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伊斯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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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0月6日，埃及武装部队都要举行阅兵式，这是纪念1973年战争的国定节日。开罗阅兵场的背景是一座现代金字塔，颇具戏剧感，这是安瓦尔·萨达特下令建造的十月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也是埃及的无名战士墓。

武装部队日的游行庆祝是萨达特总统任期的巅峰时刻，也即他成为指挥埃及军队跨越苏伊士运河的“横渡英雄”的时刻。这次的阅兵式是为了纪念1973年埃及领导阿拉伯军队打击以色列。这次打击发生在埃及与这个犹太国家单独媾和之前，媾和严重损害了埃及的地位。

萨达特竭尽全力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武装部队日的游行上，在埃及和国际媒体的注视下，他亲临游行现场。至少在这一天，他可以忽略埃及被孤立的事实：作为对《戴维营协议》的回应，其他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阿盟将总部从开罗迁至突尼斯。这些措施更坚定了埃及政府的决心，要将1973年战争的成就作为国家荣誉来庆祝。

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身穿礼服，坐在阅兵台上，身边环绕着他的内阁成员、宗教人士、外国政要和高级军官，呈现出国之大典的隆重。一排排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导弹发射器在金字塔形纪念碑和检阅台之间列队前进。一组密集的空军战斗机在头顶呼啸而过，拖着彩色的烟雾。评论员宣告：“现在炮兵来了。”此时沉闷的黄褐色卡车拉着榴弹炮驶近检阅台。

其中一辆卡车突然转向急停。一名士兵从驾驶室跳下来，向检阅台投掷了几枚眩晕手榴弹，而他的3个同伙则从平板卡车后面向聚集的政要们开火。这些叛变士兵的行动完全出乎意料，他们尽情地屠杀了30秒钟，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他们很可能一开火就射杀了萨达特。

这伙人的首领跑到检阅台前，近距离向伏地的萨达特总统开枪，直到一名总统卫兵开枪打伤了他。“我是哈立德·伊斯兰布里（Khalid al-Islambuli），”这名刺客对着一片混乱的检阅台高喊，“我杀了法老，我不怕死。”1

电视直播了萨达特遇刺，全世界为之震惊。一个不起眼的伊斯兰主义者，几乎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暗杀了埃及这个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总统。伊斯兰革命的景象可能不再局限于伊朗，阿拉伯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伊斯兰主义运动，挑战世俗政府。

当哈立德·伊斯兰布里高喊“我杀了法老”时，他是在谴责萨达特，谴责他的世俗统治把人的法律凌驾于宗教之上。将伊斯兰主义者团结起来的是他们共同的信念：穆斯林社会必须按照“真主的法律”来统治，即源自《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的智慧和伊斯兰神学家的法律判例的伊斯兰法，统称“沙里亚”（sharia）。他们视自己的世俗政府为敌人，称他们的统治者为“法老”。《古兰经》和《希伯来圣经》一样，都严厉批判古埃及的法老，把他们描绘成把人的法律凌驾于神谕之上的暴君。《古兰经》中有不下79节经文谴责法老。那些更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主张用暴力对抗晚近统治阿拉伯世界的“法老们”，以此作为推翻世俗政府和以伊斯兰国取而代之的必要手段。哈立德·伊斯兰布里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将伏地的总统萨达特斥为法老，从而宣布暗杀是合法的。

并不是只有伊斯兰主义者批评萨达特。1981年10月10日，埃及为安瓦尔·萨达特举行国葬，许多国际领导人参加了葬礼，但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寥寥无几。与会者包括3位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萨达特都曾和他们密切合作过。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率领一个声势浩大的以色列代表团出席，他曾因缔结埃以和平条约而与萨达特分享了197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阿盟成员国中，只有苏丹、阿曼和索马里派代表参加了葬礼。

也许更令人震惊的是，出席总统葬礼的埃及名流也很少。资深记者和政治分析家穆罕默德·海卡尔对萨达特怀有不满（在刺杀发生前一个月，哈伊凯勒同一群反对派人士一起被捕入狱），他反思说：“一个在西方被视为英雄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受哀悼的人，却几乎没有同胞哀悼他。”2

然而，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崇拜者，都很满意对萨达特最终安息之地的选择。对于那些尊敬这位“横渡英雄”的人来说，萨达特被埋在1973年战争纪念碑之下，面对着他被枪杀的检阅台，这是最恰当的。而萨达特的伊斯兰主义敌人对“法老”被埋葬在他金字塔的阴影下也感到满意。

伊斯兰主义者成功刺杀了埃及总统，但他们缺乏推翻埃及政府的资源和规划。副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受轻伤，被紧急护送离开阅兵场。在萨达特的死讯公布后不久，穆巴拉克被宣布就任总统。埃及安全部队逮捕了数百名嫌疑人，据称其中多人遭到酷刑。

6个月后，1982年4月，5名被告因参与刺杀萨达特而被判处死刑：哈立德·伊斯兰布里、他的3个同伙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导师阿卜杜·赛莱姆·法拉吉（ʻAbd al-Salam Faraj），后者写了一本小册子，鼓吹对“非伊斯兰的”（即世俗的）阿拉伯统治者发动“圣战”。对他们的处决使刺杀萨达特的刺客们成为殉道者。20世纪80年代期间，伊斯兰主义团体继续使用暴力对抗埃及政府，企图将世俗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变成埃及伊斯兰共和国。

*

如今，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在公共生活中都发挥着显著影响，这很容易让人忘记1981年的中东是多么世俗化。阿拉伯国家中，除了最保守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西式服装比传统服饰更受欢迎，许多人无视伊斯兰禁令公开饮酒，男女在公共场合和工作场所都自由相处，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过上职业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现下的自由标志着阿拉伯人进步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些人则带着不安关注着这些新的发展，担心迅速的变化将会导致阿拉伯世界放弃其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

关于伊斯兰教和现代性的论战，在阿拉伯世界由来已久。1928年，哈桑·班纳创立穆斯林兄弟会，以抗击西方对埃及的影响和对伊斯兰价值观的侵蚀。此后几十年，穆兄会遭到越来越强硬的镇压。埃及的君主政权与纳赛尔政权分别于1948年12月和1954年宣布取缔穆兄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主义政治转入地下，世俗国家越来越多地从苏联社会主义或西方自由市场式民主中获得灵感，这削弱了伊斯兰价值观。然而，镇压让穆兄会更为坚定地反抗世俗主义，并推广他们眼中的伊斯兰价值观。

20世纪60年代，穆兄会里出现了一股激进的新潮流，引领者是一位极富个人魅力的埃及思想家，名叫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他将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改革者之一。1906年，库特卜出生在上埃及的一个村庄，20世纪20年代在开罗师范学院学习。毕业后，他供职于教育部，担任教师和督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活跃于文坛，既是一名作家，又是一名评论家。

1948年，库特卜获得两年政府奖学金，被送到美国留学。他在北科罗拉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其间也在华盛顿特区和加州的斯坦福学习过。虽然他从东到西穿行过美国，但却没有那种典型的交换学生对留学对象国的感情。1951年，库特卜在一份伊斯兰主义期刊上发表反思文章《我所见到的美国》。库特卜谴责他在美国社会体验到的物质主义的肆虐和精神价值的匮乏，厌恶他见到的道德败坏和肆无忌惮。让他尤为震惊的是美国教会里的恶习。他写道：“大多数教堂都有两性共同参加的俱乐部，每个牧师都引导尽可能多的人去他的教堂，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教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在库特卜看来，这种招徕信众的做法，更适合剧院经理而不是精神领袖。

库特卜在文中讲到，一天晚上，他去参加教堂的仪式，仪式后是舞会。牧师想方设法让教堂看上去“更浪漫、更有情调”，这让他震惊不已。牧师甚至选择了一首撩人的歌曲来营造气氛，这是“一首著名的美国歌曲，叫作《但是宝贝，外面很冷》”。库特卜对这首歌曲的描述，反映出他同美国流行文化间有多深的隔阂：“［这首歌］由晚上约会回来的男孩和女孩的对话构成。男孩把女孩带到他家，不让她走。女孩恳求男孩让她离开，因为夜色已浓，她的妈妈还在等她回家。但每次女孩提出一个回家的借口，男孩都会用这句歌词回答她：‘但是宝贝，外面很冷！’”3显然，库特卜觉得这首歌曲令人反感，而让他更为震惊的是，一个宗教人士竟然会选择这么一首不合适的歌曲来让年轻的教民们跳舞。（在他看来，宗教场所的）社会功能应该同清真寺一样，在其中两性是分开的，穿着得体与举止端庄是基本的规则。

库特卜回到埃及，看着他的同胞安然自得地崇尚着美国所体现的现代价值观，决心把他们唤醒。他提出：“恐怕美国国民的素质同它在物质上的强大并不匹配，待到生命之轮转去、时间之书合上时，美国将不会或几乎不会给将人与物甚至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道德带来任何助益。”4库特卜不想改变美国，而是想保护埃及和伊斯兰世界免遭他在美国目睹的道德堕落。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1952年，赛义德·库特卜加入了穆兄会。考虑到他在出版领域的背景，他们任命他为穆兄会媒体与出版部门的负责人。这位狂热的伊斯兰主义者通过发表煽动性的文章建立起了广泛的读者群。埃及1952年革命后，库特卜同自由军官们保持良好关系。据报道，纳赛尔邀请库特卜为新的官方政党“解放大会”（Liberation Rally）起草党章。或许，纳赛尔这么做，并不是因为钦佩这位伊斯兰主义改革者，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尝试，目的是争取库特卜对这个新官方组织的支持。包括穆兄会在内的所有政党都将解散，并入该组织中。

新政权对穆兄会的善意是短暂的。1954年10月，一名穆兄会成员企图暗杀纳赛尔，之后穆兄会遭到全面镇压，库特卜也被捕了。同许多其他穆兄会成员一样，库特卜声称在被捕期间遭受了可怕的酷刑和审讯。库特卜被控颠覆活动罪，处以15年苦役。

在狱中，库特卜继续激励伊斯兰主义者。因健康状况不佳，他常常住在狱中的医院，在那里，他写下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关于伊斯兰教与政治的著作，包括一部对《古兰经》的激进评注和号召推动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的《路标》（Milestones）。

《路标》是库特卜对西方物质主义破产和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专制性的最强阐述。他认为，界定当今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是人为设立的，恰恰就是这种人为的属性导致了制度的失败。这些制度并没有开启科学和知识的新时代，反而造成了对神的指引蒙昧无知，或称“贾希利叶”（jahiliyya）。这个词在伊斯兰教中有特殊含义，指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黑暗时代。库特卜认为，20世纪的贾希利叶，“其形式是声称创造价值、立法规约集体行为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属于人，而不考虑真主的规定”。这里暗含的意思是，20世纪科技的显著进步并没有将人类带入现代，而抛弃真主永恒的旨意却将人类社会带回了7世纪。库特卜相信，这一判断对阿拉伯世界和非伊斯兰的西方同样适用。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在他看来，就是暴政。阿拉伯各国政权没有给公民带来自由和人权，却施行了压迫和酷刑——正如他从痛苦的亲身经历中所了解到的那样。

库特卜相信，伊斯兰教作为真主对人类秩序的完美表述，是通往人类自由的唯一途径，是真正的解放神学。由此推演，唯一有效和合法的法律就是伊斯兰法所载的真主的法律。他认为，必须有一个穆斯林先锋队来恢复伊斯兰教“人类领袖”的角色。先锋队将用“宣讲和说服来革新思想和信仰”，用“物质的力量和‘圣战’来废除贾希利叶制度，这些组织和权威阻止人们改变思想与信仰，迫使他们遵循错误的道路，使他们服务于人类领主而不是全能的真主”。库特卜写作《路标》，就是为了指导引领伊斯兰价值观复兴的先锋队，通过复兴，穆斯林将再次实现个人自由并重回世界领导地位。5

库特卜观点的威力在于其简单与直接。他指出了一个问题——贾希利叶，并基于众多阿拉伯穆斯林所珍视的价值观，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伊斯兰解决方案。他的批评，无论对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对阿拉伯政府，都同样适用。他的回应传递出希望，而这一希望是建立在对穆斯林优越性的假设之上的：

