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社会语言学研究70年
《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第十二章 社会语言学研究70年,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第一节 引言
如果从整个国际学界的情形来看，虽然一直就有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范畴的研究[1]，甚至“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早在1928年的俄语学界[2]和1952年的英语学界[3]就已出现，但是当代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确立起来则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60年代，确切地说1964年是其元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有类似经历，即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一些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但是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发展起来则是1978年之后的事情。[4]
70年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波澜壮阔、砥砺奋进、成就卓著、硕果累累。本章将在改革开放前后社会语言学研究历时分析的基础上（第二、第三节），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第四节），以期待新时代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能够展现新发展、呈现新气象。
第二节 改革开放之前：前学科的孕育探索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可以称为“前学科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在语言规划方面，此外在其他个别视角（如文化视角）、个别术语以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认知上也出现了一些萌芽[5]。语言规划的研究是现实问题驱动的结果，源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其他论题的研究则是一方面承袭了中国语言学历史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显然是受到了海外学术研究的影响。
一 语言规划方面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革故鼎新、百废待兴。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就从当时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紧迫现实问题开始了。比如文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语言的规范与标准、普通话的确立与推广等。创刊于1952年的《中国语文》和1956年的《文字改革》是当时研究的主阵地。
《文字改革》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其任务是：宣传国家的文字改革方针、任务、政策；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讨论文字改革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文字改革参考资料；普及与文字改革相关的语文知识；报道文字改革的动态和国内外对中国文改工作的反应等。所以发表在此刊上的学术文章基本都属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范畴。
《中国语文》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界创立的第一份语言学综合性杂志，而从其创刊之初她就开始参与到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和讨论之中了。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6]成立。同年的《中国语文》[7]在7月的创刊号上用三分之一的版面介绍了委员会的相关情况，并刊登了分析文字改革的文章；随后的八至十二月号也都持续关注[8]。1953年四月号，编辑部在俞敏《谈民族标准语问题》一文的“编者按”中指出：“民族共通语、民族标准语、拼音文字的标准音等问题是中国语言学里的一些大问题，也是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可谓是恰当地呈现了当时的情形。[9]1954年的六月号，有讨论汉族标准语的几篇文章。1955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印发，《中国语文》从1955年一月号开始就有了研究和讨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5年2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之后《中国语文》上讨论汉语拼音方案的文章也更多了；1955年10月“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了文字改革的方针、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了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中国语文》在1955年的十一月号刊出了一期此次会议的专题；1956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发布，《中国语文》就在1956年的二月号刊出了《大家来讨论研究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社论，持续的讨论一直到当年的八月号；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中国语文》二月号就刊出了一组汉语拼音方案的专题。
此外，1953年八月号，讨论了术语和译名的问题；1955年10月25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中国语文》从1955年八月号到十二月号，接连刊发了林焘、黎锦熙、罗常培、吕叔湘等先生讨论汉语规范化的文章；1962年二月号，刊发了王均先生的《语言中的并存并用和规范化问题》；1961年一月号刊发了三篇讨论语言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文章，随后四月号、五月号、六月号、七月号连续发文讨论此问题[10]；1966年第2期，刊发了多篇语言学要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文章。
除了杂志文章，这期间还出版了杜子劲的《一九四九年中国文字改革论文集》（1950）和《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1954）[11]、周有光的《中国拼音文字研究》（1952）、张世禄的《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1958）、倪海曙的《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1959）等著作和资料汇编。
应该说，以本体规划为核心的语言规划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体所在。显然，这个时期的语言规划研究是现实问题驱动的结果，而非在语言规划这个研究方向之下的自觉性研究，是一个在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一个学科形成之前的前学科研究阶段。
二 其他方面的萌芽研究
首先需要提及的就是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1950）一书。这本书缘起于1943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一次讲演的著作“开拓了我国语言研究的新领域，标志着我国社会语言学进入了预备、草创阶段，其意义是很大的”[12]。“我国自7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的蓬勃发展……其中有许多研究项目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他所开拓的研究领域。……从更广义的角度看，罗常培对当前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的影响就更大了。陈章太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这篇文章里所列举的近三百篇论文中，其研究内容涉及到《语言与文化》的内容的几乎接近半数。”[13]应该说，这些评论都是很中肯的。罗先生中国传统“小学”功底深厚，又有西方学术视野和讲学美国的经历，二者的融合成就了《语言与文化》的开拓意义。
此外，一些概论教科书和译著提到了语言与社会研究的一些方面。比如1954年、1955年上海东方书店分别出版了高名凯《普通语言学》的上册和下册，1956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岑麒祥的《普通语言学》，两本书都提到了“社会习惯语”和“社会方言”[14]。此外，高名凯、石安石的《语言学概论》（1963）、陆卓元翻译的萨丕尔的《语言论》（1963）等也有相关论述。
在与《中国语文》《文字改革》等差不多同时期创刊的杂志也有一些相关议题或相关术语的讨论。比如《外语教学与研究》1957年创刊号，刊发了李赋宁先生的《英国民族标准语的形成和发展》，1958年第1期刊发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一组资料；《语言学资料》[15]1964年第24期，发表了日尔蒙斯基（苏联）的《社会方言学问题》（王兴权、魏志强译），1965年第25期，发表了ABPOPИH（苏联）《语言和文化》（高德渭译）和ГYXMаH《语言社会学》（廖东平译）；《语言学论丛》1958年第2辑发表了韦悫的《关于文字改革的问题》、岑麒祥的《论语言学中的心理社会学学派》，1959年第3辑发表了一组四篇语言规范的文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