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改革开放之后：学科创立后的蓬勃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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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资料》以《语言学动态》的新名复刊。第1期的首篇发表了赵世开先生的《近十年来美国语言学研究简介（1965—1975）》一文，其中提到了“社会语言学”的新进展；第2期发表了蔡富有翻译的威廉·布赖特（William Bright）的《社会语言学的诸方面》一文；第5期发表了顾执中翻译的《瑞典与芬兰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第6期发表了丁一夫翻译的《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概况》；1979年的第5期，发表了丁一夫的《苏联研究社会语言学的主要机构及研究课题》；1980年，又更名为《国外语言学》的第5期开始连载彼得·特鲁吉尔（Peter Trudgill）的《社会语言学导论》（Socio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1976）[16]。

已有期刊陆续复刊，新的杂志则如春笋般冒出[17]，从而为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平台和条件。随后的几年，在《国外语言学》这一根据地之外，《现代外语》《外语界》《外语学刊》《外语教学与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等杂志也纷纷加入到了介绍国外社会语言学发展情况的队伍；《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和《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更是在1983年的第5期和1985年的第3期分别刊登了一组社会语言学的介绍文章；而在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5月《中国语文》复刊后的第1期就提请人们继续关注中国的语言工作[18]，1982年第5期刊发了陈原的《社会语言学的兴起、生长和发展前景》。

这些杂志的译介以及其他一些翻译文集和著作的出版，使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在本土发展的基础上（如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950）；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19]；《社会语言学》，1983；《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1988；《社会语言学札记》，1991；《语言和人》，2003）开启了与国际学界的接轨，确立了学科的雏形，并由此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大道。下文就从会议、学会和刊物，研究范式，研究主题，课程体系与学科建设等几个方面予以详细考察。

一会议、学会和刊物

（一）会议

中国社会语言学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两个：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和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与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如饥似渴地引介国外的理论和研究。一直到了1987年12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社会语言学讨论会”，才首次集中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社会语言学本土研究的力量。会后编辑出版了讨论会论文集《语言·社会·文化》，论文集的内容涉及：社会语言学理论问题、语言变异/演变（语音、词汇、语法、汉字）、语言规范/语言政策与规划、社会方言（行话、秘密语、隐语、叫卖语、口令）、语言与性别、双语、语言态度、语码转换、交际互动、语言与文化的诸方面（人名、店名、文化语言学、礼貌用语、称谓语、歇后语）等。论文集最后有一个“附录”，搜集了1978—1987年十年间的一些社会语言学研究文章，是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而参会的许多学者日后也都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这一会议后来在1990年和1992年连续举办了三届。第二届讨论会更名为“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以言语交际和交际语言为中心。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言语交际和交际语言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2）言语交际的各种规律和模式以及言语交际时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则；（3）言语交际与文化传统、社会心理和社会环境等的关系；（4）书面交际和口头交际的关系；（5）言语交际中的语言障碍和心理障碍；（6）言语交际中的角色关系；（7）言语交际中的话题选择、语码选择及其转换；（8）言语交际的语言环境；（9）言语交际的效果；（10）言语交际的自我控制；（11）各种交际语言等。[20]第三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语言与文化”，对如何从不同学科和不同角度深入开展语言与文化研究的一系列理论和应用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的特点是：（1）多学科合作；（2）注重研究的实用价值；（3）会风良好。[21]会后出版了陈建民和谭志明主编的《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第三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文集》（1993）。

经历了十二年的空缺之后，一直到2005年，更名为“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的第四届会议才于2005年10月16—18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第五届会议与“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办，于2006年12月8—10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主题是“语言认同和领域语言”；第六届于2011年6月3—5日在渤海大学举行，主题是“语言、民族与国家”；第七届于2013年11月21—22日在百色学院举办，主题是“跨境语言与社会生活”[22]；第八届于2015年5月4—5日在北京华文学院举行，主题是“语言能力与语言政策研究”；第九届于2017年11月11—13日在武汉大学举行。此研讨会会后一般会出版一部论文集，比如第四届的论文集名为《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教育部语用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主编，2006），第八届的论文集名为《语言能力与语言政策研究》（郭龙生、郭熙主编，2017）。