状况发生了变化，穆斯林失去他们的体力并被征服；然而意识没有脱离他们，因为他们是最优越的。只要他们坚持信仰，他们就会在面对征服者时处于优越的位置。他们依然确信，这状况是暂时的，也将会过去，而信仰将逆转潮头，席卷一切。即便死亡是命中注定，他们也不会低头。所有人都会死，但对他们来说则是殉难。他们将进入花园［即天堂］，而征服者将堕入火中［即地狱］。6

然而，无论库特卜有多反对西方列强，他的首要斗争目标始终是阿拉伯世界的威权政府，尤其是纳赛尔政府。库特卜在注释《古兰经》中有关“掘坑的人”的经文时，几乎毫不掩饰地将之作为反映穆兄会和自由军官之间斗争的寓言。在《古兰经》的故事中，有一群信仰者因信仰而遭到谴责并被暴君们活活烧死，暴君们聚集在一起，亲眼看着这些正直的受害者死去。“愿掘坑的人们，被弃绝”（《古兰经》第85章第1—16节）。库特卜是这样注释的：迫害者，也就是那些“傲慢、凶恶、有罪、堕落的人”，目睹着殉道者的痛苦，享受着施虐者的快感。他写道：“当这些正直的信仰者中的青年男女、小孩和老人被扔进火中时，迫害者们邪恶的快感会达到新的高度，面对血肉模糊的场景，他们会发出狂喜的叫声。”《古兰经》的故事中并没有这样逼真的场面，这或许是受到库特卜和他的穆兄会同伴在狱中所受折磨的启发。库特卜总结道，“信仰者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信仰的斗争，或是不信与信之间的斗争，或是贾希利叶与伊斯兰之间的斗争”。他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埃及政府与他头脑中的伊斯兰政权不相容。两者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964年，库特卜被释放出狱，同年，《路标》出版。他在狱中的作品增强了他的地位，他很快就同被取缔的穆兄会的同志们重新建立了联系。然而，他也一定知道，他的每一次行动都在纳赛尔秘密警察的眼皮子底下进行。这位伊斯兰主义作家因其提出的激进新思想而在伊斯兰世界声名鹊起，将在埃及国内外对埃及政府构成威胁。

库特卜的追随者们同这位改革者一样面临着监视和风险。库特卜最具影响力的弟子中有宰奈卜·安萨里（Zaynab al-Ghazali, 1917—2005），她是伊斯兰主义女性运动的先驱。年仅20岁时，她就创立了穆斯林妇女协会。她的活动受到了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关注，后者试图说服她与他刚建立的穆斯林姐妹会联合。尽管这两个伊斯兰主义女性运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安萨里成了哈桑·班纳的忠实追随者。

20世纪50年代，赛义德·库特卜尚在狱中，安萨里见了他的姐妹们，她们将当时尚未出版的《路标》部分章节的草稿给了她。她在阅读过程中得到启发，便践行库特卜在宣言中所设想的先锋队的使命——让埃及社会准备好接受伊斯兰法。正如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度过13年后才迁徙到麦地那并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团那样，库特卜的追随者准备用13年的时间把埃及社会变成一个理想的伊斯兰社会。她写道：“已经决定了，在对我们的青年、老人、妇女和儿童进行13年伊斯兰培训之后，我们展开全国民调。如果民调显示，至少有75%的信教者相信伊斯兰教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并且深信应当建立伊斯兰国，那么我们就呼吁建立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如果民调结果反映出较低的支持率，那安萨里和她的同事们将再投入13年来改造伊斯兰社会。7他们的长远目标就是推翻自由军官政权，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纳赛尔和他的政府决心在伊斯兰主义做大之前消除它的威胁。

1964年底，在关押赛义德·库特卜10年后，埃及政府释放了他。宰奈卜·安萨里和库特卜的其他支持者们一起庆祝库特卜获释，并经常与他见面，当然是在埃及警方密切监视之下。许多人认为，政府释放库特卜是为了追踪与他志趣相同的伊斯兰主义者。库特卜仅仅获得了8个月的自由，1965年8月，他再次被捕，安萨里和其他相关人士一同被捕。他们被控密谋暗杀纳赛尔总统并推翻埃及政府。虽然这些被告们的长期目标肯定是以伊斯兰制度取代埃及政府，但他们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并没有威胁总统生命的阴谋。

安萨里在狱中度过了6年，后来撰文记述了狱中的痛苦经历。她生动地描绘了纳赛尔主义政权施于男男女女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恐怖酷刑。入狱第一天，她就目睹了暴力：“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愿去接受这样非人的迫害。我默默地看着穆兄会的成员被吊在半空，他们赤裸的身体承受着激烈的鞭打。他们中，一些人被扔给凶残的狗，任凭它们撕扯他们的身体，而另一些人则面对着墙，等待遭受酷刑。”8

安萨里没有幸免于这些暴行，她经历了鞭打、殴打、恶狗攻击、隔离、睡眠剥夺和定期的死亡威胁，这些都是为了获得一份供状，表明库特卜和穆兄会的其他领导人确实谋划了所谓的阴谋，但施刑者徒劳无获。在安萨里遭受了18天虐待之后，两名新被捕的年轻妇女被投入了她的牢房，她无法用自己的话来向她们描述这种恐怖，于是念诵了《古兰经》中有关“掘坑的人”的经文。念诵完毕，一名女子开始默默哭泣，而另一名则疑惑地问道：“这真的发生在女性身上了吗？”9

1966年4月，对赛义德·库特卜及其追随者的审判开始了。包括库特卜和安萨里在内的共43名伊斯兰主义者被正式指控密谋反对埃及政权。政府公诉人以库特卜的著作为证据证明他有罪，指控他煽动暴力推翻埃及政府。1966年8月，库特卜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判有罪并判处死刑。宰奈卜·安萨里被判处25年监禁和苦役。

埃及政府处决库特卜，不仅使他成为伊斯兰主义事业的殉道者，也证实了他著作中的许多说法。库特卜死后，他的著作比他生前更具影响。他的《古兰经》评注和他的政治行动纲领《路标》，在伊斯兰世界多次重印、传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适龄新一代（伊斯兰主义者），受库特卜有关伊斯兰复兴和正义的言论感召，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去实现他的愿景。

*

20世纪60年代，伊斯兰主义的挑战从埃及蔓延到叙利亚。穆兄会的影响和赛义德·库特卜对世俗政府的激进批评，共同在叙利亚催生了革命性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致力于推翻叙利亚那个古罗马执政官式的共和国。这场冲突将叙利亚推向内战的边缘，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并最终在叙利亚城镇哈马达到了残酷的顶峰。

穆兄会叙利亚分支的创始人是霍姆斯人穆斯塔法·西巴伊（Mustafa al-Sibaʻi, 1915—1964）。20世纪30年代, 他在埃及学习，受到了哈桑·班纳的影响。返回叙利亚后，西巴伊将诸多穆斯林青年协会网罗到一起，创建了叙利亚穆兄会。利用穆兄会的网络，他在1943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叙利亚议会的一个席位。从那时起，政治精英就不能忽视叙利亚穆兄会的实力了，虽然后者自身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叙利亚日益表现出世俗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话语。

1963年，当复兴党在叙利亚掌权时，穆斯林兄弟会发起了攻势。复兴党的政策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要求严格区分宗教和国家。对复兴党而言，形成这样的政策倾向是很自然的，因为党员的教派成分十分多样。复兴党不仅在占叙利亚人口绝大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70%）中吸纳党员，也吸引了许多基督徒，还得到阿拉维派的大力支持。阿拉维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分支，是叙利亚最大的少数族群，约占总人口的12%。在被占叙利亚人口多数的逊尼派边缘化多年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阿拉维派通过加入军队和复兴党，在叙利亚政治中获得了显要地位。

复兴党的世俗化甚至无神论的倾向，引来了穆兄会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后者自称是叙利亚的“道德多数派”。穆兄会将阿拉维派的崛起视为对叙利亚逊尼派穆斯林文化赤裸裸的威胁，其成员决心暗中颠覆政府，在必要时不惜诉诸暴力。

20世纪60年代中期，穆兄会在哈马和北部城市阿勒颇组织地下抵抗运动。伊斯兰主义武装分子开始囤积武器，训练从叙利亚各地高中和大学征募来的年轻人。哈马最具魅力的伊玛目（清真寺中带领礼拜的人）之一谢赫麦尔旺·哈迪德（Shaykh Marwan Hadid），在征募学生加入伊斯兰主义地下运动方面尤其成功。对许多年轻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哈迪德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启发者和榜样。10

1970年11月16日，复兴党成员、叙利亚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将军发动政变掌权，伊斯兰主义地下组织和叙利亚政府之间的对抗已不可避免。阿萨德属于少数族群阿拉维派，是叙利亚第一位非逊尼派穆斯林领袖。他在执政初期曾努力安抚逊尼派穆斯林的敏感情绪，但无济于事。1973年颁布的新宪法第一次没有规定叙利亚总统必须是穆斯林，这重新引发了围绕宗教和国家关系的争论。这部宪法在逊尼派穆斯林的核心地区哈马引发了暴力示威。1976年4月，阿萨德决定干预黎巴嫩内战，支持马龙派基督徒，反对进步的穆斯林力量和巴勒斯坦运动，这引发了更多伊斯兰主义者的暴力活动。

阿萨德对黎巴嫩内战的干预引起了叙利亚穆斯林多数派的严重关切。自从阿萨德1970年掌权以来，许多心怀不满的逊尼派发现自己被阿拉维派主导的政府边缘化了，他们怀疑新政权是在推动一个“少数派联盟”，将统治叙利亚的阿拉维派和黎巴嫩的马龙派捆绑在一起，以压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穆斯林多数派。政府和逊尼派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阿萨德下令镇压叙利亚穆兄会。1976年，政府逮捕了哈马激进的伊玛目谢赫麦尔旺·哈迪德。这个征募伊斯兰主义者的人立即进行了绝食抗议，并于1976年6月去世。政府坚持说，哈迪德是绝食自杀的，但是伊斯兰主义者指责政府谋杀，并发誓为他报仇。

叙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者花了3年时间才组织起来对阿萨德政权进行报复性打击。1979年6月，伊斯兰主义游击队袭击了阿勒颇的一所军事学院，该学院的大部分学员——320人中大约有260人来自阿拉维派。恐怖分子杀害了83名学员，他们全都属于阿拉维派。

对军事学院的袭击是穆斯林兄弟会和哈菲兹·阿萨德政权之间全面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将持续两年半，将叙利亚拖入日复一日地狱般的恐怖与反恐的拉锯之中。

叙利亚的穆兄会，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拒绝与阿萨德政权谈判或妥协。1979年年中，他们在分发给叙利亚城镇的传单中宣称：“出于对伊斯兰教原则的尊重，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也不寻求推翻一个法老来让另一个法老承继。”11他们的话呼应了埃及的伊斯兰主义武装分子，他们同样决心用暴力推翻萨达特政府，并给予在哈马起义反抗叙利亚法老的兄弟们以道义上的支持。

由于没有和解的余地，以总统的弟弟里法阿特·阿萨德（Rifaʻat al-Asad）为首的叙利亚政府中的强硬派，被赋予了用武力镇压伊斯兰主义叛乱的自由。1980年3月，叙利亚突击队乘直升机降落在阿勒颇和拉塔基亚之间的一个反叛村庄，并将全村置于军事统治之下。据官方统计，有200多名村民在这次行动中丧生。

受这次乡村行动胜利的鼓舞，叙利亚政府派出2.5万人的部队入侵阿勒颇，一年前，那里曾发生过屠杀军校学生事件。士兵们搜查了那些被认为支持伊斯兰主义叛乱的街区的每一所房子，逮捕了8000多名嫌疑人。里法阿特·阿萨德在坦克炮塔上警告镇民，他准备每天处决1000人，直到穆兄会在阿勒颇的势力被完全清洗。

1980年6月26日，穆兄会发动回击，企图暗杀总统阿萨德。武装分子在总统接待一位来访的非洲政要时向他投掷手榴弹、打响机关枪，阿萨德在保镖的保护下死里逃生。第二天，里法阿特·阿萨德派他的突击队到关押穆兄会囚犯的臭名昭著的泰德穆尔监狱，执行了可怕的报复。

