗之后满目疮痍，市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则被夷为平地。

连续多日紧张的谈判让埃及总统付出了代价。1970年9月28日，在送别了侯赛因和阿拉法特之后，纳赛尔回到家中，突发严重心脏病，于当天下午5点去世。

当夜，开罗广播中断了常规节目的播放，诵读了一段庄严的《古兰经》经文。在适当的停顿之后，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宣布了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的死讯。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说：

（这一消息）瞬间引发极大的反应。人们在深夜涌出家门，走向尼罗河岸边的广播站，只是为了探清他们刚刚听到的消息是否属实。……开始街上只能看到小股的人群，随后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涌上街头，再后来整个街道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没有人能挪动哪怕一步。广播站外一群妇女在尖叫，她们哭喊着说：“狮子死了！狮子死了！”这声哭喊在整个开罗激起了回响，随后又传遍千村万落，直到传遍整个埃及。在那一夜和随后的几天里，人们哀悼他的离世，悲痛欲绝。很快，人们开始从埃及的各个角落涌入开罗，直到整座城市人口达到1000万。政府暂时停运了火车，因为开罗已没有供人住宿的空间，食物供给也趋于短缺。但人们还是从四方赶来，无论是驾车、骑驴，还是徒步。

悲伤的情绪溢出了埃及的边境，传播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主要城市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纳赛尔身上寄托着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希望和诉求，这一点超出了其生前或身后的任何领导人。然而在纳赛尔去世之前，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然寿终正寝：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发生的阿拉伯国家内战、1967年战争的惨败以及整个巴勒斯坦土地的沦陷，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诉求构成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最终使之一蹶不振。“黑九月”事件尖锐地反映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深刻分歧。沿着冷战的阵营分野，阿拉伯国家逐渐分裂为美国盟友和苏联支持者两大阵营，似乎只有纳赛尔能超越这些国家之间不断加深的分歧。

至1970年，阿拉伯世界彻底分裂为众多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国家。1970年之后，阿拉伯国家之间还会有一些高调的统一方案，但没有一个方案对所涉国家的完整性构成挑战，而且没有一个持续下来。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阿拉伯统一方案，仅是一些旨在赋予阿拉伯政府合法性的公共关系活动，因为这些政府深知阿拉伯民族主义仍对公民保有强烈的吸引力。各国政府继续对抗击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解放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共同议题施以口头支持，但却无不聚焦于自身利益。而随着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开始产出巨大的财富，并给予阿拉伯人影响世界经济的能力，一股新的力量正逐渐控制中东。

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第十一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