2.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由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主办，于2002年举办第一届，到2018年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首届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9月7—9日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会议主题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证研究”；第二届于2003年11月21—23日在澳门理工学院举行；第三届于2004年12月18—21日在南京大学举行，主题是“言语社区理论”；第四届于2005年12月10—12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主题是“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教学、语言交际”；第五届于2006年12月8—10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主题是“语言认同和领域语言”；第六届于2008年3月25—27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主题是“数字化时代的语言接触、语言规划和语言发展”；第七届于2009年7月16—20日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主题是“语言的多样性”；第八届于2012年9月21—23日在天津商业大学举行，主题是“全球化生活背景下的中国语言生活”；第九届于2014年7月20—23日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主题为“语言教育的多学科研究”[23]；第十届于2016年11月5—6日在南昌大学举行，主题为“语言与文化的多视角研究”；第十一届于2018年7月13—15日在吉林大学举行，主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语言学：机遇与挑战”。研讨会有时也出版论文集，比如第三届的论文集名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新视角》（徐大明主编）。第一届研讨会举办后一年，《中国社会语言学》（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半年刊）杂志创刊。在2004年的第二届研讨会上，“中国社会语言学会”成立。2017年5月19日至5月21日，由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主办、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承办的“中国社会语言学会首届高峰论坛”在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东莞校区举办。

3.其他会议

此外，还有一些分领域的系列会议值得一提。第一个会议是：1987年，陈恩泉教授在深圳教育学院创建了深港语言研究所，并率先团结内地和香港的学者开拓了双语双方言研究。1988年8月，主办了首届研讨会“深港片语言问题研讨会（国际）”，从第二届开始更名为“第×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截至2018年，此国际研讨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每届举办后都会出一辑《双语双方言》论文集。[24]

第二个会议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学术研讨会”[25]。此会议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年度会议，从1994年到2019年已连续举办了十三届。

第三个会议是“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研讨会。由施旭等学者在浙江大学发起，2007年至2018年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届。

第四个会议是“中国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学术研讨会”。此研讨会是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专业委员会的学术年会，2015年至2019年已成功召开了五届。

第五个会议是由《当代语言学》杂志社于2016年发起的“当代语言学前沿：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论坛，至2019年已成功举办了四届。此论坛是当代语言学前沿系列论坛的一部分，尤其注重语言与社会研究理论层面的探讨与思索。

其他的相关会议还包括“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学术年会”“应用语言学学术讨论会”“国际双语学研讨会”“新世纪语言文字应用青年研讨会”等。

（二）学会

在学会方面，“中国社会语言学会”是一个综合性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等则是分领域的学会。

“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于2003年11月21日在澳门理工学院成立。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其日常学术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主办或参与主办“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二是编辑出版《中国社会语言学》杂志。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是曹志耘，后续会长依次为周庆生、高一虹、郭熙、苏金智，现任会长是田海龙。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是隶属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法人单位），创办于1994年。学会的创始人是周有光、王均、张志公、尹斌庸等语言文字学界老前辈，首任会长是张志公，后续会长有苏培成、马庆株，现任会长是靳光瑾。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含义是：语言通用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易化、表音字母化、中文电脑化和术语国际化，使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语文现代化是国家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走向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工程之一。学会的宗旨是：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协助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规范标准的宣传培训活动，组织学者进行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学术研究，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国际化，为提高全民族的语言文字素质、营造和谐的社会语文生活服务。

“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于2015年6月在北京语言大学成立，是中国语言学会下属的二级学会。它的成立是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在中国语言学会指导下，紧紧围绕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发展、国家语言文字管理的重大需求以及语言文字应用领域的重要问题，汇集全国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为推动该学科发展服务、为完善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政策和规划提供学术支撑。研究会会长是李宇明。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于2013年10月在第五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告成立。[26]它的基础是已经举办四届的“当代中国新话语”学术研讨会。委员会创立会刊《话语研究论丛》，主办“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话语研究高层论坛等会议。委员会会长是辛斌。

（三）刊物

在期刊方面，除了《中国社会语言学》这一专业刊物以外，老牌的《语言文字应用》以及新近的《语言战略研究》《语言学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语言规划学研究》《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话语研究论丛》[27]《语文现代化论丛》等杂志或辑刊都是社会语言学论文的集中刊发地。