年轻的阿拉维派突击队成员伊萨·易卜拉欣·法耶德（ʻIsa Ibrahim Fayyad）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第一次任务，他接到命令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囚犯。上午6时30分，叙利亚士兵乘直升机前往监狱。总共大约有70名突击队员，分成7队，每队被派往一个不同的牢房。法耶德和他的部下各就各位，开始工作。“他们为我们打开了牢房的大门，我们中的六七个人进去杀了里面所有的人，共有六七十众，我自己应该是射杀了15人。”牢房里回响着机关枪的射击声和垂死者“真主至大”的呼喊声。法耶德并不同情他枪下的受害者，他冷冷地回忆道：“大概有550个穆兄会成员被杀了。”其他参与者估计有多达700—1100名穆兄会成员被枪杀在他们的牢房中。手无寸铁的囚犯对突击队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攻击，在混战中打死一人，打伤两人。当突击队完成任务时，队员们必须去清洗手、脚上的血渍。12

在消灭泰德穆尔监狱的穆兄会成员之后，阿萨德采取主动，将穆兄会从叙利亚社会中清除出去。1980年7月7日，叙利亚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加入穆兄会是死罪。伊斯兰主义反对运动并不屈服，开始了一系列针对叙利亚知名官员的暗杀行动，其中包括阿萨德总统的一些私人朋友。

1981年4月，叙利亚政府做出回应，派遣军队进入穆兄会在哈马的据点。哈马是叙利亚第四大城市，当时有约18万人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中心。当部队到达时，镇民们并没有抵抗，以为这将是一次像过去一样的突袭，不过是突击队员把人关起来问话，恐吓几句就放了。可惜他们错了。

叙利亚军队决定拿哈马的平民开刀以儆效尤，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儿童和成人。一位目击者这样向一位西方记者描述这场屠杀：“我走了几步就遇到一堆尸体，接着又是一堆，总共得有10—15堆。我走过一具又一具尸体，长时间地注视着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每堆中有15、25或30具尸体，脸部完全不可辨认了……从14岁往上，什么年纪的都有，穿着睡衣或长袍，穿着凉鞋或光脚。”13据估计，这次攻击的死亡人数从150人至数百人不等。政府军和伊斯兰主义者相互敌对的两年里，死亡总数已经超过2500人。

为回应军队在哈马的暴行，穆兄会以牙还牙，在叙利亚主要城镇发动针对无辜平民的武装袭击。伊斯兰主义者将战场从北部城镇阿勒颇、拉塔基亚和哈马转移到首都大马士革。8—11月间，穆兄会安放了一系列爆炸装置，让叙利亚首都大为震动。最猛烈的炸弹袭击发生在11月29日，市中心一枚巨大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200人死亡，多达500人受伤。这是到当时为止阿拉伯世界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炸弹袭击。

1981年10月，安瓦尔·萨达特遇刺身亡，恰逢阿萨德总统51岁生日，叙利亚伊斯兰主义者散发传单，威胁他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阿萨德授权他的弟弟里法阿特在穆兄会据点哈马进行一次灭绝行动，以一劳永逸地击败穆兄会。

1982年2月2日凌晨，叙利亚政府与穆兄会在其据点哈马开战。武装直升机把多队突击队员运送到城外的山上。在1981年4月政府袭击杀戮之后，市民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警觉的伊斯兰主义者听到直升机飞来的动静后迅速做出反应。穆兄会成员们高呼“真主至大”，武装反抗叙利亚政府。城中清真寺里通常用来宣礼的喇叭号召大家参加“圣战”。穆兄会领导人敦促市民将“异教徒”的阿萨德政权一劳永逸地赶下台。

黎明时分，第一批士兵撤退，伊斯兰主义斗士继续进攻，杀戮哈马的政府官员和复兴党成员。早期的成功给反叛分子带来了虚假的胜利希望，因为在第一批突击队员背后，还部署着数以万计的士兵，并有坦克和飞机支援。这场战斗，政府输不起，反叛分子也缺乏取胜的手段。

在第一周，穆兄会成功地击退了叙利亚军队的进攻。然而，政府的强大火力破坏极大，坦克和大炮夷平了整个城市的街区，将守卫者们掩埋在瓦砾之下。当哈马最终沦陷时，政府人员对幸存者进行了血腥镇压。哈马市民中，但凡有一丝支持穆兄会的嫌疑，就遭到逮捕、拷打和任意杀戮。暴力过后两个月，《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进入哈马，发现整片整片的街区都被推土机和蒸汽压路机摧毁、夷平。人员伤亡更为严重。弗里德曼报道说：“实际上，哈马一役中幸存的所有当地穆斯林领袖，从谢赫到教师再到清真寺看管人，后来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遭到了清算，大多数反政府的工会领导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4

时至今日，没有人知道1982年2月有多少人在哈马死去。记者和分析人士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至2万之间，但里法阿特·阿萨德吹嘘杀死了3.8万人。阿萨德兄弟想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已经彻底击败了他们的对手，给了叙利亚穆兄会一次永远无法恢复元气的打击。

伊斯兰主义者和法老们的冲突带来的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埃及政府使用大范围的酷刑和选择性的处决，而叙利亚政权则进行大规模灭绝。伊斯兰主义者需要更高程度的训练、规划和纪律来推翻如此强大的对手。

叙利亚和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的经验表明，阿拉伯国家太强大了，不可能通过暗杀或颠覆来推翻。那些希望推翻世俗主义并建立伊斯兰国的伊斯兰主义者将不得不另辟蹊径。黎巴嫩内战为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良机来推动其理想的伊斯兰社会愿景的实现。1979年被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在这两处，伊斯兰主义者都将他们的斗争推向了国际舞台，将他们的打击范围扩大到了以色列、美国和苏联等地区和全球超级大国。一开始是个别国家的国内安全斗争，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球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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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23日星期日上午，几乎同时发生的两次爆炸震动了贝鲁特大地。几秒钟内，30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241名美国军人、58名法国伞兵、6名黎巴嫩平民和2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美国海军陆战队遭遇了自硫磺岛以来的最高单日死亡人数，法国遭遇了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的最高单日死亡人数，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则改变了黎巴嫩冲突的形态。

袭击者驾驶卡车，载着数吨烈性炸药接近目标。卡车在上午6点20分通过服务人员入口驶近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一栋坐落在贝鲁特国际机场区的混凝土建筑。他加快速度，冲破铁门而入。震惊的哨兵连上膛去阻止他的时间都没有。一名幸存者看着卡车飞驰而过，爆炸发生后，他只记得：“那人开车经过时面带微笑。”15司机显然很高兴，因为他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兵营，毫无疑问，他相信暴力死亡将为他打开天堂之门。

剧烈的爆炸将这座建筑物从地基处切断，兵营像纸牌屋一样倒塌了。海军陆战队的地下弹药库受热爆炸，这二次爆炸再次震荡了已成废墟的大楼。

向北3英里，另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驾驶卡车进入了法国伞兵司令部所在高层大楼的地下停车场。他引爆了炸弹，夷平了整座大楼，造成了58名法国士兵死亡。爆炸发生几分钟后到达法国司令部废墟的记者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无法理解这次破坏竟然如此剧烈。“我赶到一个冒烟的爆炸坑旁，它有20英尺深、40英尺宽，边上堆放着一个大得骇人的三明治一样的物体，那是一座九层大楼……炸弹把这座九层大楼掀起并移动了20英尺。整座大楼都飞起来了。爆炸坑就是大楼原来所在的位置。这是怎么做到的？”16

1983年10月23日袭击造成的破坏，对饱受战争摧残的贝鲁特来说，依然令人震惊。这些行动还反映出（袭击活动的）事先规划与执行纪律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且令人深感不安的程度。今天，我们会说这两场袭击具有基地组织的行动特征，但距离后者发动第一次袭击还有10年。

没有人确切知道谁该为袭击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伞兵负责。首要嫌疑对象是一个自称伊斯兰“圣战”的神秘新团体。1982年7月，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绑架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执行校长、美国学者大卫·道奇（David Dodge），这是该组织的早期行动之一。他们还声称对1983年4月贝鲁特市中心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炸弹袭击负责；爆炸震塌了使馆的一侧，造成6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激进的新力量活跃在黎巴嫩内战中。在拨给一家外国通讯社的匿名电话中，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该组织7月对美国大使馆的炸弹袭击，“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帝国主义的行动的组成部分”。看上去，伊朗在黎巴嫩有很危险的朋友。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发言人继续说：“我们将继续打击黎巴嫩境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包括多国部队。”10月爆炸发生后，伊斯兰“圣战”组织再次宣称负责。他们坚称：“我们是真主的战士，我们热衷于献身。我们不是伊朗人，不是叙利亚人，也不是巴勒斯坦人，我们是遵循《古兰经》原则的黎巴嫩穆斯林。”17

从1977年叙利亚干预到1983年自杀式爆炸事件的6年间，黎巴嫩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这场冲突在1975年爆发时是黎巴嫩各派别的内战，巴勒斯坦人牵扯其中，但到了1983年已经演变成地区冲突，吸引了叙利亚、以色列、伊朗、欧洲和美国直接参与，以及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苏联等更多国家间接参与，它们给不同的民兵组织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

战争还导致黎巴嫩各派别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重大变化。1976年，叙利亚军队作为阿盟维和部队的一部分进入黎巴嫩。他们先支持马龙派基督徒，以防止由卡迈勒·琼布拉特领导的左翼穆斯林派系获胜。叙利亚小心维持其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迅速采取行动阻止任何派别在该国内战中取得明显胜利。这使得叙利亚相对频繁地转换结盟对象。击败左翼穆斯林民兵之后，叙利亚立马反对马龙派，转而支持新兴力量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

什叶派长期以来被政治精英边缘化，直到黎巴嫩内战爆发后才成为黎巴嫩一个独特的政治社群。到20世纪70年代，什叶派在数量上成为黎巴嫩最大的社群，尽管他们仍然是该国教派中最贫穷、最缺乏政治权利的群体。传统上，黎巴嫩什叶派社群的中心位于该国最贫穷的地区——南部地区和北部的贝卡谷地。什叶派纷纷逃离相对贫困的农村，迁至贝鲁特南部的贫民窟以寻找工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黎巴嫩什叶派教徒被吸引加入承诺推动社会改革的世俗政党，如复兴党、黎巴嫩共产党和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等。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一个具有黎巴嫩血统、个人魅力非凡的伊朗宗教学者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建立了一个独特的什叶派政党——“被剥夺者运动”（Harakat al-Mahrumin），并开始与左派政党竞争，获得黎巴嫩什叶派的支持。1975年内战爆发后，“被剥夺者运动”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阿迈勒”。

黎巴嫩内战初期，阿迈勒站在以卡迈勒·琼布拉特为首、由左翼穆斯林政党构成的“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一边。但穆萨·萨德尔很快失去了对琼布拉特领导斗争的幻想，他指责这名德鲁兹领导人把什叶派当炮灰。用萨德尔自己的话说，就是“与基督徒战斗到最后一名什叶派牺牲”。18阿迈勒和巴勒斯坦运动之间也关系紧张，1969年以来，后者一直把黎巴嫩南部作为抗击以色列的基地。巴勒斯坦人从黎巴嫩南部发动的行动招致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什叶派社群深受其害。不仅如此，巴勒斯坦人对黎巴嫩南部的控制也让什叶派怨恨不已。

到1976年，阿迈勒已经与琼布拉特的联盟和巴勒斯坦运动分道扬镳，转而同叙利亚合作。阿迈勒的追随者认为叙利亚是对抗巴勒斯坦在黎巴嫩南部势力的唯一力量。这开启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什叶派之间的持久联盟，一直延续至今。

1979年伊朗革命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黎巴嫩的什叶派政治。数个世纪的宗教和文化纽带将黎巴嫩什叶派与伊朗维系在一起。穆萨·萨德尔本人是具有黎巴嫩血统的伊朗人，他推动的政治激进主义非常符合伊朗伊斯兰革命者的思想。

可惜萨德尔没能活着见证伊朗革命。1978年，他在去往利比亚的一次旅行中失踪，普遍认为他在那里被谋杀。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还在努力接受他们的领袖失踪这一事实之际，伊朗革命在1979年爆发了，这赋予了他们一批新的领袖，让他们得以在关键时刻团结起来。贝鲁特南部贫民窟里和巴阿勒贝克罗马遗址上的穆萨·萨德尔画像边挂上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画像。伊朗人竭尽所能激发黎巴嫩什叶派的热情，这是他们早期输出革命的一部分，旨在扩大他们在传统什叶派阿拉伯文化中心——伊拉克南部、沙特东部、巴林和黎巴嫩的影响力。借助这一网络，伊朗可以向其对手和敌人施压，特别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拉克。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迅速恶化。伊朗新政府不信任美国政府，因为后者在过去支持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ed Reza Pahlevi）。1979年11月4日，当美国政府允许被废黜的伊朗国王到美国接受治疗时（他患了癌症并已病入膏肓），一群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劫持了52名美国外交官作为人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冻结了伊朗的资产，对伊朗共和国实施了经济和政治制裁，甚至一度试图通过军事救援行动来缓解人质危机，但没有成功。美国外交官被囚禁了444天，而美国政府无能为力，备受羞辱。伊朗处心积虑打击吉米·卡特，后者的连任竞选也因人质危机而受挫。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后，美国外交官们才被释放。这一姿态并没有使里根政府对伊朗政府产生好感，人质危机所造成的损害从那以后就一直困扰着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伊朗新政权谴责美国是大撒旦，是全体穆斯林的敌人。里根及之后的美国政府给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贴上了“流氓国家”的标签，并想方设法孤立伊朗、推翻伊朗政府。

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加剧了伊朗和美国间的敌对关系，给黎巴嫩带来了可怕的后果。1978年以来，伊拉克一直由萨达姆·侯赛因统治。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入侵了它的北方邻国。侯赛因试图利用革命期间伊朗内部的政治动荡和人质危机期间伊朗所遭遇的国际孤立，夺取伊朗领土上的争议水道和优质油田。两伊战争是迄今为止现代中东历史上最暴力的冲突，战争持续了8年（1980—1988），使用了战壕战、毒气和化学武器、空中投弹与火箭炮袭击城市中心等让人联想起世界大战的作战手段，造成大约50万至100万人丧生。

伊朗人花了两年时间才把伊拉克人赶出他们的国土，并转而发动进攻。随着战事向对伊朗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公开支持伊拉克，尽管后者与苏联关系密切。从1982年开始，里根政府开始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供武器、情报和经济援助，支持后者对伊朗的战争。这加剧了伊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人利用一切机会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黎巴嫩很快成为伊美对抗的舞台。

伊朗在黎巴嫩有两个盟友——什叶派和叙利亚。伊朗和叙利亚联盟，这从很多方面看都有悖常理。叙利亚是公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世俗国家，且正与本国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进行暴力斗争，因此不太可能是这个非阿拉伯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盟友。把两国维系在一起的是现实利益，主要是两国都怀有对伊拉克、以色列和美国的敌意。

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两国都实行一党制，执政党分别是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复兴党的两个敌对支派。因此，复兴党实际上破坏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统一行动和共同目标。这两个复兴党国家之间的敌意如此之深，以至于叙利亚在两伊战争期间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分道扬镳，站到伊朗一边。作为回报，伊朗向叙利亚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并在叙以冲突时提供增援。叙利亚和伊朗的联盟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将叙利亚、伊朗与黎巴嫩的什叶派联系在一起。1982年夏，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成为激活这一将对地区未来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三角关系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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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把黎巴嫩的冲突带入了新阶段，暴力和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入侵黎巴嫩后，以色列开始作为黎巴嫩冲突的直接参与者卷入教派政治。以色列人将在黎巴嫩逗留超过18年，给两国带来持久的后续影响。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是由一次在英国领土进行的袭击引发的。1982年6月3日，激进团体艾布·尼达勒，即1978年杀害巴解组织驻伦敦外交官赛义德·哈马米的团体，企图在伦敦一家酒店外暗杀以色列大使史罗莫·阿尔果夫（Shlomo Argov）。尽管艾布·尼达勒是一个以暴力对抗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叛变团体，且巴解组织已经与以色列停火一年，但以色列政府仍然以这次暗杀企图为理由，对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发动了战争。

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好战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巴解组织和叙利亚赶出黎巴嫩来重塑中东。贝京认为，黎巴嫩的基督徒是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天然盟友。自1977年上台以来，他领导的利库德政府与右翼的马龙派政党建立了日益公开的联盟（可以预想这会给叙利亚和马龙派的关系带来多么不利的影响）。19长枪党的民兵被送到以色列受训，以色列人向基督徒战士们提供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武器、弹药和制服。

贝京相信，如果巴解组织和叙利亚都被赶出黎巴嫩，以色列就能与黎巴嫩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是长枪党创始人皮埃尔·杰马耶勒之子，他将成为黎巴嫩总统。继同埃及缔结和约后，以色列若再与黎巴嫩媾和，将会孤立叙利亚，从而可以自由地吞并在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领土。利库德政府一直用圣经名称朱迪亚和撒马利亚指称西岸，出于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决心将西岸并入现代以色列国。然而，以色列政府只想要西岸的土地，而不想吸纳西岸的阿拉伯人。沙龙的解决办法是把巴勒斯坦人赶出西岸，鼓励他们推翻侯赛因国王、接管约旦来实现他们的民族愿望，当时巴勒斯坦人已占约旦人口的60%。这体现了沙龙自己津津乐道的“约旦方案”。20

事后看来，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只有通过军事手段和对人生命的漠视才能实现。第一步是摧毁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势力，利库德政府以伦敦未遂的暗杀为由，发动战争。暗杀后第二天，即1982年6月4日，以色列战机和海军舰艇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西部展开猛烈的轰炸。6月6日，以色列地面部队执行“加利利和平行动”，横扫黎巴嫩边境。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在接下来的10周里，以色列的入侵造成超过1.7万名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死亡，3万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以色列人将全部军事力量投到黎巴嫩。黎巴嫩城镇和城市遭到空中与海上的轰炸，以色列军队迅速穿过黎巴嫩南部去围攻贝鲁特，巴解组织总部正设在贝鲁特南郊的法哈尼。身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的冲突中，贝鲁特的居民成为无助的受害者。以色列人把巴解组织领导层作为重点目标，希望通过杀害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高级别副手来摧毁该运动。为了避免暗杀，阿拉法特被迫每天更换住所。他藏身的建筑物，一旦有消息流出，很快就成为以色列轰炸机的目标。

1974年，阿拉法特在联大演讲时的助手丽娜·塔巴拉同她的家人一起生活在贝鲁特西部的穆斯林区，他们在黎巴嫩内战的第一阶段幸存下来。但她的婚姻没能持续，于是她恢复了娘家姓，做回了丽娜·米格达迪（Lina Mikdadi）。1982年贝鲁特被围攻期间，米格达迪生活在贝鲁特西部，她亲眼看到了阿拉法特几分钟前刚离开的公寓大楼被夷为平地。“我注意到公园背后的地方，那里曾有一栋大楼……我跑过去，发现八层高的大楼消失了，人们近乎疯狂地四散奔逃，女人们嘶喊着她们孩子的名字。”21根据米格达迪的说法，摧毁这栋阿拉法特避过难的大楼，造成了250名平民死亡。阿拉法特手下的一位指挥官说，这次袭击让阿拉法特悲痛欲绝。阿拉法特质问：“这些被埋在废墟下的孩子犯了什么罪？他们的全部罪过，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我曾经去过几次的大楼内。”此后，阿拉法特睡在他的车里，远离住宅区。22

围攻持续了10周，满是无法形容的暴力。幸存者称，一天内有数百次袭击。没有避风港，也没有避难所。伤亡人数迅速上升至数万人，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结束对贝鲁特的围攻。1982年8月，暴力达到顶峰。8月12日，以色列人连续进行了11个小时的空袭，向贝鲁特西部投掷了数千吨炮弹。估计有800所房屋被毁，500人伤亡。在华盛顿，罗纳德·里根总统致电以色列总理贝京，说服他停止战斗。米格达迪诘问道：“里根总统，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呢？”23

贝京在美国的压力下让步了，里根政府促成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一项复杂的停火协议。巴解组织的战斗人员将从海上撤出贝鲁特，以军撤出后的阵地，将部署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军人组成的多国部队。

撤军计划的第一阶段进行得非常顺利。8月21日，法国军队抵达并控制贝鲁特国际机场。第二天，巴解组织的第一批部队开始从贝鲁特海港撤出。人们对即将离开的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极为关切。许多黎巴嫩人越来越敌视巴勒斯坦运动，指责巴解组织是内战的始作俑者，是他们挑起了1978年和1982年以色列的入侵。然而，当拥有一半巴勒斯坦血统的丽娜·米格达迪来到集合点，向巴勒斯坦男人们告别时，她发现许多贝鲁特西部的市民也来送行。“妇女们从没有玻璃的窗户里探出头来抛洒大米，站在半毁的阳台上挥手。看着卡车经过，她们中许多人哭了。巴勒斯坦人已经在市体育场向他们的孩子、妻子和父母告别了。”24

离去的巴勒斯坦战士将分散到也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苏丹和突尼斯这些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在突尼斯建立了新总部。巴解组织被逐出贝鲁特标志着一支完整的、成体系的战斗部队瓦解。8月30日，亚西尔·阿拉法特最后一个离开，他的离去意味着对贝鲁特的围攻实际上已经结束。整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原计划驻留30天的多国部队认为任务已经完成，提前10天撤离了。最后一支法国特遣队于9月13日离开黎巴嫩。

撤退的巴勒斯坦战士留下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这些留下的巴勒斯坦平民全都手无寸铁。多国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这些巴勒斯坦战斗人员家属的安全，由于生活在一个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国家，他们极易受到攻击。多国部队撤走后，没有人能够保护巴勒斯坦难民营免遭各路敌对势力的攻击。

在巴解组织撤出黎巴嫩的同时，黎巴嫩议会定于8月23日举行会议，选举新总统。由于内战，自1972年以来没有举行过议会选举。议员死亡导致议员从99人减少到92人，其中只有45人实际在黎巴嫩。只有一位候选人宣布有意竞选总统：以色列盟友、来自马龙派长枪党的巴希尔·杰马耶勒。黎巴嫩引以为豪的民主被削弱至此。然而，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的务实的黎巴嫩人来说，杰马耶勒是一个公认的候选人。他与以色列和西方的关系可能会为黎巴嫩赢得些许迫切需要的和平。当杰马耶勒确认当选时，全国各地的黎巴嫩人都发自内心地欢欣鼓舞。

事实证明，巴希尔·杰马耶勒的总统任期很短暂，黎巴嫩的和平也是如此。9月14日，一枚炸弹摧毁了位于贝鲁特东部的长枪党总部，杰马耶勒遇害。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巴勒斯坦人；事实上，年轻的马龙派教徒、亲大马士革的叙利亚社会主义民族党党员哈比卜·沙尔图尼（Habib Shartouni）两天后被捕并认罪，谴责杰马耶勒是与以色列打交道的叛徒。然而，7年的内战，让长枪党民兵对巴勒斯坦人怀有深深的仇恨，他们决定去巴勒斯坦难民营为遭到暗杀的领袖复仇。

如果美、法、意多国部队能够完整履行30天的使命，他们也许能够为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必要的保护。相反，保护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是以色列军队，他们在杰马耶勒死讯宣布后立即重新占领贝鲁特。9月16日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和参谋长拉斐尔·埃坦（Raphael Eitan）授权长枪党民兵进驻巴勒斯坦难民营。随之而来的是对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屠杀。

虽然这场在萨布拉和沙蒂拉进行的屠杀是马龙派民兵执行的，但把守该地区所有入口的以色列部队为他们进入难民营大开绿灯。以色列人非常了解他们的马龙派盟友，十分清楚他们将对巴勒斯坦人构成什么样的危险。即使不确定马龙派的真实动机，但当以色列军官监听到长枪党人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后的无线电交流后，一切犹疑都消散了。一名以色列中尉听到了一名长枪党民兵和马龙派指挥官埃利·霍贝卡（Elie Hobeika）的对话。1976年1月，在巴勒斯坦人围攻基督徒要塞达穆尔时，霍贝卡失去了他的未婚妻和许多家人，他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众所周知。民兵用阿拉伯语向霍贝卡报告说，他发现了50名妇女和儿童，请示该如何处置。以色列中尉回忆说，霍贝卡在无线电里的回答是：“这是你最后一次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完全知道该怎么做。”话音刚落，无线电里就传来长枪党民兵们爆发出的刺耳笑声。这位以色列中尉证实，他“明白这些妇女和儿童将被杀害”。25因包庇马龙派对萨布拉和沙蒂拉的巴勒斯坦人犯下的谋杀罪行，以色列武装部队，特别是阿里埃勒·沙龙，蒙上了污点。