此外，《江汉学术》[原《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从2004年开始在李宇明教授和周建民教授的主持下开设了“领域语言研究”专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从2008年开始在罗骥教授的设计下开设了“语言国情研究”专栏；《语言教学与研究》在曹志耘教授任主编期间也一度有过社会语言学专栏的板块。

二研究范式

祝畹瑾曾根据研究对象、学术背景、理论旨趣、研究侧重点、研究方法等参数将当时国际上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分成了五类：（1）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语，核心问题是语言变异，此类以拉波夫（William Labov）和特鲁吉尔等为代表；（2）民族学的社会语言学，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去考察语言的使用情况以及语言在人类交际活动中的作用，以海姆斯（Dell Hymes）和甘柏兹（John Gumperz）为代表；（3）社会学的社会语言学（又称语言社会学），研究重点是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全局性的相互作用，代表人物如费什曼（Joshua Fishman）和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28]；（4）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重点是全社会或某个社会集团对使用某种语言变体的评价和态度，代表人物如兰伯特（Wallace Lambert）和贾尔士（Howard Giles）；（5）语用学的社会语言学，以会话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在日常会话中存在着支配交谈的自然规则，代表人物如布朗（Penelope Brown）、列文森（Stephen Levison）和萨克斯（Harvey Sacks）、谢格洛夫（Emmanuel Schegloff）等。[29]

如果从整体上来说，依据研究指向、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的差异，可以将社会语言学研究大致分为宏观社会语言学和微观社会语言学两个次类。前一路径的研究学者如弗格森、费什曼、李宇明等，后一路径的研究学者如拉波夫、特鲁吉尔、徐大明等。综合来看，中国70年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宏观视角要较微观视角更为凸显。

（一）微观社会语言学

微观社会语言学主要是联系社会语境和社会变量来研究语言系统（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的变异和变化，其着眼点在于语言系统本身。

此视角的研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起来的。一部分学者循着“首届全国社会语言学讨论会”的研究路径，另一些学者则在拉波夫范式的框架下进行探讨。前一路径的代表学者比如胡明扬、陈松岑、祝畹瑾、陈建民、陈章太、曹志耘等；后一路径影响比较大的是徐大明领衔的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成立于2003年6月27日，为国内首家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是应用社会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语言研究的机构。以此实验室为基础，不仅出版了大量论著/译著，完成了大量研究课题，而且培育了大量变异社会语言学学者。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微观视角研究注重城市方言、言语社区、语言变项、变异机制等核心论题的分析。

（二）宏观社会语言学

宏观社会语言学主要是关注语言的社会效应，是利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从语言的视角来观察、描写、解释社会现象并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和方案，又被称为“语言社会学”。

此视角的研究70年来一直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主流。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语言规划研究，到近十几年来以李宇明、郭熙、周洪波、周庆生、赵蓉晖、戴曼纯、赵世举等为代表的“语言生活派”研究，一直发展不断、成果迭出。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又称“白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又称“绿皮书”）[30]、《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发展报告》（又称“蓝皮书”）、《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又称“黄皮书”）四大皮书的陆续出版，构成了中国语言文字领域的皮书阵列，为语言文字领域的监测、服务、咨询提供了基础和支撑，也构成中国宏观社会语言学的成果典范。

三研究主题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论题丰富多彩，涵盖范围广泛深入。[31]比如：语言与性别、语言变异（语音、词汇、语法）与演变、双语/双方言与多语、语言与认同、法律语言、语言社区理论、城市语言调查、语言濒危与保护、网络语言、话语分析、语言态度、新媒体语言、语言服务、语言景观、语言能力、语言资源、地名/人名、外来词、语码转换、农民工/流动群体/特定群体的语言、语言接触、会话互动、新词新语、语言政策与规划，等等。

此外，有几个事件值得单独列出：一是“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项目（1997—2006）；二是教育部与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和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的设立以及其后一系列研究中心的建立和政策法规的颁布；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四是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的成立；五是“语言生活派”的形成及“四大皮书”的陆续出版；六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七是《语言田野调查实录》系列；八是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的成立。围绕这些事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论题和研究，更丰富了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