36小时内，在萨布拉和沙蒂拉的难民营里，长枪党人有计划地杀害了数百名巴勒斯坦人。马龙派民兵穿行于营地里恶臭的小巷，杀害他们发现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28岁的贾迈勒是阿拉法特法塔赫运动的成员，巴解组织撤离后他一直留在贝鲁特，是屠杀的目击者。“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营地上空开始出现照明弹……也有飞机投下曳光弹。暗夜如白昼。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怖极了。我看到人们惊慌失措地跑向小小的沙蒂拉清真寺。他们在那里避难，它不仅是圣所，更是坚固的钢结构建筑。清真寺里有26名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些人受了重伤。”他们很可能是被霍贝卡在无线电里定下灾难命运的难民。

杀戮进行期间，长枪党人开始用推土机夷平难民营，并不时杀害躲在营地里的人。贾迈勒说：“每一个他们找到的人，都被杀害了，但更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杀人的方式。”老人被砍倒，年轻人被强奸并杀害，家人被迫目睹他们的挚爱被杀。以色列人估计此次屠杀有800人死亡，但巴勒斯坦红十字会报告说，有2000多人遇害。贾迈勒总结道：“他们一定是疯了，只有疯子才会做那样的事情。”谈论这次事件时，他带着些许超然的中立，把屠杀看作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他说：“他们对我们所行之事，其心理动机很清楚。我们像动物一样被困在那个营地里，我们这个样子是他们一直试图向世界展示的，也是他们想让我们自己接受的。”26

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的大屠杀招致全世界的广泛谴责，尤其是在以色列。那年夏天，以色列内部反对黎巴嫩战争的声音越来越大。9月25日，占总人口10%的约30万以色列人，聚集在特拉维夫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以色列在这起暴行中扮演的角色。作为回应，利库德政府被迫成立了一个官方调查委员会——卡汉委员会。1983年，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最有权势的官员——总理贝京、外交部部长伊扎克·沙米尔和参谋长埃坦将军对大屠杀负责。委员会还要求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辞职。

更为直接的反应是，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促使多国部队返回黎巴嫩，美国也再次介入来解决黎巴嫩危机。9月2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法国伞兵和意大利士兵返回贝鲁特，这对于他们所承诺的保障被驱逐的巴解组织战士家属的安全来说，为时已晚。

上一次，多国部队被派去送走巴勒斯坦战士;这一次，他们被派去充当以色列从贝鲁特撤军后的缓冲。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不愿在与黎巴嫩缔结政治协定之前撤军。但首先，必须选举一位黎巴嫩新总统。在原计划巴希尔·杰马耶勒的就职日——9月23日，黎巴嫩议会重新召开会议，选举他的哥哥艾敏·杰马耶勒（Amin Gemayel）任总统。虽然巴希尔曾与以色列人密切合作，但艾敏同大马士革的关系更好，没有表现出他弟弟那样与特拉维夫密切合作的热情。然而，由于他的国家近一半被以色列占领，新总统杰马耶勒别无选择，只能与贝京政府谈判。1982年12月28日，谈判开始，谈判地点在黎巴嫩以色列占领区的卡勒德和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城之间转换。接下来的5个月里，在美国官员的协助下，双方进行了35轮紧张的谈判。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花了10天时间进行穿梭外交，终于促成双方于1983年5月17日达成协议。

在阿拉伯世界，“5·17协议”被谴责为是对正义的嘲弄，在这一协议中，超级大国美国迫使弱小的黎巴嫩对入侵并破坏其国家的盟友以色列予以奖励。尽管该协议并不是以色列人最初希望的全面和平条约，但协议所体现的同以色列占领者的关系正常化依然超过了大多数黎巴嫩人所能接受的程度。协议结束了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要求黎巴嫩政府确保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安全，确保这个犹太国家免受各路敌人侵扰，这将黎巴嫩政府推向了一个艰难境地。黎巴嫩将在南部部署军队，以建立一个涵盖约占三分之一黎巴嫩领土的“安全区”，从赛达向南延伸至以色列边境。黎巴嫩政府还同意将南黎巴嫩军队纳入黎巴嫩军队。南黎巴嫩军队是以色列资助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因同入侵者勾结而声名狼藉。用一位什叶派官员的话说，这是一项“在以色列刺刀下”达成的“羞辱性协议”。27

叙利亚政府对“5·17协议”的条款尤为愤慨，该协议只会孤立叙利亚，改变地区的力量平衡，使之向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故意绕过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因为美国知道，他会阻碍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谈判。“5·17协议”没有给叙利亚人任何特权，协议第六条要求叙利亚部队全部撤出黎巴嫩，并将之作为以色列撤军的先决条件。自首次介入黎巴嫩内战起6年内，叙利亚已在黎巴嫩投入太多的政治资本，让黎巴嫩在美国的支持下进入以色列的势力范围是叙利亚不可接受的。

叙利亚迅速动员其在黎巴嫩的盟友拒绝“5·17协议”。反对势力开始炮击贝鲁特的基督教区，战事重启，杰马耶勒政府的软弱显露无遗。反对势力还向多国部队中的美军开火，后者所扮演的中立维和人员的角色因美国的地区政策而受到致命损害。美军还击的主要形式是美国军舰的猛烈炮火，就这样，他们从黎巴嫩冲突的局外调停人转变成深陷其中的参与者。

美国虽然是个超级大国，但在黎巴嫩却处于劣势。美国的当地盟友——被孤立的艾敏·杰马耶勒政府和以色列占领军，较之他们的敌人——苏联支持的叙利亚、伊朗和什叶派伊斯兰抵抗运动，更为脆弱。和以色列人一样，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使用压倒性的武力在黎巴嫩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在黎巴嫩的军事部署如何使这个超级大国暴露在它众多的区域敌人面前而易受攻击。

以色列的入侵，相较于那些年的其他冲突，有一突出特征，那就是它将伊斯兰主义运动带入了黎巴嫩。在埃及和叙利亚，伊斯兰主义政党因其反政府、反社会的行径受到孤立和谴责。然而，黎巴嫩冲突给伊斯兰主义运动带来了外部敌人。无论是谁，只要能将痛苦和羞辱施于美国与以色列，都将在黎巴嫩和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中获得大规模的支持。这为一个新的什叶派伊斯兰运动——一个自称为真主党的民兵组织的出现创造了完美的条件，这个运动将发展成以色列和美国的祸患。

真主党诞生于伊朗革命卫队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贝卡谷地中部城市巴勒贝克设立的训练营。数百名黎巴嫩什叶派青年涌向巴勒贝克接受宗教和政治教育以及高级军事训练。他们开始认同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开始憎恨伊朗的敌人，视其为自己的敌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主党的创立既归功于伊朗，也归功于以色列。1982年6月，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并不特别敌视以色列。1969年以来，巴解组织抗击以色列的行动给南部居民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因此，1982年，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乐见巴解组织战士被赶走，对入侵的以色列部队，他们一开始也视作解放者。真主党二号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Naim Qassem）回忆说：“黎巴嫩南部的居民对巴勒斯坦人怀有敌意，他们对此的回应，就是用欢呼和撒米来欢迎［以色列］入侵者。”28

然而，贝鲁特被围困、惨重的伤亡以及以色列占领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傲慢行径，激起了什叶派对以色列的反感。伊朗的宣传更是加深了这新生的敌意，滋长了对以色列、美国和两国在黎巴嫩的共同谋划——“5·17协议”的愤怒情绪。

真主党从一开始就以勇于践行信念著称。其成员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相信伊斯兰教的要旨，并愿意为在人世践行真主的意志做出任何牺牲。他们的榜样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孙伊玛目侯赛因。公元680年，侯赛因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卡尔巴拉与伍麦叶王朝统治者交战，对什叶派穆斯林来说，这依然是为反抗暴政而殉难的终极典范。伊玛目侯赛因的范例在真主党内部形成了一种殉难文化，成为对付敌人的致命武器。真主党大量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让许多分析人士试图将声称对美军和法军营地自杀式爆炸事件负责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与1982—1985年形成的萌芽阶段的真主党运动联系起来。不过，真主党自己一直否认参与了这些袭击。

反以和反美斗争只是实现更大目标的手段。真主党的最终目标是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然而，该党始终不愿意违背多元的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强加这样一个政府。真主党的领导人们在1985年2月宣布建党的公开信中宣称：“我们不希望伊斯兰教像政治马龙主义现在所做的那样，靠武力统治黎巴嫩。但我们强调，我们相信伊斯兰教是一种信仰、制度、思想和统治模式，我们敦促所有人承认它，诉诸它的法律。”29就像埃及和叙利亚的穆兄会一样，真主党希望用真主的法取代人类的法。真主党领导人们深信，一旦伊斯兰的统治制度证明比世俗民族主义优越，绝大多数黎巴嫩人民，甚至是数量庞大的基督徒社群，都会愿意选择更为公正的真主之法。真主党领导层认为，没有什么比战胜以色列和美国更能证明伊斯兰统治的优越性了。年轻的什叶派男子愿意像他们的榜样伊玛目侯赛因那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这一目标。

1982年11月，真主党的前身伊斯兰抵抗组织在黎巴嫩组织了什叶派第一次自杀式爆炸。一名叫艾哈迈德·卡西尔（Ahmad Qasir）的年轻人发动了第一次“殉难行动”，他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撞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以军总部，造成75名以色列人死亡，多人受伤。记者罗伯特·菲斯克前往提尔调查爆炸事件。他对从这栋八层大楼的废墟中拖拽出的以色列伤亡者的人数感到震惊，但他最难以接受的是炸弹袭击的方式：“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个想法似乎难以想象。”30以军总部爆炸后发生的一系列袭击证实，自杀式爆炸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敌人的武器库中一种危险的新武器：1983年4月美国大使馆爆炸，1983年10月对美国和法国兵营的袭击，以及1983年11月对提尔以军总部的第二次袭击，这次又有60名以色列人遇难。

以色列情报部门很快就认识到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威胁，并立即反击，对什叶派宗教人士展开定点暗杀。但暗杀非但没有压制什叶派的抵抗，反而使暴力升级。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到1984年，［什叶派］袭击的频次如此之高，以至于每三天就有一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遇害。”31在那一年，什叶派民兵也采取了多种策略，开始绑架西方人，企图把外国人赶出黎巴嫩。到1985年真主党出现时，他们的敌人已经在撤退了。

什叶派起义对以色列的第一次胜利是破坏“5·17协议”。被围困的艾敏·杰马耶勒政府没能执行该协议的任何条款，签署后一年，黎巴嫩部长会议废除了这份同以色列的协议。伊斯兰抵抗组织的下一个胜利是将美国和欧洲军队赶出黎巴嫩。随着美军在黎巴嫩伤亡人数的增加，里根总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撤军压力。1984年2月，意大利和美国军队撤离黎巴嫩，最后一批法国士兵也在3月底撤离。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在黎巴嫩也越来越站不住脚，1985年1月，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内阁同意从黎巴嫩南部各中心城市撤到他们称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地方，这是沿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的狭长地带，纵深5—25千米（3—15英里）。

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最为持久的遗产。建立安全区的目的是形成一个缓冲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免受攻击。但恰恰相反，安全区为真主党和其他黎巴嫩民兵组织提供了一个射击场，用来继续打击以色列占领者。在接下来的15年里，真主党获得了来自黎巴嫩所有教派的支持。即便未必支持他们建立一个伊斯兰国，也至少支持他们的民族抵抗运动，抗击那让人深恶痛绝的占领。

对以色列来说，1982年入侵的最终结果是换来了一个比巴解组织这个敌人更为坚定的对手。与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战士不同，真主党和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

从冷战的角度来看，黎巴嫩冲突是美国在与苏联对抗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败。然而，苏联人也没有资格庆祝。他们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叛乱，吸引了越来越多虔诚的穆斯林加入阿富汗“圣战者”的行列，通过战斗来驱逐“不信神的共产主义者”。如果说黎巴嫩是什叶派的“圣战”学校，那么阿富汗则是新一代逊尼派穆斯林武装分子的训练场。

*

1983年，24岁的阿尔及利亚人阿卜杜拉·阿纳斯（Abdullah Anas）从他的家乡本巴迪斯村乘公共汽车前往市集城镇西迪贝勒阿巴斯，那里有一个报摊，可让他了解世界大事。32阿纳斯是阿尔及利亚西部伊斯兰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持续关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

阿纳斯记得，那天他买了一本科威特杂志，其中有一则宗教学者们联署的法特瓦（伊斯兰学者的法律意见）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则法特瓦宣称，支持阿富汗的“圣战”是所有穆斯林的个人责任。阿纳斯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来细细读了这则法特瓦。那一长串联署名单让他印象深刻，他们都是著名的宗教人士，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的主要穆夫提们。有一个名字特别突出：谢赫阿卜杜拉·阿扎姆（Shaykh Abdullah ʻAzzam），他的作品和布道录音带在伊斯兰主义者的圈子内流传甚广。

1941年，阿卜杜拉·阿扎姆出生于巴勒斯坦杰宁附近农村一个保守的宗教家庭。20世纪50年代中期，尚值青春期的阿扎姆就加入了穆兄会。33完成高中学业后，他赴大马士革大学学习伊斯兰法。1967年6月战争后的一年半内，阿扎姆在约旦河西岸反抗以色列的占领，他称之为“巴勒斯坦圣战”。随后他前往开罗，在爱资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埃及期间，他结识了穆罕默德·库特卜（Muhammad Qutb）和艾米娜·库特卜（Amina Qutb），他们是1966年被纳赛尔政府处决的赛义德·库特卜的弟弟和妹妹。阿扎姆深受库特卜著作的影响。

阿扎姆凭借自己的学术资历，加入了位于安曼的约旦大学的伊斯兰研究系，在那里执教7年，直到他的煽动性出版物和布道让他与约旦当局发生冲突。1980年，他离开约旦前往沙特，在吉达的阿卜杜·阿齐兹国王大学任教。

就在阿扎姆迁去吉达之前，苏联入侵了阿富汗。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府及其苏联盟友表现出对伊斯兰的敌意，阿富汗人正“在真主的道路上”战斗。阿扎姆全力支持后者的事业，相信在阿富汗的胜利将重振伊斯兰的“圣战”精神。

正如他后来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阿扎姆认为，在阿富汗取得胜利能发动穆斯林在其他冲突地区采取行动。他是巴勒斯坦人，他认为阿富汗是未来抗击以色列的训练场。他写道：

别以为我们忘记了巴勒斯坦，解放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宗教信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于我们的血液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巴勒斯坦。但我确信，在阿富汗的工作，无论会带来多大的牺牲，都将重振“圣战”精神和对真主的忠诚。边界、制约与牢狱让我们无法在巴勒斯坦发动“圣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圣战”，也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了祖国。无论我们处于何处，我们都必须竭尽所能，准备“圣战”。34

阿扎姆关于“圣战”和牺牲的理念通过他的著作与他激情四溢的布道录音广泛传播。他唤起了世界各地穆斯林男子的“圣战”精神，甚至传到了如阿尔及利亚市集城镇西迪贝勒阿巴斯那样的偏远角落。

越读阿扎姆签署的法特瓦文本并权衡其论点，阿纳斯就越相信，阿富汗人反对苏联占领的斗争是所有穆斯林的责任。法特瓦中强调：“若一处穆斯林领土遇袭，‘圣战’乃居于其间与相邻地区者之个人责任。若其人数不众或缄默不为，则该责任由临近地区之人担负，如此延扩，至世界各处。”35鉴于阿富汗局势的严重性，阿纳斯认为，“圣战”的责任已经落到了身处阿尔及利亚农村的他本人身上。这种想法非同寻常，因为正如阿纳斯承认的那样，他当时对阿富汗一无所知，甚至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它。

阿纳斯很快就会了解到，阿富汗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悲惨的现代历史的国家。阿富汗的人口由7个主要族群构成，其中最大的是普什图人（约占总人口的40%）和塔吉克人（30%）；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什叶派大多是少数族裔；官方语言有两种（波斯语和普什图语）。这个国家的多样性是它所处地理位置的反映，西边是伊朗，南边和东边是巴基斯坦，北边是中国和（当时属于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如此的多样性与地理位置难以给内陆国阿富汗带来多少稳定。1973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饱受政治动乱和战争的蹂躏。

苏联与阿富汗的战争源自1973年的军事政变，其间国王查希尔沙（Zahir Shah）的君主制被推翻，左倾政府掌权。1978年4月，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汗（Mohammed Daoud Khan）的共和政权又被一场暴力的共产主义政变推翻。共产主义者宣布建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个与苏联结盟的一党制国家，决心推行快速的社会和经济改革。阿富汗新政府公然敌视伊斯兰教，宣扬国家无神论，这在大多数具有宗教信仰的阿富汗民众间激起了广泛反对。

在苏联的支持下，共产主义政权对所有反对势力实行集权统治，逮捕并处决了数千名政治犯。然而，执政的共产主义者自己却经历派系分裂，忙于内斗。在一连串的暗杀之后，苏联在1979年平安夜干预阿富汗，派出了一支2.5万人的入侵部队，以确保首都喀布尔的安全，并立其阿富汗盟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为总统。

苏联入侵阿富汗激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干预，迫使苏联撤出。阿富汗抵抗运动得依靠自身力量击退红军，伊斯兰主义派别领导了这场战斗。他们得到了来自美国的大量秘密援助。美国严格地从冷战的角度看待这场冲突，将反共的伊斯兰主义战士视为他们打击苏联的天然盟友。美国经由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军事物资和先进的手射防空导弹。在卡特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了大约2亿美元的援助。罗纳德·里根进一步加大了支持力度，仅在1985年就提供了2.5亿美元的援助。36

巴基斯坦政府充当了美国人和阿富汗抵抗运动之间的中间人，并为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游击队）提供情报和训练设施。伊斯兰世界给予了大量财政援助，并从1983年开始招募志愿者参加阿富汗“圣战”。

在阿卜杜拉·阿扎姆领头发出招募阿拉伯志愿者赴阿富汗作战的号召时，阿卜杜拉·阿纳斯是最先回应的人之一。1983年，两人在麦加朝圣时偶然相遇。在数百万聚集在一起参加朝圣仪式的人中，阿纳斯认出了阿卜杜拉·阿扎姆独特的面孔，后者有着长长的胡须和宽大的面庞。阿纳斯走上前去介绍自己。

阿纳斯说：“我读了你和一群宗教人士发布的有关在阿富汗履行‘圣战’责任的法特瓦，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我不知道如何去阿富汗。”

阿扎姆回答道：“这很简单。这是我在伊斯兰堡的电话号码，我将在朝觐结束后返回巴基斯坦。你到了那里之后，打电话给我，我会带你去找白沙瓦的阿富汗同事。”37

不到两周，阿纳斯就登上了飞往伊斯兰堡的飞机。这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从未离开过阿拉伯世界，他在巴基斯坦迷路了。他直奔公用电话，阿扎姆接听了，并请他过去吃晚饭，他松了一口气。他后来回忆道：“他用一种人性的温暖来迎接我，这种温暖触动了我。”阿扎姆欢迎阿纳斯来到他的家中，并把他介绍给参加晚餐的其他客人。“他的房子里挤满了他在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指导的学生。他让我和他待在一起，直到他去白沙瓦，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去白沙瓦，我没法见到阿富汗的同事。”

阿纳斯在阿扎姆的家做客3天。两人间的深厚友谊和政治伙伴关系就此开始，并在阿纳斯娶了阿扎姆的女儿后达到圆满。在阿扎姆的家中，阿纳斯见到了第一批响应阿扎姆号召参加阿富汗“圣战”的阿拉伯男子。1983年阿纳斯抵达时，参加阿富汗“圣战”的阿拉伯志愿者不过十几人。在他们出发前去白沙瓦之前，阿扎姆把阿纳斯介绍给了另一位阿拉伯志愿者。

阿扎姆介绍道：“我给你介绍乌萨马·本·拉登兄弟，他是一个热爱阿富汗‘圣战’的沙特青年。”

阿纳斯回忆道：“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话不多。谢赫阿卜杜拉解释说，乌萨马经常来伊斯兰堡拜访他。”阿纳斯并没有深入了解本·拉登，因为他们在阿富汗的不同地区活动，但他从未忘记他们的初次相见。38

在巴基斯坦，阿纳斯和另外两位阿拉伯志愿者一起被送入训练营。他在阿尔及利亚服过兵役，已经能熟练使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两个月后，志愿者第一次有机会进入阿富汗。

在他们离开巴基斯坦的营地加入阿富汗“圣战者”行列之前，阿扎姆向他的阿拉伯门徒们解释说，阿富汗的抵抗运动分为7个派别，其中最大的是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以普什图人为主的伊斯兰党和塔吉克人布尔汉努丁·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阿扎姆警告阿拉伯志愿者避免在阿富汗的派系斗争中站队，并将自己视为“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客人”。

然而，阿拉伯志愿者在阿富汗不同省份服务，接受特定党派的指挥，不可避免地效忠于他们所服务的人。阿纳斯自愿在北部的马扎里沙里夫省服务，受拉巴尼的伊斯兰促进会的成员指挥。这一小股阿拉伯志愿者加入了300人的武装队伍，同他们的阿富汗指挥官一起在严冬出发，步行穿越苏联控制的地盘。这段危险的旅程持续了40天。

到达马扎里沙里夫后，阿纳斯对他参与阿富汗“圣战”的初次经历感到沮丧。马扎里当地的指挥官刚刚在一次针对苏联人的自杀式行动中丧生，他的3个下属正在争夺对这个战略要镇抵抗力量的控制权。阿纳斯认识到，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在提到自己以及与他一同踏上这段征途的另两个阿拉伯人时写道：“我们是年轻人，没有消息，没有培训，也没有钱。我意识到参加‘圣战’需要做好比我们已经做好的更高程度［的准备］。”

抵达马扎尔后不到一个月，阿纳斯就决定远离这个“爆炸性的局势”，尽快返回白沙瓦。他对阿富汗的第一印象是，阿富汗的问题太大，是一小批善意的志愿者所无法解决的。“伊斯兰世界势必将被动员起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阿富汗的问题比5个阿拉伯人、25个阿拉伯人或50个阿拉伯人要大得多。”他认为有必要向阿卜杜拉·阿扎姆汇报阿富汗境内的政治局势，“以便他能够向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陈述这一局势，并为解决阿富汗问题寻求更多的援助”。39

阿纳斯在阿富汗度过的几个月间，边境城镇白沙瓦发生了重大变化。阿拉伯志愿者数量大增，从阿纳斯初到时的十几人增加到1985年初的七八十人。阿卜杜拉·阿扎姆建立了一个接待机构，来迎接响应他的号召而纷至沓来的阿拉伯人。阿扎姆对阿纳斯解释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乌萨马·本·拉登和兄弟们一起建立了服务办公室。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组织阿拉伯人参加阿富汗‘圣战’。”40阿扎姆认为，服务办公室是一个独立的中心，阿拉伯志愿者可以在那里见面并接受训练，而不会被卷入阿富汗人的政治分歧之中。服务办公室有3个目标：提供援助、协助改革和推广伊斯兰教。该办公室开始在阿富汗境内和巴基斯坦不断扩大的阿富汗难民营中开办学校与机构。它向因冲突而成为孤儿和寡妇的人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它积极开展宣传，吸引新成员加入阿富汗“圣战”。