限于篇幅，在此笔者仅依据“中国知网”“主题”（包括期刊、博/硕士论文）一项的相关搜索和统计[32]，并观察知网自带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呈现的曲线图，来对20个主题的文献数量和热度趋势做一个简单勾勒。显然，这种勾勒是粗线条而非精确的，比如：（1）有些主题之下的论文可能不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比如“语言能力”在本体研究和心理语言学研究中也有很多，“话语分析”很多属于篇章语言学和语用学；（2）“社会语言学视角的对外汉语教学”则可能明显少于实际数字，因为这一类研究不一定会含如此长的术语来匹配检索；（3）仅统计了论文（期刊和博硕士论文）而没有统计著作。但从平均误差的角度来看，表12—1所反映出来的趋势应该还是能说明问题的。

表12—1 社会语言学研究主要论题的现状与趋势[33]

续表

四课程体系与学科建设

在课程体系和学科建设方面，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时，就设置了社会语言学研究室；许多高校或研究所也将社会语言学课程纳入本科或研究生的必修或选修课程体系；社会语言学方向的研究生招生也得以出现。语言学概论一类的课程和课本渐多，社会语言学/语言与社会的章节通常都会包括在内，比如：胡壮麟《语言学教程》（1988）、王德春《语言学教程》（1987）、刘伶《语言学概要》（1987）、郭谷兮《语言学教程》（1987）、戚雨村《语言学引论》（1985）、王振昆《语言学基础》（1983）、张惠英翻译的罗杰瑞（Jerry Norman）《汉语概说》（1995）等。与此相伴随，涌现出了一大批社会语言学的教材和译著。

（一）教材编写

教材的编写，比如：陈原《社会语言学》（1983），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34]，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35]，王得杏《社会语言学导论》（199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1993），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1997），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1999），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1999）[36]，吴国华《社会语言学》（1999），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概论》（2004），李素琼《社会语言学》（2005），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2006），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2009），孙炜、周士宏、申莉《社会语言学导论》（2010），徐大明《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2010），陈建平《语言与社会》（2011），贺群《社会语言学纲要》（2012），朱跃、朱小超、鲍曼《语言与社会》（2015），游汝杰《什么是社会语言学》（2015）。

由于主编者们自身的研究背景及关注倾向的不同，这些教材在内容设置、材料的侧重点上也有差异，[37]比如陈松岑、祝畹瑾、徐大明等的教材有更多的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方法、研究的介绍，戴庆厦的有更多的少数民族的材料，游汝杰、邹嘉彦的有更多海外华人社区的调查和分析，郭熙的则更偏重于基于中国国情和语言生活的分析。

也有的教材侧重社会语言学方法论的介绍和应用，比如王远新的《语言田野调查实录》（2007），张廷国、郝树壮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2008），桂诗春、宁春岩的《语言学方法论》（1999）则专门有一章介绍社会语言学的方法。

（二）学术译著

通论性的译著比如祝畹瑾主编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1985），卫志强译的《现代社会语言学：理论·问题·方法》（[苏]什维策尔，1987），刘明霞等译的《社会语言学演讲录》（[美]佐伊基（Arnold Zwicky），1989）、卢德平译的《社会语言学》（[英]赫德森（Richard Hudson），1989），丁信善等译的《社会语言学》（[英] 赫德森，1990）[38]，谭志明、肖孝全译的《社会语言学：语言与社会导论》（[英]特鲁吉尔，1990），周绍衍等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英]特鲁吉尔，1992），严久生译的《语际交流中的社会语言学》（[美]奈达（Eugene Nida），1999），曹德明译的《社会语言学》（[法]卡尔韦（Louis-Jean Calvet），2001），王素梅、彭国跃译的《社会语言学概论》（[日]真田信治，2002），雷洪波译的《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五版）（[加]沃德华（Ronald Wardhaugh），2009），何丽、宿宇瑾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社会与身份》（[美]德克特、维克斯（Sharon K.Dekert & Caroline H.Vickers），2015），石锋领衔译的《语言变化原理》（[美]拉波夫，2019）。

一些系列译丛也纷纷出现。比如：

（1）“交际语言译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陶红印主编，2001）。此译丛介绍的是国外交际社会语言学领域有影响的著作。交际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是西方语言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其特点是用语言学的知识解释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结果。译丛有三本：徐大明、高海洋译《会话策略》（甘柏兹），张凯译《行为互动：小范围相遇中的行为模式》（肯顿，Adam Kendon），施家炜译《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法》（斯考伦、斯考伦，Ronald Scollon & Suzanne Wong Scollon）。