作为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服务办公室出版了一份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的刊物——《圣战》（al-Jihad）。《圣战》的字里行间满是英雄主义和牺牲的故事，旨在激励不同年龄的穆斯林。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在该刊物上撰写文章。因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伊斯兰主义活动而被纳赛尔监禁的宰奈卜·安萨里，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接受了《圣战》的专访。尽管已经70多岁了，安萨里一点都没有失去对伊斯兰主义事业的热情。她对采访者说：“我在监狱中度过的整个时光都比不上阿富汗‘圣战’战场上的一刻。我希望我能与阿富汗的女战士生活在一起。我请求真主赋予‘圣战者’以胜利，并宽恕我们［即国际伊斯兰社群］在为阿富汗伸张正义时的不足之处。”41安萨里将阿富汗“圣战”理想化为“回归先知门人的时代，愿和平降临在他身上，回归正统哈里发的时代”。

《圣战》加强了对阿富汗反苏斗争的英雄主义叙述，所刊登的关于各类奇迹的报道让人们联想起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其中有文章描述一群“圣战者”杀了700名苏联人，而己方只有7人殉难；有文章描述一名年轻人单枪匹马击落了5架苏联飞机；甚至还有文章描述来自天堂的鸟群搭起鸟幕，为“圣战者”抵御敌人的攻击。这本刊物试图向读者证明，神的干预确实存在——真主用绝境下的胜利来回报信仰。

然而，阿卜杜拉·阿纳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也亲身经历了阿富汗战争。在他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枯燥无味的叙述中，没有什么奇迹。1985年，他返回马扎里沙里夫，在那里，他在北部潘杰希尔谷地伊斯兰促进会武装的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马苏德手下效力。马苏德是一位天生的领袖，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游击队指挥官，就像切·格瓦拉那样。他经常带着他的部队撤退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兴都库什一带，在深山的洞穴里建立基地。在其中躲避数周的惩罚性轰炸后，又从瓦砾中冒出来，重创苏军。但他的手下也遭受了苦难。有一次，马苏德带着一支队伍从一个狭窄的山谷撤退，突然遭到苏军的火箭弹袭击。阿纳斯回忆道：“不到5分钟，我们就殉难了10多人，当时的场面难以想象。”42阿纳斯还描述了另一场战斗，其间马苏德率领300名士兵（包括15名阿拉伯志愿者）战胜了苏联人。双方交战整整一天一夜，马苏德手下有18人丧生（包括4个阿拉伯人），另有多人受伤。43

阿富汗“圣战者”和阿拉伯支持者进行了一场孤注一掷的反抗超级大国的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10年的占领使苏联在人员和物资上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少有1.5万名苏联红军士兵在阿富汗阵亡，5万人在战斗中受伤。阿富汗抵抗运动用美国提供的防空导弹击落了100多架飞机和300多架直升机。到1988年底，苏联人认识到，他们无法凭借一支10万人的入侵部队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阿富汗。克里姆林宫决定止损、撤军。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支苏联部队撤出阿富汗。然而，穆斯林武装对核超级大国的这一伟大胜利，最终却令那些在阿富汗作战的志愿者感到失望。

阿富汗抵抗运动战胜了苏联，但并没有实现最终的伊斯兰主义目标，即建立一个伊斯兰国。敌人苏联刚撤出阿富汗的疆界，阿富汗各派就在权斗中相互对抗，并很快演变为内战。尽管阿卜杜拉·阿扎姆尽了最大努力，但许多阿拉伯志愿者还是循着阿富汗的派系分野站队，支持他们各自熟悉的派别。其他人则选择离开阿富汗。对立军阀之间激烈的地盘争夺并不构成“圣战”，选择离去的人也不想与穆斯林同胞作战。

阿拉伯志愿者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的战争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事后，阿卜杜拉·阿纳斯称，阿拉伯人对阿富汗战争的贡献不过是“沧海一粟”。这群被称为“阿富汗阿拉伯人”的志愿者可能从未超过2000人，其中，阿纳斯称，“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进入了阿富汗并同‘圣战者’并肩作战”。其余的留在了白沙瓦，以“医生、司机、厨师、会计和工程师”的身份进行志愿服务。44

然而，阿富汗“圣战”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响应“圣战”号召的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一心要实现他们在阿富汗未能实现的理想的伊斯兰秩序。阿纳斯估计约有300名阿尔及利亚志愿者在阿富汗效力，其中许多人将返回家园，在一个新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以法语缩写FIS而为人所知）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他人则聚集在乌萨马·本·拉登周围，后者建立了一个组织，同阿卜杜拉·阿扎姆服务办公室竞争。本·拉登称他的新组织为“基地”，其阿拉伯语名称“al-Qaida”更为人所知。一些在潘杰希尔山谷与阿纳斯一起效力的阿拉伯人选择留在巴基斯坦，成为基地组织的创始成员。

那个激励阿拉伯阿富汗人的人，自己在巴基斯坦安息了。1989年11月24日，阿卜杜拉·阿扎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在走近白沙瓦的一座清真寺进行主麻日祈祷时被汽车炸弹炸死。关于谁有可能下令杀害阿卜杜拉·阿扎姆，有许多说法，但没有定论。可能是阿富汗的敌对派系，也可能是乌萨马·本·拉登的圈子，甚至还有可能是以色列人，他们认为阿扎姆是一个叫作“哈马斯”的新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

*

到1987年12月，加沙人民已在以色列占领下度过了20年。加沙地带是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带，长25英里，宽6英里，当时居住着大约62.5万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居民中四分之三是来自1948年被新生的以色列国征服的巴勒斯坦地区的难民，他们在1948—1967年期间遭受了极大的孤立。加沙人被埃及政府限制在这块孤零零的地块内，同敌对的以色列接壤，又切断了他们与所失去家园的联系。

以色列1967年的占领让加沙人重新有机会进入巴勒斯坦（历史意义上的地理名称）的其他地区，并与留在这片土地（隶属于以色列的城镇以及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其他巴勒斯坦人接触。1967年之后，加沙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繁荣。在占领下，加沙人能够在以色列找到工作，并相对容易地跨越边界来来去去。以色列人在加沙购物，以享受免税价。从许多方面来看，在以色列的统治下，加沙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然而，在占领下，没有人感到幸福，巴勒斯坦人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取得独立。当埃及1979年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时，由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解救巴勒斯坦人的希望破灭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将巴勒斯坦武装驱散到阿拉伯世界各地，由巴解组织来解放巴勒斯坦人的希望也破灭了。

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开始自己起来对抗占领。以色列政府记录了“非法行为”的升级：仅在约旦河西岸，“骚乱”从1977年的656次上升到1981年的1556次和1984年的2663次。45

被占领土内的抵抗引起了以色列的严厉报复：大规模逮捕、恐吓、酷刑和羞辱。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有自尊的民族，羞辱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用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阿扎姆·塔米米的话说，占领者视巴勒斯坦人为“不值得被尊重的次等人”，46这加剧了尊严和自尊的沦丧感。

更糟糕的是，巴勒斯坦人配合以色列的占领，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征服者的同谋。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并吸引以色列顾客到他们的商店购物，这些事实暗示他们也参与了占领。鉴于以色列人正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没收土地和建造定居点，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合作更像是通敌。正如巴勒斯坦学者和活动家萨利·努赛贝赫（Sari Nusseibeh）解释的那样：“用以色列的颜料来涂画我们反对占领的涂鸦，这样的矛盾令人难以忍受，以致（起义）爆发不可避免。”47

1987年12月，这种爆发终于发生了，导火索是加沙北部埃雷兹检查站附近的一起交通事故。12月8日，一辆以色列军用卡车撞上了运送巴勒斯坦工人从以色列回家的两辆面包车，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谣言传遍整个巴勒斯坦社区，称巴勒斯坦工人的死是蓄意谋害，这加剧了被占领土上的紧张局势。葬礼于第二天举行，随后，大规模示威爆发，以色列部队用实弹驱散示威者，打死多人。

12月9日的杀戮引发的骚乱像野火一样蔓延到整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迅速转变为一场反对以色列20年占领的民众起义。巴勒斯坦人称这场运动为“大起义”（Intifada），这是一个阿拉伯语单词，意思是“起义”和“拭去灰尘”，就好像巴勒斯坦人正通过直接对抗占领来清除几十年累积的羞辱。

大起义开始时是一系列同以色列当局的对抗，缺乏组织，不成章法。示威者摈弃使用武器，并宣布他们的运动是非暴力的，但他们投掷石块。以色列当局用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回应。到1987年12月底，以色列部队已经打死了22名示威者。以色列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暴力，反而更为频繁地引发新的抗议和对抗。

大起义由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一系列自发示威发展而来，在最初几周没有核心领导。根据萨利·努赛贝赫的回忆，这是一场草根运动，其中“每个示威者都做到了自以为的最佳，让那些更为出名的领导者在后面紧紧追赶”。48

两个地下组织形成，领导大起义的发展方向。在约旦河西岸，巴解组织各派的地方分支机构，包括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同共产主义者联合组建了一个地下领导层，自称为“民族联合指挥部”（United National Command, UNC）。在加沙，与穆兄会有关联的伊斯兰主义者创建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其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哈马斯”更为人所知。以色列的强力镇压使这些地下领导人无法在公开场合见面或行使其权力。相反，他们各自定期印发宣传品，哈马斯有自己的系列传单，民族联合指挥部也有单独的系列公报，印发这些宣传品是为了阐明各自的目标并指导公众行动。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的宣传品包括行动呼吁与新闻简报，反映了巴解组织这样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与正在兴起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之间为控制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民族运动而进行的日益激烈的斗争。

穆兄会是加沙地带组织最好的政治运动，也是第一个对民众起义做出反应的组织。其领导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Shaykh Ahmad Yassin）是一位50多岁的截瘫活动家。与许多当地的居民一样，亚辛在1948年以难民身份来到加沙。他十几岁时在一次工伤事故中瘫痪，但他继续接受教育，成为一名学校教师和宗教领袖。他于20世纪60年代加入穆兄会，成为赛义德·库特卜的狂热崇拜者。库特卜的著作经他转载与散发，在加沙地带广为传阅，流传之广，无以复加。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建立了一个名为伊斯兰中心的慈善组织，通过该组织，他资助加沙各地兴建清真寺、学校和诊所，搭建起传播伊斯兰价值观的网络。

1987年12月9日，起义爆发当晚，亚辛召集了兄弟会领导人开会协调行动。他们决定将加沙的穆兄会改造为抵抗运动。12月14日，哈马斯诞生，并发布了他们的第一份传单。

哈马斯的新颖之处在于用严格的伊斯兰主义理念表达了巴勒斯坦人的愿望。从第一份传单起，哈马斯就表明了一个决不妥协的立场，将对抗犹太国家与拒绝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哈马斯坚称：“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打倒犹太人，摧毁他们的梦想。”依循阿卜杜拉·阿扎姆关于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皆为“圣战”的观点，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主义者宣布，他们抵抗伊斯兰土地上的外国占领者，而不是像赛义德·库特卜所主张的那样，反抗专断的阿拉伯领导人。哈马斯在其1988年的章程中强调：“一旦有敌人占领某处穆斯林土地，‘圣战’就成为每个穆斯林的责任。在反抗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的斗争中，必须竖起‘圣战’的旗帜。”49

再看民族联合指挥部，他们尽管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巴勒斯坦政治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但也有一些新的东西。约旦河西岸本地的活动分子在未与阿拉法特和流亡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协商的情况下，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约旦河西岸，民族联合指挥部在哈马斯的第一份传单发布后不久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份公报。萨利·努赛贝赫回忆说，这份公报是由“两名当地的巴解组织积极分子”撰写的，他们在以色列当局大规模的镇压中被捕，“在公报投放街头时已经入狱了”。该公报呼吁举行为期3天的大罢工——完全停止被占领土的经济活动，并警告不要试图破坏罢工或与以色列人合作。

民族联合指挥部继续每隔几个星期发布通讯（仅在大起义的第一年就发布了31期），并开始在其中提出一系列要求：停止征敛土地和在被占领土上建以色列人的定居点，释放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军队撤出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这些传单鼓励人们悬挂巴勒斯坦国旗，这是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一直禁止的，并高呼“结束占领！”“自由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万岁！”民族联合指挥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50大起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独立运动。

大起义的爆发完全出乎身处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层的意料。巴解组织被所有巴勒斯坦人承认为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长期以来一直垄断着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现在，主动权已从突尼斯的“外部”领导层转移到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活动的“内部”的巴解组织活动分子。这一“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别让巴解组织领导层处于明显的劣势。一夜之间，阿拉法特和他的副手们看起来像是多余的，因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自己开始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努力。

1988年1月，阿拉法特采取行动，以将大起义置于巴解组织的管辖之下。他派遣了法塔赫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之一哈利勒·瓦齐尔（Khalil al-Wazir）——他以别名艾布·吉哈德（Abu Jihad）而更为人所知——去协调突尼斯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行动。1988年1月18日，民族联合指挥部发布的第三份传单是首次由突尼斯的法塔赫领导人批准的。在几个小时内，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共分发了10万多份。被占领土的居民欣然回应来自阿拉法特的政治机器的权威声音。萨利·努赛贝赫观察到：“这就像看着音乐家从指挥那里得到指示一样。”51此后，大起义将由阿拉法特和他的官员来运作。

以色列政府决心阻止巴解组织利用大起义以牺牲以色列的利益为代价来谋取政治利益。1988年4月16日，以色列刺客在艾布·吉哈德位于突尼斯的家中枪杀了他，这位巴解组织官员的任务被截停了。但是，既然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巴解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突尼斯就能够继续控制参加大起义的世俗主义力量。

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散发的传单中呼吁举行的罢工与示威继续有增无减。以色列当局曾预计这一运动将失去动力。可恰恰相反，它似乎越来越强大，对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控制构成了真正的挑战。大起义进入第三个月时，以色列当局采取了法外手段加以镇压。对于如何对待占领下的平民，早在《日内瓦公约》确立相关国际法标准之前，英国委任统治官员曾起草过《紧急条例》。参照这一条例，以色列军队采用了大规模逮捕、未经指控的拘留和拆毁房屋等集体惩罚措施。

全副武装的士兵用实弹向投掷石块的示威者开火，这个场面令国际舆论哗然，迫使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伊扎克·拉宾下令用“威慑、暴力和殴打”取代致命的火力。1988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播放了以色列士兵在纳布卢斯附近殴打巴勒斯坦青年的可怕画面，揭露出这一看似温和的政策的残暴之处。在一段尤为让人动容的片段中，一名士兵被拍到拽着一名囚犯的手臂，用一块大石头持续敲击以砸断他的骨头。52以色列总检察长力劝拉宾去警告他的士兵不要做这些违法行为，但以色列军队继续暴力殴打巴勒斯坦示威者。大起义的第一年，有3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殴打致死。53

面对以色列的暴力，巴勒斯坦人对非暴力抵抗策略的坚持引人注目。巴勒斯坦人宣称的非暴力受到以色列当局的质疑，后者指出，抗议者投掷石块、铁棒和燃烧瓶，这些投掷物会造成严重伤亡。然而，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人的对抗中从未使用枪炮，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几十年来西方舆论把巴勒斯坦人描绘成恐怖分子、把以色列描绘成被围困的大卫的形象。以色列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同往日；如今，它需要去消除自己在国际媒体上那独特的歌利亚形象。

非暴力使这次大起义成为全民参与度最高的巴勒斯坦运动。示威和非暴力抗争并不优先选择受过军事训练的年轻人，而是动员被占领土的全体男女老少共同进行解放斗争。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的地下传单介绍了大量抗争策略——罢工、抵制以色列商品、用家庭教育来对抗学校关闭、通过后院种植来加强粮食自给，这些举措增强了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力量，并逐渐生成了深深的共同使命感，使大起义得以继续进行，尽管以色列进行了强力镇压。

随着大起义从1988年春季持续到夏季，世俗的民族联合指挥部同哈马斯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这两个组织都声称代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其传单中称自己为“你们的运动、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称自己是巴勒斯坦民众的领导人，“巴勒斯坦人民听从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的号召”。54世俗派和伊斯兰主义竞争对手相互参阅对方的传单，争夺对街头民众运动的控制权。8月18日，哈马斯在传单中呼吁发动全国性罢工。组织罢工是巴解组织宣称在被占领土上拥有的特权，因此，民族联合指挥部首次直接批评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声称“对民族阵线团结的每一次打击都相当于为敌人服务，损害起义”。

这种权势争夺掩盖了哈马斯与巴解组织之间的根本分歧：哈马斯寻求推翻犹太国家，而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希望在以色列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哈马斯认为整个巴勒斯坦都是不可剥夺的穆斯林土地，需要通过“圣战”从非穆斯林统治中解放出来。它与以色列的对抗将是长期的，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相比之下，1974年后，巴解组织倾向于两国方案。亚西尔·阿拉法特想经由大起义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建国，首都为东耶路撒冷——即便这意味着承认以色列，并将1948年失去的78%的巴勒斯坦领土拱手让给这个犹太国家。两个抵抗运动的立场无法调和，因此巴解组织继续走两国方案的道路，不再考虑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意见。

巴勒斯坦的抵抗和以色列的镇压使大起义完完全全占据了世界各国报刊的头版，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1988年6月，阿盟在阿尔及尔召开了一次紧急首脑会议，以应对大起义。巴解组织借此机会提出一份立场文件，呼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相互承认双方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哈马斯断然拒绝巴解组织的立场，并重申其关于穆斯林对整个巴勒斯坦拥有权利的主张。哈马斯领导人在8月18日的传单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伊斯兰抵抗运动在传单中坚称：“穆斯林世世代代都对巴勒斯坦拥有完全的——而不是部分的——权利，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

巴解组织没有被伊斯兰主义反对者镇住，而是继续利用大起义使其呼吁的巴以冲突两国解决方案合法化。1988年9月，巴解组织宣布计划召开一次流亡中的巴勒斯坦议会——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以巩固大起义的成果，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回归、自决和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在我国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民族权利”。55哈马斯再次拒绝并谴责巴解组织的立场。哈马斯在10月5日的传单上写着：“我们反对放弃哪怕是一寸我们的土地，因为这块土地浸入了圣门弟子和他们追随者的鲜血。”哈马斯坚称：“我们将继续起义，在（真主的帮助下）将我们的整个土地从犹太人的玷污中解放出来。”巴解组织和伊斯兰抵抗运动之间的对立之处再清楚不过了。

阿拉法特定于1988年11月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就是巴勒斯坦宣告在被占领土上建国。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许多人来说，11个月的大起义和以色列的暴力报复使他们筋疲力尽，建国带来了独立和结束占领的希望，这似乎是对他们所做出牺牲的充分回报，他们因此热切期盼11月的全国委员会会议。

尽管萨利·努赛贝赫对巴解组织的政策有所保留，但他认为即将宣布的独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和其他人一样，期待着帷幕揭开”。努赛贝赫提前获得了阿拉法特的讲话文本，他希望巴勒斯坦独立的宣布成为让世人铭记的时刻，他希望向“尊贵禁地”——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上的清真寺建筑群里的“成千上万人”朗读这一文本。“我想要那个正在经受占领的民族，那个正在进行大起义的民族，聚集在宇宙的中心，庆祝独立。”

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1988年11月15日，阿拉法特向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当天，以色列对被占领土和东耶路撒冷实行严厉宵禁，禁止汽车和平民上街。努赛贝赫选择无视宵禁，设法穿过偏僻的街道，来到阿克萨清真寺。在那里，一小群政治活动分子正和宗教人士们一起，踱来踱去。“我们一同走进了阿克萨清真寺。当圣墓［教堂］的钟声响起，宣礼塔发出宣告时，指定的时刻到来了，我们一起庄严地宣读了我们的独立宣言。”56

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上宣读了这一宣言，这代表了巴解组织对既往政策的大幅调整。该宣言支持1947年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和犹太国家的分治计划，并批准了1967年和1973年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其中确立了归还被占土地以换取和平的原则。该宣言意味着巴解组织承诺与以色列和平共处。

自1974年巴解组织驻伦敦外交官萨义德·哈马米首次尝试提出两国方案以来，巴解组织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巴解组织不再是一个游击队组织——阿拉法特现已断然放弃了“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个人、团体和国家‘恐怖主义’”。面向国际社会，巴解组织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等待建国的临时政府。

国际社会很快给予承认。84个国家对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给予完全承认，其中包括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些欧洲、非洲和亚洲国家，以及中国和苏联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传统支持者。大多数西欧国家给予巴勒斯坦外交地位，就差完全承认独立，但美国和加拿大却完全不予承认。1989年1月中旬，巴解组织取得了另一次象征性的胜利，获得了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与成员国平等发言的权利。57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宣言没有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批准。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发表书面声明，谴责这一宣言是“欺骗性的宣传活动，旨在制造一种印象：那些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领土上实施暴力行为的人是温和的，且取得了成就”。以色列内阁将宣言斥为“旨在误导世界舆论的虚假信息”。58

哈马斯也对这一宣言不以为然。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了一份公报，其中强调“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在巴勒斯坦所有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而不仅仅在被占领土上建国：“不要听从任何试图赋予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统治巴勒斯坦土地合法性的联合国决议……因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伊斯兰民族的财产，不是联合国的财产。”59

无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独立宣言带来了多少振奋，都并没有给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带来任何实际利益。1988年11月15日之后，以色列并没有表现出比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宣言宣读之前更多的放弃被占领土的意愿。在经历了一年的兴奋和期待之后，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然而，巴勒斯坦人却为这么小的成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1988年12月大起义周年时，据估计有626名巴勒斯坦人被杀，3.7万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超过3.5万名巴勒斯坦人在这一年中被捕，其中许多人在起义第二年开始时仍在牢狱之中。60

到1989年，大起义初期的理想主义已让位于愤世嫉俗，目标的统一已让位于宗派主义。哈马斯支持者同法塔赫成员爆发公开冲突。巴勒斯坦社会中的治安队员开始恐吓、殴打，甚至谋杀涉嫌与以色列当局勾结的巴勒斯坦同胞。公报还在发布，示威还在进行，石块还在投掷，伤亡还在增加，大起义还在继续，结局仍不明朗。这是持续了几十年的阿以冲突的最新阶段，国际社会似乎对此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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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一些伊斯兰运动发起武装斗争来推翻世俗统治者或击退外国侵略者。伊斯兰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法统治的伊斯兰国，他们坚信这是真主的法律。他们的灵感来自1979年伊朗革命的成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在埃及，一个分裂运动成功地刺杀了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叙利亚，穆兄会对哈菲兹·阿萨德领导的复兴党政府发动了内战。深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影响的黎巴嫩什叶派武装运动真主党，视美国和以色列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并试图大败两者于黎巴嫩。阿富汗的“圣战”同时针对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打击对象是苏联占领军和公开敌视伊斯兰教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伊斯兰主义者呼吁对犹太国家展开长期的“圣战”，以在伊斯兰政府的领导下使巴勒斯坦回归伊斯兰世界。真主党在迫使美国全部撤军和以色列重新部署，以及阿富汗“圣战者”在1989年迫使苏联人撤离他们的国家上取得的军事成功，并没有带来他们的理论家所希望的理想的伊斯兰国。黎巴嫩和阿富汗在外敌被迫撤退很久之后仍然深陷内战。

阿拉伯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主义者对建立伊斯兰国的最终目标采取了长期战略。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宰奈卜·安萨里提出13年的准备周期，该周期将不断反复直到绝大多数埃及人支持伊斯兰政府。哈马斯发誓要为解放整个巴勒斯坦而斗争，“不管花多长时间”。伊斯兰国的最终胜利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需要耐心。

即便伊斯兰主义者在“真主之道上的斗争”中输掉了一些战斗，但他们仍然相信他们最终会获胜。与此同时，伊斯兰主义团体在重塑阿拉伯社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伊斯兰主义组织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兴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伊斯兰主义价值观在阿拉伯社会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子开始蓄须，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戴头巾、穿着端庄的遮体时装。伊斯兰出版物占据了书店的主要位置。世俗文化被迫退却，伊斯兰复兴方兴未艾，愈发强势，一直持续至今。

伊斯兰主义者从1989年末世界政治的重大变化中获得了勇气。冷战的种种必然如柏林墙一样迅速崩塌。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标志着美苏对抗的结束，并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许多伊斯兰主义者认为苏联政权的崩溃预示着一个新的伊斯兰时代的到来。但现实情况是，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单极世界，主导这个世界的是最后一个幸存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

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第十三章伊斯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