（2）“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徐大明、吴志杰、方小兵主编）和“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商务印书馆，徐大明主编）。这两个译丛是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先后与商务印书馆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推出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和“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陆续推出，它们以译介国外经典的语言规划领域著作为主旨，已成为国人了解国际语言规划研究的必备书系。

此外，还有一些单个领域的译著，比如施旭、冯冰编译的《话语·心理·社会》（[荷]戴伊克（Teun A.van Dijk），1993），艾晓明译的《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英]塔尔博特（Mary M.Talbot），2004），卢岱译的《双语调查精义》（[美]布莱尔（Frank Blair），2006），杨炳均译的《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美]吉（James Paul Gee），2011）等。

（三）原版影印文献

得益于影印和原版书的放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等许多出版社也引进了大量的社会语言学原版著作。比如：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Sociolinguistics（Bernard Spolsky，1999），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Sandra Lee McKay & Nancy H.Hornberger，2005），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Language variation，cultural models，social systems（Gitte Kristiansen & René Dirven，2018），以及最新引进的“牛津社会语言学丛书”（9种）。

外研社的Sociolinguistics（Richard Hudson，2000），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3rd edition）[39]（Ronald Wardhaugh，2000），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Ralph Fasold，2000），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Florian Coulmas，2001），Sociolinguistics：The study of speakers'choices（Florian Coulmas，2010），Language and society（William Downes，201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3rd edition）（Janet Holmes，2011）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American sociolinguistics：Theorists and theory group（Stephen O.Murray，2004）。

五对外交流

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语言学对外交流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内学者走向国际舞台发声；二是国际学者来到中国讲学互动。

在国内学者走向国际方面，有参加国际会议的、有发表文章的、有上学或进修的。早期的周有光、祝畹瑾、陈建民等都有文章在海外发表，随着国内学者外语水平的提升，近期更是有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研究见诸国际学刊。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国际社会语言学的重磅刊物《国际语言社会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IJSL）从1986年至今曾5次组织了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专题[40]；（2）2013年以来，德·古意特（Walter de Gruyter）和劳特利奇（Routledge）两个国际出版社分别与商务印书馆展开了一系列合作，比如前者出版了李宇明和李巍两位先生主编的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系列，而后者则将出版一系列汉语语言学著作的英文版；（3）2017年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主办的“语言文字优秀中青年学者出国研修项目”[41]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开班，这也是国内有规划地组团到国外学习交流的首次尝试。

在来华交流方面，1985年秋应中国教育部和时任北京语言学院院长吕必松教授的邀请，佐伊基到访北京语言学院并讲授了两门课程：接面语法（interface grammar）和社会语言学[42]；2001年5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举办了“海外著名语言学家讲习所”（第一期），邀请了包括拉波夫在内的三位国际学者进行交流[43]；2002年9月，“首届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约翰·甘柏兹到访中国并与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44]；2014年1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约瑟夫·洛·比安科（Joseph Lo Bianco）教授作为“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国际高端专家来华交流项目”首位受邀专家来华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这也标志着“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国际高端专家来华交流项目”正式开始实施。国家语委从2013年起实施该项目，计划不定期邀请一批国际上从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高端专家来华开展交流活动，以借鉴国外语言文字工作的研究成果，加强国家语委相关科研机构和专家队伍建设，提升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水平，服务语言文字事业的科学发展。之后依托该项目来华交流的学者还包括：弗洛里安·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2014年11月）、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2015年10—11月）、迈克尔·拜拉姆（Michael Byram，2016年3—4月）、沙维尔·诺斯（Xavier North，2016年7月）、托马斯·李圣托（Thomas Ricento，2017年9月）、博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2017年11月）、海伦·凯莉·霍尔姆斯（Helen Kelly-Holmes，2017年11月）、陈莉莉（2017年12月）、周清海（2018年12月）等；2018年5月，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到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座。

第三节 改革开放之后：学科创立后的蓬勃发展期

第三节改革开放之后：学科创立后的蓬勃发展期